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二十二日晚，曾國藩在天津寓所寫下如下一段日記：
“是日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四者之功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餘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兩個月後，他將這則日記的內容通過詮釋文字拓展為一封家信，寄給紀澤、紀鴻兩個兒子。此時的曾國藩已是百病纏身，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他將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為四句話、八個字，作為最後的家訓傳給二子，希望他們牢記於心，傳之於後。信的結尾寫道：“餘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侄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並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與日記相比，家信中四條的內容改動了三個字。一是第一條的“慎獨則心泰”，將“泰”字換作“安”字，意思沒有變。二是第四條“思誠則神欽”，“思誠”改為“習勞”，這兩字改得貼切。其實，這四條八個字，既是曾國藩對子侄做人的要求，更是他在個人修養方面一生的追求。
“修身”是中國傳統士人成長過程中貫穿其一生的重要環節。《大學》裡有這樣的論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在這裡，把“修身”作為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礎，即一切事業的成功“皆以修身為本”。曾國藩提出的“慎獨、主敬、求仁、習勞”四條修身要則，既有對前賢的繼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獨到的體驗和省悟。
０１
慎獨則心安
“慎獨”，即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要能夠嚴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為、不放縱。在儒家學說中，“慎獨”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宋明理學家最重視的也是人獨處時的態度。在曾國藩的日記中隨處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針對內心深處“一閃念”的某種錯誤想法或某種不為人所覺察的不道德行為，對自己所進行的反省、自責、鞭笞，甚至辱罵。
“母親五十八壽辰……是日不能預備壽麵，意在省費也。而晡時內人言欲添衣，已心諾焉，何不知輕重耶？顛倒悖謬，謹記大過。”這則日記需稍加說明。此時曾國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職，妻子隨他在京居住。而父母雙親則遠在湖南鄉下老家。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三日，恰逢曾氏母親生日，因為母親遠在家鄉，所以儘管曾在這天日記裡寫的第一句話即是“母親五十八壽辰”，但並沒有預備壽麵，他考慮的是母親不在身邊，“意在省費也”。但是，吃飯的時候妻子向他講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雖然口頭沒有說什麼，但心裡已答應了。就這麼一件他不在日記裡寫誰也不知內情的事，讓他自責不已，在日記裡大罵自己不知輕重、顛倒悖謬，還給自己記了大過一次，以接受教訓。
同年十月初十的一則日記更有意思：“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夢中的事更是除他本人以外無人知曉，即便對於這種情況下流露出來的一絲貪慾，他也不放過，在日記中責備自己：看看你已經卑鄙到什麼程度，連做夢都羨慕別人發財。
“慎獨則心安”，說的是一個人在獨處時尚且能為善去惡，心中自然無一愧疚之事，“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就像俗話所講的“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是一樣的道理，這樣就能保持心情的愉悅。修身首在養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慎獨”就是最好的養心，可以使人得到最大的快樂。
０２
主敬則身強
“主敬”，亦是儒家修身的一項重要內容，曾國藩認為：“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功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
曾國藩強調“主敬”，實際上突出的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人要自強、自信、自立，對待生活、對待工作莊敬嚴肅，持這種態度的人，必定會事業有成，生活充實；反之則精神萎靡、缺乏自信、處處傍人，必定是事業無成、生活空虛，即便是身體也不會好。
“主敬則身強”說的就是這層意思。曾國藩一生“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主敬”二字，即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
０３
求仁則人悅
“求仁”，就是對人要有仁愛之心。“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曾國藩十分推崇宋儒張載在《西銘》中對人與人、人與萬物關係的概括：“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類萬物同為天地父母所生，同出一源，因此都應該互相關愛。曾國藩把這種關係上升為“必如此，乃可謂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的高度。
咸豐九年（1859年）五月初八的日記中，曾國藩記下了他和九弟國荃關於“為人之道”的一段討論：“夜與沅弟論為人之道有四知……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諸人’，孟子所云‘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
“求仁則人悅”，就是說，只要你時時、處處與人為善、設身處地、替人著想，別人也就歡迎你、信服你，可以說，“求仁則人悅”是曾國藩一生在處理官場、朋友、家庭等人際關係時所遵守的一條基本原則。
０４
習勞則神欽
習勞，即身體力行，一個人衣食住行，與他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匹配，這才符合天道、受人讚許，也就是神欽。當一個人的付出和他所得相一致的時候，那就不會招來忌妒和怨恨，否則，就會惹得天怒人怨。在給紀澤、紀鴻兩個兒子的信中，曾國藩寫道：“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此時的曾國藩是侯爵、大學士、兩江總督，他在信中能夠如此清醒地看到當時社會上所存在的這種不平等的現象，能夠如此真誠地對農夫織婦這些人們予以同情，對於不事生產卻坐享奢華生活的人給予嚴厲的譴責，應該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這種同情和譴責不僅僅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而是付諸實踐，用來律己，用來教育和約束自家的子弟。
翻閱曾國藩日記，隨處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載：“細思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細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見之‘勤、大、謙’……而‘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倘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在咸豐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給家鄉的四位弟弟的家信中，曾國藩寫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住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曾國藩要求家中的子侄從小要和農家子弟一樣，養成勞動的習慣。把“習勞”二字作為自己修身的重要內容且用以嚴格約束子弟，固然與曾國藩出身農家、從小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響有關，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出於他對儒家理想人格的信念和個人閱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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