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曾發表過一篇題為“成長的煩惱——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的主題演講。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了，它會給人類帶來哪些煩惱和挑戰？我們又要如何應對？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汽機的廣泛使用，第二次是電氣時代，第三次是半導體信息時代，薛瀾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目前已能看到雛形。前面幾次工業革命，因為歷史原因，中國都沒能真正參與。但今天，中國有機會能像美國等發達國家一樣，參與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形成過程中了。
薛瀾提出，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中國帶來新的機遇，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具體有四個方面。
首先是對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工業革命和經濟發展中間，其實存在兩個悖論。首先是生產率悖論，就是說新技術的進步並沒有給我們帶來預期的生產率的增長。以美國為例，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增長在1947到1983以及2000到2007年，兩個時段裡，分別是2.8%和2.6%左右，但是從2007年到2014年，也就是科技大幅改變我們生活的這段時間，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3%左右，這要怎麼解釋？薛瀾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很多技術是平臺型技術，它們創造的價值是免費的，並沒有通過市場交易反映出來。
其次還有創新悖論。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創造性毀滅”，是指有新的技術創新帶來更大的社會收益，但同時會讓舊產業消亡，通過這種毀滅，使社會不斷進步。例如，電力機車代替蒸汽機車、數碼相機代替膠捲相機，都是創造性毀滅。
但荷蘭學者盧克索特近來提出“毀滅性的創造”這麼一種可能，就是指一些創新僅僅對少數企業有利，對整個社會是不利的。比如，金融領域放鬆監管會導致很多創新只對少數金融企業有很大利益，但可能會給整個金融世界帶來危害，甚至帶來金融危機。比如現在的社交媒體讓人們長期沉溺於手機和電子遊戲，很難進入到深度思考，長此以往，是否會對人類社會進步產生影響等等。
而不管是生產率悖論，還是創新悖論，其實都可以看做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對未來工作的顛覆。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美國2010年的各項職業中，將近一半的工作在今後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機器或人工智能替代。其中很多工作在今天是高級白領在做的，比如律師助手、房地產評估師等等。未來，也許很多人在同時做很多的臨時性工作，傳統意義上的穩定工作將不復存在。
第三個挑戰是對社會公正、倫理道德和社會規範的衝擊。比如說，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變大，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替代，社會收入分配將形成兩極化狀態，少數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收入特別高，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則失業。再比如，生物醫學進展會帶來倫理道德問題，基因檢測是否會帶來就業歧視、保險歧視。如果未來出現可定製嬰兒、延長壽命、記憶提取時，是否有一系列倫理道德的困擾出現？又比如，人工智能也可能會帶來社會問題。《紐約時報》曾拿機器人寫的新聞報道和記者寫的新聞報道放一起讓大家去辨認，90%的人都辨認不出來。如果今後機器人可以寫出漂亮的文章、畫出各種風格的畫作，那人類還是否需要去學習？ 這些都是我們即將面臨的挑戰。
最後一個挑戰是對公共治理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可能更加困難。政府規章制度的演變非常慢，而技術變化太快，兩者很可能無法同步。其次，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難。社交媒體的普及使個人可以成為公眾媒體，公眾常常比政府獲得信息更快更多；最後，政府對公共安全的保障會更加困難。社會如此依賴網絡和信息，我們的數據安全、網絡安全如何保障？
那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薛瀾提出了幾個思路。首先，要加強社會預見的研究，把社會影響的思考滲入技術選擇。其次，要引入同步設計的原理，從創新源頭注入社會影響。我們在之前的工業系統設計原理是先創新後治理，這導致了諸多問題，如何使得治理的觀念和創新同步，比如將循環經濟理念滲入到工業設計中。再次，要提倡適應性治理，實現創新推進與創新治理的有機平衡。一方面，要通過合理的規制減少創新可能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在規制創新的同時，減少潛在的掣肘，使得創新能夠蓬勃發展。
大數據處理信息服務商金盛網聚WJFabric認為，從歷史經驗來看，每一次的工業革命對於人類社會改造的速度、力度和影響是持續提升的，而第四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結果必將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其目標不僅在於生產效率的提升，更是對整個社會的一種徹底改變。從實際作業到頂層設計都將接受其“洗禮”。因此，理念的改變應當成為最先接受這一挑戰的“排頭兵”。新理念的直接應用是在社會頂層設計的體現，密切關注新科技動向，適時修正頂層設計內容，更好地付諸於日常管理，進而實現全民的認知升級，由此方可更好地利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成果，而非受制於“工作機會減少”的膚淺困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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