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有一首詩是這樣開頭的，
同志, 你問我:
愛寶塔山還是愛天安門?
在這臨行的時刻,
叫我用怎樣簡潔的語言
回答你的提問。
也許, 你知道我們珍藏著寶塔山的圖片,
也許, 你見到我們宣誓在天安門。
天安門和寶塔山遙遙相望,
北京娃為什麼做了延安人?
……
1976年，清華附中五人下鄉前在天安門前留念，後排左起：惠博陽、羅平，前排左起：凌歌、俞捷、史敏。
這張照片包括1976年初到子長插隊的所有北京知青。是子長第一批，也是最後一批北京知青。從北京出發途經延安時，縣知青辦鞏主任來接時，大家一起留影。女生由左至右：俞捷（清華附中），凌歌（清華附中），富光（甘家口中學），史敏（清華附中），楊虹（翠微中學），鞏正直（子長縣知青辦主任），孫晶（189中學）。男生由左至右：惠博陽（清華附中），張主任（北京來送行的軍代表），周群（翠微中學），羅平（清華附中），左昭平（翠微中學），馬克（翠微中學），孫少端（育英中學）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們北京知青一行十二人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子長縣馮家屯公社(現在的瓦窯堡鎮) 插隊落戶。在子長當時已有兩個大學生回鄉務農。 一位是李紅耘，另一位是張存福。清華附中史敏，羅平，惠博陽，凌歌，還有我，我們五人來到李紅耘的家鄉芽坪大隊(現在的芽坪村)。另外七名北京知青到張存福的家鄉李家溝落戶。
現在的青年人可能無法理解我們那時的情感，但一切是不能拋開歷史背景而談的，那個年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1976年4月初北京知青到達子長，縣裡領導和群眾歡迎的場面
我們是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北京知青到子長來。大概是由於李紅耘當時的知名度，有一位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一直跟到芽坪村裡。我們受到了縣黨委，縣政府，公社領導，還有鄉親們的隆重歡迎。我們收到的禮物有毛澤東選集，勞動工具如：老撅頭，鋤把，扁擔，水桶等。 芽坪和李家溝還各有北京 “陪嫁’的禮物，手扶拖拉機兩臺，還有水泵。縣委有一名副書記姓劉，專管文教(包括知青)工作，縣委第一把手和劉書記還有許多常委經常一塊來看我們，問我們有什麼困難。縣知青辦就象我們的孃家，工作很細緻，除了為我們訂了兩份報紙外，還送來桌椅板凳，杯子，屜布，搌布，圍裙，油瓶等日常用品。還經常下來看我們。知青辦鞏正直主任還在我們這裡住過一晚，和我們同吃同住。因北京年年要來送新的知青，同時還要來檢查工作，延安地區領導在芽坪隊幹會上說，“北京慰問團來的時候，你們要向北京彙報，所以要特別注意北京知青的工作，要不然我們沒法向北京交待，你們要保證北京青年一點事不能出”。縣裡有一個文工團，有文藝晚會時，會常常給我們送票。我們剛來時看了一個眉戶劇叫 “紅泉戰歌”，內容是講一個大學生回鄉的事蹟，應該是根據李紅耘，張存福等人的事情編寫的。
村裡歡迎的場面，大隊書記李紅耘贈送勞動工具
知青們栽種紮根樹
當年芽坪大隊有900多口人，一小隊600多，二小隊300多，我們在一小隊幹活，一小隊還分山地組，川地組, 和基建隊。芽坪主要是山地, 黃土山，2400畝土地，有2000畝山地，400畝川地，四面山都是芽坪的，有的地離村很遠。隊裡主要農作物是高梁, 玉米, 還種一些小麥, 產量比較低，川地麥子最好年頭畝產也才200斤左右。我們下鄉後在李紅耘的帶領下，個個幹勁十足。當時，李紅耘帶領大隊黨支部訂下三年建成大寨式的新農村的目標。第一件事就是李紅耘和公社的團委書記李生玉帶著我們上山種紮根樹，希望我們立志農村，紮根芽坪，為建設新農村貢獻力量。我們幹過的營生有：拿糞，點籽，撓畦子，掏地，擔糞，麥田放水, 農田基建, 打壩，養豬，噴藥，追化肥，割麥等, 一位男生還攔過牛, 開過手扶拖拉機。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幹活外，晚上一般也很忙。月亮很亮的時候，就安排夜戰。從河灘背石頭蓋新農村。冬天也不閒著，當時叫做“狠抓農田基本建設”，從縣裡和公社下達任務，要求每人造5釐地，搞人造小平原。除了紅耘外，知青組中史敏是我們的領軍人物，她是組裡唯一的黨員，處處帶頭，個頭不大，很能吃苦，是她把我們五人凝聚在一起，一直團結合作得不錯。不象有些其他的知青點，沒過多久，就各起爐灶。當年有什麼事，村裡人也都愛找史敏，她有主意，有條理，會分析。有一次半夜三更，有一家來找，說是有誰難活了，史敏不顧勞累，爬起來就帶了些自己的藥跟著去了，我說跟她一起去吧，她偏不要，怕影響我休息。勞動回來，大家都躺在炕上懶得動，她就搶著去挑水，從不計較。多累她都扛得住，我真覺得她和李紅耘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凌歌是多才多藝，會寫會唱又會跳，村裡和公社的文藝節目都少不了她這個骨幹。她編排的幾個老婆婆學毛選的節目至今還留在芽坪人的腦海裡。羅平則最會講笑話，無論每天多辛苦，有他和惠博陽一唱一和，大家就笑翻了天，忘記了勞累。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說起什麼來，連誇張帶想象，直到笑得肚子痛。北京人管這叫貧嘴。這幾個都是貧嘴大王。正是這些幽默和樂觀還有鄉親們給予的親情陪伴著我們度過了那個艱苦的年代。
知青參加生產勞動
在芽坪的兩年多，鄉親們待我們比自家人還親，工具撿最好的給我們使，平常常給我們端來菜吃。每天早上，我們還沒起，就有大嫂替我們生好火。暖壺沒水了, 總有人拿回自己家灌好開水送來，夜裡走路都有好幾個女社員扶著我們女生。許許多多事兒，他們不聲不響替你做了，有時你也不知是誰。開始我們自己輪流燒火做飯, 總是做不好，超難吃。 一次輪到我做飯, 用了很多柴還燃不起煤來, 光冒濃煙, 老鄉說, “看這價糟踐成了甚”。大家寧願上山受苦, 也不願早回來做飯。後來隊裡可憐我們這幾個北京娃，就派紅耘的媽媽天天為我們做飯, 粗糧細做, 光是土豆就能做出許多花樣來，讓我們頓頓有可口的飯菜，大媽還幫我們淹了幾缸酸菜，鹹菜，她總是忙完了我們知青點的營生，才忙她自家的事，她待我們就象她自己的孩子一樣，關心我們的柴米油鹽和冷暖，時常囑咐我們，使遠離父母的我們又感覺到家一樣的溫暖。隊裡給了我們一點自留地, 種種菜什麼的, 貧協主席和公社的團委書記親自幫我們種, 一有空就跑到地裡幫我們打理。 山路不好走, 我們城裡娃兒穿的鞋都是塑料底的, 打滑, 李紅耘就發動村裡女青年們給我們每人做了一雙布底鞋。我們第一年按照國家政策是吃國庫糧。從第二年起，要在村裡按人頭，工分分糧分菜。村民們評工分時都給我們評的比我們實際能幹的要高，分糧時，給我們每人按一個半人分。沒有人有意見。他們總說，“娃娃們來我們這搭兒不容易，這些家裡的還不操心死了”。在物質那樣貧乏的年代，大部分人家半年糠菜，半年糧，有的還要在饑荒的年景，打發娃娃們出去要飯。他們卻把最珍貴的糧食多讓給我們。這是何等的淳樸。逢年過節，家家請我們吃飯，吃扁食，油糕， 喝黃米酒， 經常是吃不過來， 每家只能嘗一點罷了。
知青在李紅耘書記的帶領下，制定村裡的遠景規劃。
紅耘領導的黨支部還在村裡辦了一所 “五.七”農民學校, 有政治理論班, 電機班，農技班和掃盲班。記得理論班當時講了三講，第一講是紅耘講的<>, 第二講是芽坪學校楊主任講的<>, 第三講由子長縣黨校學生講的<>。電機班由隊裡電工（李光燕）擔任教師，教材每人發一本<，0.85元, 農技班，由隊裡兩個農技員擔任教師（記得其中一個是馮志勝（滿屯）），以<>上，下冊和<>為教材。下工吃完飯後，拿著書和本到學校學政治，學業務。由於隊裡沒錢買教材，辦學校的教材全部是子長鐵廠贊助的。遺憾的是，對我來說白天勞動強度太大，還無法適應，晚上學習時，常常打磕睡，效果不很好。
芽坪的民兵訓練搞得是熱火朝天，全大隊有一個民兵連，武裝基幹民兵只有一個排，我們五名知青都是武裝民兵。通常晌午收工吃飯後訓練，不耽誤生產，訓練完了就又出工了。1976年6月19日是毛主席關於民兵工作三落實指示發表14週年紀念日，縣武裝部舉行了慶祝活動，搞了民兵表演。有打空降，有打坦克，有定向爆破, 有射擊表演和射擊對抗賽，都是由各廠和各村民兵表演的，我們村選了一個民兵班參加了和鐵廠民兵的射擊對抗賽, 我們知青都參加了，我和另外兩名知青在比賽中獲得優秀。
1976年6月29日夜在我大隊附近山上分別發現20餘顆信號彈, 有紅的, 有黃的, 發現情況後, 民兵立即集合起來, 分頭站崗, 把住了幾個山頭和村口, 要道, 並馬上報告縣武裝部, 後半夜, 武裝部的解放軍揹著手槍, 帶著別的村的民兵, 趕來了, (民兵都拿著步槍)進一步封鎖了河流, 要道, 第二天, 天將矇矇亮, 全村大搜查, 查戶口, 第一天沒有查到什麼, 白天又派人到別的村追查可疑人, 同樣也沒有查到什麼。 打那以後一段時間, 我們民兵輪流天天晚上站崗放哨, 我們站崗時, 槍裡都裝好了子彈。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那些所謂的“信號彈”是哪兒來的。那年代聽一些老知青說，他們在山上見過有蔣介石頭像的傳單。白天勞動太累，晚上站崗，常有人睡著。我有一次在水渠邊站崗，怎麼也擋不住那個困勁，一個磕睡，掉到了水渠裡。
芽坪不是一個小鎮，是一個村，我們來時村裡還沒有商店和代銷點，買東西要到8裡外的縣城去。後來為了方便村民買些油鹽和小日用品等，村裡辦起了代銷店。先是我們知青中的凌歌任代銷員，後因她有文藝特長，被公社借調去編排節目，隊裡就讓我接了她的工作。我們代銷點，一個月的銷售量， 最少是700元，最多能到1000元。 因為我們設在路邊，過路人多, 附近還有礦工， 所以銷售量較大，我們從縣裡的城關供銷社進貨，芽坪大隊得利潤的40%。 除了布匹， 衣服， 一般貨物都有如：日用小百貨，菸酒，煤油，鹽，糖精，勞動工具等等，還有蘋果。 賣的最快的是蘋果， 鹽，煤油，煙。我早上出早工，白天賣貨，晚上參加夜戰。一般要自己拉個架子車去到縣城邊上的城關供銷社進貨，拉回村裡再賣給鄉親們。在往縣城的路上，要經過一條小溪，那時還沒有橋，小溪的水不深，中間錯落地排了一些露出水面的大小鵝卵石，進貨回來時，架子車很重，若沒人幫忙推扶著就很容易翻到水裡，水裡石頭多，磕磕絆絆地也拉不動。每次到了河邊，我就停下來等人幫忙，路過的行人，不管是誰，不管認識不認識，回回都幫我把車推過河去，又接著幫我推上了坡才住手。有多少這樣的子長人幫過我，已無法統計了, 而且也不知他們是誰。我要求自己儘量做好這代銷員的工作。有時正吃飯時，有人上窯裡來找我要買鹽什麼的, 我總是不管啥時叫馬上跑下去賣貨，一頓飯還分幾次才吃停當，紅耘的媽媽心疼我, 每每跟我說，叫他們等，吃停當了再下去。
1977年7月6日延安地區發了一次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水， 半夜三更，大雨不住，大壩快衝脫了，全村還在夢中。貧協主席王大叔最先發現不妙，起來叫我和史敏，我們又冒著大雨把住隊幹部叫起，把吹號的叫起，吹緊急號，把全村叫起，往高處轉移。我們所在的芽坪大隊五座壩全部被沖垮，沖壞100畝地，沖走一家的東西，村前的小溪平時也就沒腳面高，可以淌過去，洪水來時，驚濤駭浪，象個猛獸，老鄉們忙著搬糧食鋪蓋，我們也忙著把代銷店的貨安全轉移到高處。前一年我們在壩裡放了魚苗，已長大了，這次都被沖走了，試驗田裡的稻子眼看要抽穗了，綠油油的，挺招人愛，卻被衝的一乾二淨。河裡漂浮著上游下來的一些浮財， 還有隊裡的一些東西，羅平一看著了急，他不顧個人安危跳到洪水裡去撈集體財產。
說起羅平游泳，那功夫可是了得。一次他開拖拉機路過一個水庫，看到一堆人圍著，他過去一看，不好，一個娃兒掉下去了，但沒人敢跳下去救。羅平見狀立即跳下水庫，把那娃兒撈了上來。只可惜太遲了，那娃兒已過去了。 即使是這樣，那娃兒的大還是帶了一條煙到我們窯裡來感謝羅平。羅平做的這兩件事堪稱英雄之舉。
當年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 女青年下水游泳被看做是件傷風俗的事。我們女知青, 不管那一套, 跳到水壩裡游泳, 好幾個村裡的女子, 也勇敢地和我們一起跳到水裡, 惹得一群婆姨們圍在岸邊看熱鬧。事情傳出後我還被請到楊家園則中學, 教女學生娃學游泳。
1977年9月13日我忽然難活起來，發燒40.3度，躺在炕上一滿動不了。村裡的赤腳醫生天天來給我打針，退燒針，合酶素，慶大酶素，葡萄糖等等。還在十指放了血，後背上用針挑了放血，拔了一脊背火罐子，還颳了後背，幾天不得過去，能用的法兒都用上了，仍然高燒不退。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想起父母在我臨來前不知哪裡搞的幾小瓶紫雪，告訴我在萬不得已時可服用，可以救命的。 隨即請人幫忙翻出此藥服下。最後終於高燒退下，但也消耗了不少體力， 一直頭痛和低燒。當時子長正流行病毒性感冒，傷寒和腦炎。知青辦的人聽說後很關心，送來了罐頭和蘋果，還帶我到縣醫院去看病，確診只是流感後才放心。又留我在縣城知青辦的窯裡住了幾天，直到病完全好了才讓我回村。
文章選自“50後de的博客”，作者：俞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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