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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緣起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同時發生了兩場劇烈的變革，一是家庭革命，二是消費革命。家庭革命使家庭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遷，由夫妻和獨生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成為我國城鎮家庭結構的主要形式，兒童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價值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消費革命提升了消費者的自主性，改變了家庭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同時催生了許多新興的消費市場和消費者群體。兒童消費者的崛起就是家庭革命和消費革命相互影響的典範案例。在這雙重革命的進程中，與促進兒童發展和家庭代際流動相關的兒童教育消費是當前城鎮家庭消費支出的重頭戲。
教育是代際流動的重要渠道，也是社會階層再生產的主要途徑。在決定個人生活際遇上，教育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教育消費除了具有其他消費的一般特徵之外，還有特殊的價值，即它是一種投資性的消費。因此，在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兒童教育消費不只是一項一般意義上的家庭消費，而且也是一項重要的家庭投資策略。在當前中國城鎮社會，由於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分佈不均衡，不同階層的家庭在投資兒童教育消費上的競爭不斷加劇。從早教、幼教、擇校、學區房到送出國門參加遊學、夏令營等，無論是來自富裕階層還是工薪階層的家庭，都被深度捲入其中。學校系統提供的教育服務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家長的需要，他們紛紛轉向由市場化的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服務，如“學而思”、“新東方”等培訓機構所開辦的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教育服務業的市場化發展已形成規模巨大的兒童教育消費產業，形塑出了商業色彩濃厚的兒童消費文化。
然而，當代父母尤其是中產階層父母，對兒童消費文化卻有一種普遍的糾結心態：他們既對當代兒童消費文化抱著一種警惕的心理，害怕孩子的成長環境受到消費文化的侵蝕，又不得不對消費文化做出讓步，甚至從中尋求育兒良方、覓得心理安慰。從當前媒介上所呈現的各種育兒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式父母”的焦慮與渴望，特別是中產階層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集體焦慮，隱含著整個社會對階層流動或階層固化的擔憂。中產階層的“地位恐慌”也從自身的消費救贖迫不及待地轉向對子代的教育投資。
由此可見，兒童教育消費是介於家庭空間和公共空間之中的一個消費熱點問題，它不僅體現了兒童作為教育消費者身份的崛起，也承載著父母的希望，而且因影響到家庭階層地位的流動而與更宏大的公共政策產生關聯。面對兒童教育消費的持續增長，我們既不能否認大眾消費文化的消極影響，也不能簡單地用父母的非理性、競爭性或炫耀性的消費觀念來解釋。學術界一直在批判消費文化對兒童的侵蝕，但“如果消費文化是作為好父母的敵人，那麼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父母將敵人邀請到自己家裡？”。
事實上，兒童消費文化並非只屬於兒童世界，它還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母”設定了文化邊界，並據此來建構父母身份。父母們將兒童消費看作為孩子們購買幸福或社會資本的一種方式。對許多父母而言，滿足兒童消費需求是維繫親子關係的一條情感紐帶，是“親子之愛”的一種表達方式，是創造家庭歸屬感和幸福感的一種呈現方式。因此，兒童教育消費不只是兒童與市場之間的單向度關係，還蘊含著兒童、家庭與市場之間的多元關係。作為家庭消費的一部分，父母通過何種方式讓兒童獲得教育消費的機會，反映了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和家庭階層地位等方面的特徵。同時，作為兒童消費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將兒童教育消費置於消費文化的整體視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家庭工具理性和父母情感表達的雙重屬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產階層父母們內心深處的焦慮。這就需要我們在市場轉型和家庭變遷的背景中，重新審視兒童、家庭與教育消費市場之間的關係。
▍分析框架
（一）市場轉型中的兒童消費者
在我國城市家庭革命和消費革命的雙重背景下，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城市獨生子女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中的第一代兒童消費者。在過去四十年中，隨著獨生子女的成長，兒童消費市場出現了戲劇性的擴張。同時，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這一代城市兒童很少有兄弟姐妹，在家庭中“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他們，獲取的消費資源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好。
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城市獨生子女，比第一代獨生子女面臨的市場環境更為複雜，兒童消費文化所包含的意義也更為豐富多元。市場對過去被忽視和邊緣化的兒童消費需要和慾望一一做出了回應，商業化的氛圍幾乎滲透到兒童生活的每個角落，在他們成長的各個階段，幾乎所有與之有關的消費需求都可以從市場中得到滿足。這些在市場轉型中成長起來的兒童，實際上是我國消費文化敘事的一箇中心。不僅兒童消費成為家庭消費的重點，而且兒童對家庭消費決策也發揮著越來越大影響。
現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獨生子女也已開始為人父母，他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影響著自己的子女。21世紀的兒童消費者正在重複著他們昨天的故事，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前兩代獨生子女的消費狀況，他們所面臨的商業環境與西方同儕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學者所擔憂的商業化對童年的侵蝕，在我國城鎮同樣存在。童年在現代社會變成了一種昂貴的生活方式，兒童消費市場的範圍早已不再侷限於食物、玩具和童裝等方面，而是不斷地擴大。令無數城鎮父母感到焦慮的教育消費也被市場所包圍，成為這一昂貴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面，諸如音樂、美術、舞蹈等各類藝術興趣培訓班和奧數、英語、親子閱讀等課外輔導班已成為當代兒童教育消費的重點領域。
在教育市場的激勵競爭中，教育產品供給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由市場主體配置的教育資源日漸佔據兒童校外教育的核心領域，大量由機構或私人提供的課外輔導班、藝術興趣班應運而生。那些效仿和針對主流教育課程的校外付費補習也被稱作“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包括聘請家教為子女授課或送子女到補習班就讀。“影子教育”的擴大和兒童教育消費市場化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家庭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教育支出，而家庭結構的差異又將導致不同家庭兒童教育消費出現差異，進而擴大不同階層教育資源獲得的不平等。
（二）“唯一的希望”：家庭少子化與兒童教育消費
家庭結構是地位獲得和代際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之一。由於不同結構形式的家庭在家庭資源、社會資本以及撫育的角色和功能等方面的差異，家庭結構將會對孩子的教育發展和社會心理發展水平產生顯著的影響。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核心家庭成為家庭結構的主導類型，特別是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獨生子女政策之後，核心家庭中的“核心”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它不僅僅是指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一種“小家庭”的結構形態，還包含子女數量急劇減少這一特徵，即家庭的少子化。家庭少子化帶來的一個顯著後果是，兒童在家庭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核心”。
這些變化將對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和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作為“唯一的希望”，獨生子女從一出生就成為整個家庭關注的中心和家庭未來的寄託，家庭生活的重心也開始向獨生子女傾斜。這種傾斜在子女教育消費上表現尤為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深刻影響了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不同於其他家庭投資，兒童教育消費是一種家庭人力資本再生產的投資。父母們把對小孩的投資看作促進孩子獲得教育成功的手段，並最終通過社會資本的積累獲得社會階層地位的提升。這一解釋視角著眼於家庭代際流動，側重於對孩子成本—效用的工具理性考量，把兒童教育消費視為一種家庭投資策略，是家庭未來的希望所在。
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有很多種方式，如購買“學區房”以獲取優質的學校教育資源。但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已經不能滿足城鎮父母的需要，越來越多的父母將目光投向市場化的教育服務機構，他們對“學而思”、“新東方”之類的校外興趣班和輔導班趨之若鶩，期待從中獲取更多優質教育資源，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進而在教育分層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影子教育”已成為教育競爭的“第二戰場”，在我國以及全球很多國家，“影子教育”的花費已成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家庭、學校和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他一些課外活動，如美術、音樂、舞蹈、體育等興趣班同樣花費不菲，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但是父母們願意為此買單，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他們不得不做出的投資，而缺少這種投資的兒童在學習、社會地位乃至最終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或好配偶的競爭中將處於劣勢。
已有不少實證研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的“影子教育”再生產了主流教育系統中的社會不平等，擴大了城鄉和不同階層的學生在獲得教育資源、教育機會和教育結果上的差距，併成為城鄉和階層不平等在代際間維持和傳遞的一個重要通道。城市中產階級家庭與底層階級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上的差異，也促使家庭教育模式出現了階層分化。
在教育分層研究中，西方學者提出的“有效維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論認為，不同階層之間的教育不平等並不會因受教育機會的增加而減弱，而是以某種“有效的”方式繼續加以維持，這一觀點同樣為中國的經驗數據所支持。所以，在教育培訓機構遍地開花的城鎮社會，父母們並沒有因此而放鬆；相反，在全民“搶跑”面前，在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不平等依然難以消弭的情況下，城鎮父母的危機感和焦慮感空前地爆發出來。然而，由於害怕“掉隊”，即使大家都痛恨這些興趣班和輔導班，還是沒有人願意退出，整個社會由此陷入了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
（三）“以愛之名”：親子關係與兒童教育消費
在現代家庭中，“童年神聖化”已是不可逆轉的一個事實。童年期的孩子儘管在經濟上是“無用”的，但在情感上卻是“無價”的。孩子可以給父母帶來歡樂、愉悅，是父母心靈的寄託和希望所在，可以使父母感到生命更有意義。
這種兒童情感價值的普遍提升可能是全球化現象，但在中國，因“少子化”趨勢的日益突出，兒童在家庭情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愈加不可動搖，使親子關係成為家庭關係的主軸。由於消費不只是一種市場上的購買行為，同時也是一種“關係性的工作”（relational work），在家庭中具有情感表達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消費等經濟活動來創造、維繫和協商與他人的重要關係。
因此，兒童教育消費不僅在量上佔據家庭消費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質上為家庭情感特別是親子關係的建構與互動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有的不少研究把家庭當中不斷攀升的兒童消費看作是父母對子女的愛的表達和心理補償，以及父母用來維持親情、創造家庭歸屬感的一種方式。從這一視角來看，兒童教育消費就不純粹是屬於兒童自身的消費，它牽涉了父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承載著父母強烈的情感，是“父母之愛”淋漓盡致的表達。
在我國，許多父母自身很節儉，但在孩子的教育消費支出上，很少會吝嗇。即使一些家庭不夠富裕，父母仍然通過抑制其他消費，來滿足孩子的教育消費，努力給他們構造一個教育機會充足的童年。很多父母希望下一代能夠過上他們在童年時所不能享有的生活，擁有他們小時候所沒有的東西。
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在消費社會的語境中，“父母之愛”是被消費文化建構出來的。特別是在童年日趨商業化的環境中，兒童消費文化的轟炸式炒作無疑是最大的幕後推手。正是消費文化操縱著兒童和父母的消費走向。當代消費文化的中心已聚焦到兒童和青少年身上，孩子成為連接消費市場與家庭的新通道，並已成為被“品牌捆綁”的人。其實大多數的家長也認識到了過度商業化對兒童身心健康的危害。但是，無論怎樣批判和抵制，都難以阻擋兒童消費文化碾過的巨輪。
因為，童年的商業化，其原因不僅是消費文化的商業炒作這一外部因素，更為驚人的是，消費文化已經滲透到家庭內部，導致在家庭結構變遷中，親子關係的重構需要遵從消費文化的法則。雜誌、廣告、電視、兒童電影、電子遊戲和網絡等大眾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們成為構建溫暖、親情和愛的新工具，並以親情連接、溫情訴求拉攏孩子，重構了健康、幸福和成功孩子的形象，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育兒觀念。不送孩子去輔導班或興趣班，反而被看成是父母對子女教育不負責任的表現。“愛他，就送他去上興趣班”，成為許多父母的信條。這些事實提醒我們，無論是探討今日中國兒童教育消費的增長還是親子關係的變革，都不能忽略這兩者的內在關聯，哪怕“父母之愛”是被建構出來的，在事實上也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支配著父母的消費選擇。可以說，有多少“父母之愛”，就有多少興趣班或輔導班假此之名以行，“父母之愛”是解讀兒童教育消費增長的情感密碼。
不僅如此，“父母之愛”還體現了家庭的教養方式，父母在子女身上投注的情感和時間的差異，是階層再生產的一種重要方式。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2010）一書比較了中產階級家庭和工人階級家庭對待子女的教養方式。她發現，中產階級父母通常採用“協作培養”的模式，會給孩子安排各種課外活動，有更多的陪伴和積極的情感交流；而工人階級父母一般採取“成就自然成長”的模式，很少給孩子組織課外活動，並傾向於採用專制型的教養方式。兩種“不同教養方式的文化邏輯在廣大的社會範圍內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中產階級的孩子比工人階級的孩子在社會生活中佔有更為明顯的優勢。從這裡不難看出不同階層的親子關係對兒童教育消費的重要影響，而更深遠的影響則體現在階層再生產之上。中產階級父母對子女教育問題的焦慮和不惜代價的時間、情感和金錢投入，恐怕也正是源於對這一點的深刻感觸。
▍研究分析
本研究使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寫為CEPS）2013-2014基線調查數據對兒童教育消費進行分析。該項目從全國隨機抽取了28個縣級單位（縣、區、市）作為調查點，以學校為基礎，隨機抽取了112所學校、438個班級進行調查，被抽中班級的學生全體入樣。基線調查共調查了1.9萬多名學生，其絕大多數年齡介於11-14歲之間。為了更準確地反映父母對子女教育消費的影響，本研究只保留了由親生父母、繼父母所填寫的家長問卷數據，只保留了學生在城鎮學校就讀、家庭居住在城鎮社區的樣本，共得到9272個有效樣本。（編者注：篇幅所限，本研究的變量設定、研究假設及數據分析方法請參見發表原文，此處從略）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1可見，平均每個家庭用於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為1883元，但在不同家庭結構中，存在較大的差別。如圖2所示，獨生子女家庭的支出比多子女家庭的支出要高很多，其中，獨生女孩的費用支出最高，是獨生男孩的1.41倍，多子女家庭中女孩的支出也大大超過男孩，是男孩的1.29倍。從圖3來看，與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比單親或雙親缺位的兒童略高一些。
在校外教育消費中，參加各類輔導班/興趣班是其最主要的內容。如表1所示，參加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兒童已超過六成。事實上，不少兒童參加了不止1個興趣班或輔導班。從樣本應答百分比來看，在所有類型中，英語是最受歡迎的，其次為普通數學，然後依次為音樂/樂器、語文/作文、繪畫、體育、舞蹈和書法等興趣班。
進一步來看，兒童參不參加以及參加哪些校外輔導班/興趣班也是因家庭而異的。這些選擇背後的差異，折射出了父母們的教育理念和階層偏好。從表2可以發現，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概率最高，接近七成，多子女家庭的兒童參加者不足半數。而不管是在獨生子女家庭還是多子女家庭，女孩參加的比例都高於男孩。再比較兒童參與課程輔導班和藝體興趣班的情況，可以發現，不管是獨生子女家庭還是多子女家庭，參加課程輔導班的比例都高於藝體興趣班。當然，不同階層家庭的選擇可能會不一樣。
（二）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分析
數據結果顯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經濟狀況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那些家庭經濟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職業為白領的，即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相對於家庭經濟困境、父母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和非白領職業的家庭來說，兒童校外教育消費都要更多，由此可見中產階層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
與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相比，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在校外教育消費支出上要明顯地高出很多，與女孩相比，男孩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要低一些，而差異都非常顯著。此外，與雙親共同居住雖然會增加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但並沒有統計顯著性。
同時，親子陪伴的時間越長，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就越多；親子情感互動的程度越高，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也越多。
（三）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分析
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來看，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和家庭經濟狀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相較於家長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從事非白領工作和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的兒童，家長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家境中等和家境富裕的兒童，其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均要高很多。也就是說，中產階層家庭更加重視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
從家庭子女結構來看，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是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的1.42倍。性別的影響是顯著的。相對於女孩來說，男孩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更低，只有女孩的73%。與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是單親或雙親缺位家庭的兒童的1.13倍。可見，完整的家庭更能促進兒童獲得校外教育機會，父母雙親的共同協作顯然具有更突出意義。
在家庭對待兒童教育消費問題上，父親和母親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在兒童校外教育活動參與中，母親這一身份特徵（職業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是更為突出的。這與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即母親在兒童教育方面的高度介入，使母職呈現一種“經紀人化”的新特徵。
兒童參加什麼類型的興趣班或輔導班，也會因家庭背景而異。通過橫向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各個階層都更重視參加核心課程輔導班的背景下，相對而言，那些家長職業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狀況更富裕的家庭，對兒童參加藝體興趣班的影響力比參加課程輔導班的影響力更大一些，中產階層家庭對兒童藝術、體育等方面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更加註重學業之外的文化資本積累和階層品味培養。
▍結論與討論
首先，家庭結構深刻地影響了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支出和機會。一方面，家庭子女結構改變了家庭對子女教育投資的策略，相對於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來說，作為家庭唯一希望的獨生子女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參與機會。相對於男孩來說，女孩也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機會。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結構雖然對兒童校外教育費用的支出沒有顯著影響，但對兒童是否參與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影響卻非常顯著，與父母雙親共同居住能夠更好地促進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
其次，良好的親子關係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有著積極的影響。一方面，父母陪伴孩子的時間越長，孩子可以獲得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機會就越多。另一方面，親子情感互動與交流越頻繁，反映了父母對子女的情感投入越深，因而也越有利於子女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進一步的分析發現，父子關係和母子關係在這裡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母親比父親的投入更多，特別是中產階層家庭中的母親，對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具有更為積極的促進作用，母職的“經紀人化”趨勢更加明顯。也正因為如此，中產階層家庭中的母親往往表現得更為焦慮。對兒童來說，參加課外輔導班是一種“影子教育”，但對母親來說，就是一種“影子工作”。
再次，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階層化差異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本研究發現，中產階級家庭對子女校外教育更為重視，他們不僅像其他家庭一樣熱衷於讓孩子上各種課程輔導班，而且更傾向於把孩子送到各類藝體培訓班中，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和藝術修養，這是一種明顯具有階層化特徵的教育消費實踐。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待都非常高，為培育優質的孩子、積累家庭向上階層流動的人力資本，不遺餘力地投資孩子教育。而體制內教育資源的匱乏和不均衡分佈，使很多中產家庭轉向校外教育消費市場，以尋求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保障孩子在學業競爭中獲得更加優勢的地位，這些都在無形中助長了校外教育消費市場的興起。
但是，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盛行，不僅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而且也使義務教育階段減負政策難以起效，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兒童捲入到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中，造成“校內減負校外增壓”的亂象。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基礎教育制度改革依然無法剎住校外教育消費市場大肆擴張的步伐？其中有制度和經濟層面的原因，但我們同時還要在社會文化心理層面上進行剖析：
校外教育消費市場的發展，被塑造成一種影響巨大的兒童消費文化，迎合了大多數家長的需要，強化了兒童對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依賴，最終使校外教育服務產品變成了極富工具理性和情感價值的家庭生活必需品。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儘管教育主管部門多次發出通知，著力於整頓和規範校外教育培訓市場、減輕中小學校學生的學業負擔，但是為什麼大多數家長們並不領情。家長們並非不想給孩子一個寬鬆和快樂的童年，只是教育機會的激烈競爭在中小學階段甚至在幼兒園階段就顯露出來了，為了“美好的將來”，家長們誰也不敢輕易減輕課外負擔，否則無異於自我掉隊。儘管獨生子女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參與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多子女家庭的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支出就會減少。
事實上，兒童教育消費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已滲透到家庭生活之中，影響著父母對兒童教育消費的持續投入。不管是獨生子女家庭還是多子女家庭，只要還存在著階層流動的焦慮和衝動，只要試圖通過教育來改變個體命運或家庭地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投入就不會減少；相反，只會得到父母們越來越多的重視。
本文既無意為日益變味的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正名，也並非一味地批判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而是試圖承認它們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達的功能。兒童教育消費已成為兒童消費文化中的重要內容，而兒童消費文化並非是天真無邪的兒童的侵害者，它也給兒童提供了一個共享的知識庫，為兒童間的交流和玩耍提供了一個基礎，他們在消費的同時，也在表達一種和同學、朋友共享一種文化的慾望，也是對共同體的一種想象。
我們在面對當前日益增長的“寶貝經濟”時，看到的是兒童消費已經構成家庭消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消費卻很難套用批判性的消費理論來解釋。因為兒童消費對父母和家庭來說是極富意義的行動策略：它有可能是父母們由於忙碌而缺乏對兒童陪伴的一種心理補償（如給更多的零花錢），可能是一種打著“為兒童”旗號的懷舊消費，也可能是力圖通過提升兒童教育消費來為兒童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還有可能是為了融入某一階層群體而對兒童消費文化的遵循。
因此，在父母眼裡，校外教育消費活動並非總是嫉妒、炫耀和攀比，在家庭少子化的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愛、尊嚴、希望或某種競爭性的生活意義。艾莉森·帕夫就認為，現代消費創造了一種“尊嚴的經濟學”（economies of dignity），對許多家庭來說，不斷攀升的兒童消費或是為了給孩子創造一種更為體面的生活方式。從家庭內部生活的角度而言，兒童的情感價值已超越其所能帶來的經濟價值，併成為家庭情感連接的重心所在，不斷增長的兒童教育消費也成為表達父母之愛的一種方式。從家庭外部競爭的角度來說，獨生子女作為家庭的未來和唯一希望，是家庭參與社會競爭的重要力量，因而成為家庭最好的投資品。購買校外教育服務，就是“購買希望”。父母們把對孩子的投資看作促進孩子在教育方面獲得成功的一種手段，並最終獲得家庭社會階層地位的提升，哪怕這樣的投資會影響到當下父母和孩子的幸福感。
本文原載《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4期，原題為“‘購買希望’——城鎮家庭中的兒童教育消費”，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註釋從略。 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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