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陀羅indra
這是個一言難盡的問題。
就像那句著名的“勝利者不受指責”的俗語一樣，日本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方面秒殺韓國的表現，足以找出千萬條日本比韓國優秀的理由，比如日本人素質高、日本人自律性強、日本醫療體系發達、日本政府能力更強等。
但所有的理由，都不足以真正反映日本和韓國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方面的本質，因為兩國表現優劣的比較依據，主要是確診病例感染人數，而人數從來不是最根本甚至最有參考性的因素。
就像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者的傷亡人數遠小於同盟國，但不影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歷史事實一樣。如果僅從日本確診病例感染人數少於韓國就得出日本在疫情防控工作上確實比韓國突出，那結論只能是南轅北轍。
事實上日本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工作上不僅不如韓國，甚至相當失職。而之所以這麼說，結論也恰恰是出自確診病例人數少於韓國的基本情況。
試想，日本和韓國同樣是地狹人稠的國土環境；在二戰後又幾乎同時成為美國在事實上的殖民地，且都移植了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所謂民主和自由的觀念深入人心；另外，因為尷尬的體量和畸形的發展軌跡，日本和韓國在二戰後都通過外向型經濟實現了經濟的一飛沖天。
可以說，兩國從內到外都有著諸多的共同點。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疫情行將失控而日本卻氣定神閒，難道是因為日本有韓國沒有的天照大神保佑嗎？那韓國還有耶穌普照呢。那麼既然大家都差不多，為何日本會如此優秀呢？靜夜史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日本雖然不夠“優”，但比較秀。
而這種“秀”，體現在檢測手段上的與眾不同。
如果你相信“多檢多得，少檢少得，不檢不得”的規律，那就應該明白為何日本的疫情形勢要比韓國樂觀這麼多。
而如果能效仿某些國家堅持將新型冠狀病毒認定為流感，那你會忍不住用青龍偃月刀給日本削個山藥。
作為最早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國家之一，日本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相當給力的，但這並不能成日本高枕無憂的理由，因為新型冠狀病毒不同於其他入侵者，日本的“水際對策”根本無從發揮。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的問題自然陸續暴露，尤其是對“鑽石公主”號豪華郵輪的不靠岸檢疫問題上，日本不僅未在船上進行有效隔離，連人員檢測也始終慢條斯理，到2月19日船上乘客陸續下船也沒有完成全員檢測，這使得很多乘客在未進行檢測的情況下回到日本社會，成為一個又一個隱患。
誠然，日本人確實服從性強，即所謂的素質高，但不是所有人都自覺性強，尤其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這就讓日本社會處於極端的危險之中。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日本民眾的健康交給所謂的“素質”，不僅無知，更是無恥。
而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也只是規定民眾必須出現咳嗽等症狀4天以上，且體溫達到37.5度方才有機會檢測，而且不是第一時間就能得到檢測的情況來看，日本政府一定是在刻意躲避什麼，而在靜夜史看來，這個原因只能是東京奧運會。
前期付出了這麼多，如果因為新型冠狀肺炎而功虧一簣，想必日本是絕對無法接受的，而伴隨著東京奧運會的“變故”，最終反映到日本經濟層面，並造成更加慘烈的損失，這更是日本不願意面對的。
所以，從國際奧運會表示到5月份若日本疫情仍得不到控制就將推遲甚至取消東京奧運會後，日本瘋長的數據就開始逐步平穩了，我們捐贈的核酸檢測試劑盒也可以在倉庫吃灰了。
而相比於日本的自信，不太自信的韓國在2月18日“31號病人”出現後，每天檢測的人數至少有4000人，確診病例也在快速增長。
相比於日本的安倍晉三政府，韓國文在寅政府雖然沒有東京奧運會的政治任務，但擺在文在寅面前的問題同樣棘手，那就是如何處理疫情。如果效仿日本少檢測自然可以保持政府形象，但紙終歸包不住火，一旦出現更嚴重情況必然川雍而潰傷人必多。而如果如實處理，大規模檢測，必然又會因確診病例的增長而引發韓國社會的恐慌，雖然這是對韓國民眾乃至全世界都負責的態度，但必然也會導致部分韓國民眾的不滿。
而左右為難的文在寅政府最終選擇了誠實，這也是韓國比日本疫情更嚴重的根本原因。
作為國情高度相似的國家，無論日本還是韓國都不可能照抄鄰國作業，因為它們的尷尬體量註定了缺乏全門類工業體系，必須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一旦封城，能不能阻止病毒不重要，自己先餓死是一定的，所以兩國政府都只能通過各自的最優方式進行處理。
而很明顯，韓國比日本做得更好。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