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與發展的歷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推進，中國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國家治理的制度創新也將邁上新的臺階。在這一轉型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有哪些因素值得存續，又有哪些因素需要根據新情況加以改進？隨著改革開放而茁壯成長的中國政治學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未來應向何處去？
12月7日，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與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舉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暨“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及《中國政治學發展四十年》新書發佈會。中國政治學知名學者齊聚深圳大學，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中國政治學的未來之路進行了探討。
會議現場。 主辦方供圖
怎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肖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組成的。其中，根本制度指的是領導制度、軍事制度、政治制度、社會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以及根本文化制度（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制度）形成的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五位一體制度。基本制度指的是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制度，如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重要制度則指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來的，在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主體性制度。
中國國家治理制度設置的內在邏輯，整理自肖濱演講。澎湃新聞 馬一鳴 製圖
同樣涉及國家治理，中國的理念與西方相比存在差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俞可平表示，西方所論述的國家治理涉及到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與國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兩個不同的層面，而中國的國家治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與地方協調治理模式。同時，兩方的治理模式也包含著共同的要素，如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善治等。
肖濱認為，當今中國的制度優勢來自於改革開放四十年為國家治理增添了自治與市場經濟等新的制度元素，“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制度增量，中國的體制才變得不像計劃經濟一樣僵硬。”
下一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關注哪些方面？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桑玉成認為，治理體系中應關注指標體系的研究，更要加強對黨政關係體制、政府職能體制等方面的研究，並通過體制創新營造廉潔政治生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景躍進也表示，過去的四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多地變成了一個“筐”，社會中的突破性進展均被裝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籃子，下一步的制度創新應該注重闡釋這一制度的內涵及其實際應用性，理清“筐”裡的內容。
中國的制度發展與中國政治學科體系建設
此次會議還邀請到了《中國政治學發展四十年》的主要作者進行了圓桌會談，共同探討中國政治學科體系建設與中國社會制度發展的聯繫。
俞可平發言。主辦方供圖
編寫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韓冬臨教授在撰寫過程中發現，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是一種“舶來品”。中國政治學在改革開放之前基本是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後來眾多的西方優秀理論成果逐漸傳入中國，國內才真正開始出現多樣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研究層面，中國未來的政治學發展需要避免以往只研究如何使用某種研究方法的思維侷限，而要進一步開始對研究方法進行研究，進而才能在未來提出研究方法創新的新思路。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徐勇也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有微觀化與細緻化的趨勢，這就導致了中國學者難以擺脫西方理論“消費者”的身份。而現在因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局勢愈加複雜，十九世紀孕育出的政治學理論已經無法適應當今世界政治發展的研究需要，因此世界已經走向了理論貧乏的時代。
在這一關鍵時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優勢進行提煉變得尤為重要。徐勇引用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專家費正清的“政治統一體”概念，“我們可以將‘政治統一體’看作政黨整合，與古代的血緣整合相比，它更堅固；與近代政治學理論所倡導的行政整合相比，它不依靠大量的稅收。”徐勇解釋，“政治統一體”的性質決定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分離而包容的關係，其帶來的穩定性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有較大優勢。
徐勇表示，中國社會長期的發展歷程為制度建設提供了歷史延續性而非斷裂性，而延續性的主要力量在於國家內部穩定的農耕文化根基。自主性的家戶農民、內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調適性的國家治理在不同層面均為中國社會做出了貢獻，這套完整的體系使中國成為了一個“政治統一體”，既有“持久性變革”，也有“週期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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