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同性戀而被開除教職，這事，還真發生了。現年31歲的山東教師明珏（化名）便是一例。
2017年9月，明珏，被一名投資人找上，合夥在青島市籌備幼兒園。這名投資人出資，另外一名教師負責招生，至於明珏則負責教學領導。自從三月開始招生，最好的時候，共招到七、八名孩子。除了教師身份，明珏還是一名同性戀。
明珏還對自己的朋友圈設定了隱私，不讓現在的學生家長可見，但先前任職的幼兒園學生家長看到了之後，找到了現在的幼兒園跟投資人舉報。最終，明珏被開除，最終走上了仲裁之路。
故事雖然簡單，但背後的故事，卻並不簡單。
同性戀於1869年創造的。這個詞描述的是，對異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應，卻被自己同性別的人所吸引。
應該說，在古時的中國，對待同性戀是寬容的。最起碼，從未出現過對同性戀處以極刑的觀念和立法。在佛、道儒觀念裡，也沒有對同性性行為和情感關係予以否認。甚至，在明清時期，中國男風盛行之時，幾位皇帝都有同性戀傳聞。
不過，在注重家族觀念的傳統社會，對同性戀的寬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打破傳統婚姻規則。
20世紀50年代，婚姻法確立了一夫一妻制度，打破了之前流行數千年的多偶制。專偶制度以後，一旦男性選擇同性戀，則意味著不能產生後代，這勢必是一種“羞恥”。
獨生子女政策也導致了對同性戀的壓力增大。如果父母不止一個孩子，對於撫養後代的期望，就不會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同性戀者受傳統婚姻的壓力就會降低。
再後來，艾滋病與同性戀直接就劃上了等號。早在1980年，《人民日報》中就首先出現了“同性戀”的字眼。在1980-2011年的《人民日報》中，提及同性戀的188篇文章，有超過80篇文章是以“艾滋病”為主題的。在80年代，艾滋病剛剛進入大眾視野，《人民日報》中就有文章稱艾滋病“是同性戀特有的疾病”，“艾滋病患者僅限於一些脫離社會正常生活的群體，諸如同性戀，以注射方式吸毒的癮君子等”。
1997年，《刑法》刪除了流氓罪，同性戀在中國不再是一種罪行；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中刪除了“自我和諧型”的同性戀，同性戀在中國不再是一種病症。在同性戀去罪化和去病化以後，同性戀在中國依然舉步維艱。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全世界遍地開花的時候，同性戀的話題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忌。
與此同時，社會對同性戀的看法，卻不盡相同。根據李銀河的調查結果，中國公眾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還不高，顯示出一種中華文化特有的“中庸”態度。堅決接納同性戀和堅決反對同性戀的，都是公眾的少數。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境況？小編分析，這其實是人們之間的一種“趨利避害”的選擇。
比如，若鄰居家的孩子是個同性戀，則會抱著寬容的態度，甚至是看笑話；而若是自家孩子是同性戀，則是極力反對了，想方設法也要讓孩子改過來。大型問答社區“知乎”的“同性戀”話題下，有個超過2000個回答的問題：“怎樣才能坦然接受兒子是同性戀的事實？”在提問中，這位母親試圖為兒子找心理治療師，來扭轉他的同性戀傾向，並堅定地相信“同性戀是可以治療的”。
而梳理中國數千年的婚姻與家庭制度，也同樣看到“趨利避害”的影子。古時可以三妻四妾，生育多個子女，傳宗接代不在話下，所以對同性戀是寬容的；專偶制度後，“傳宗接代”的任務得到強化，自然就排斥“同性戀”；而當同性戀與艾滋病相提並論時，同性戀更被妖魔化。凡此種種，對同性戀的態度，取決於當時的社會狀態。
回到同性戀是否可以當教師上，小編看到最多的評論是“怕誤導了孩子”。這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教師教的是知識，而非“同性戀”“異性戀”。為何還有那麼多人反對？因為擔心。擔心這，擔心那，一切的假設都害怕成真。
不歧視同性戀，並且保障其權益，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長相、膚色、身高、體重、性格、民族、國籍都不相同，性傾向只是不同的一個方面。對不同性傾向的尊重與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社會的文明程度。這不僅是在保護個體的權利，還是在保護少數群體的權利。
希望更多人能放下偏見、消除誤解、包容他人，願每一種愛都不被傷害，願每一個人都能活出內心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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