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盡美同志誕辰120週年。這位第一代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為著中華民族的獨立、勞苦群眾的解放，奮鬥了一生，直到走近人生終點時還諄諄告誡共產黨人:“

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到底！”這36個字，既是他對共產黨人的殷切希望，也是他個人短暫的27年人生的真實寫照，至今讀來，令人感佩，亦令人深思。家鄉人民永遠銘記這位共產主義鬥士。2018年6月5日，紀念王盡美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將在諸城舉行。

“120年前的6月14日黎明，天微微亮，王盡美出生在諸城市枳溝鎮大北杏村（時屬莒縣）一戶佃農家中。自幼從小愛憎分明的他，對底層民眾的苦難有著天然的同情，富有民族反抗精神。”諸城市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海濤介紹道。

在北杏村中心街南頭,王盡美一家窩居在地主家的兩間小偏房裡。1918年，是他人生的轉折點。20歲的他，靠租種地主家的幾畝薄地,養活著小屋裡的祖母、母親和媳婦兒。低矮的土炕旁，支著鍋臺。炕膛裡的木柴和樹葉,是母親她們在村前南嶺上一點點撿回來的。

朔風中的茅草屋裡,在白天,僅藉著陽光取暖。勞累了大半年的王盡美,終於得閒讀書了。三年前,他高小畢業,一直在家參加勞動。

隨著年齡和體力的增長,王盡美成了莊稼地裡的一把好手。勞動繁重,負擔沉重,家境困苦,但他一有時間就孜孜不倦地借書攻讀。

對王盡美來說,上學是奢侈的。“他父親窮得沒有名字,人稱王五。他出生前四個月,父親撒手離世。這樣的家庭條件,本來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但他八歲那年,本村地主見山堂家請了一位先生,為九歲的兒子祥兒設塾啟蒙,同時還想找個年齡相當的孩子陪讀。他母親聽說後託人說情,才使他有了讀書的機會。”諸城市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海濤介紹道。

塾師先生見他生得耳大面方,天庭飽滿,認為有貴人之相,又聽說他出生時紅光滿屋,便給他起了個學名“王瑞俊”,字灼齋。可惜不到一年光景,祥兒夭折,小瑞俊失學。

一年之後,小瑞俊又有了給另一家地主的孩子——春兒陪讀的機會。可不到半年時間,春兒也因患了和祥兒一樣的急症不治身亡。一時間小瑞俊被不少愚昧的村裡人傳成能“妨”人。

失學務農的王瑞俊,飽嘗生活艱辛。好在三年後,北杏村設立了村塾,才使他重新入學就讀。由於品學兼優,先生對他關愛有加,免去了他的學費,還指定他為大學長。

一年之後,考上了枳溝鄉高級小學的王瑞俊依然出類拔萃。他的老師王新甫先生,畢業於濟南法政學堂,給王瑞俊灌輸了不少新思想。

王新甫還介紹和推薦了進步書籍報刊,如《天演論》《革命軍》《民報》等,使王瑞俊越來越關心國家大事,開始萌發民主主義思想和救國救民的志向。

天資聰穎的王瑞俊是學習的多面手。王新甫老師笛子吹得很好,曾教他吹過《滿江紅》和《蘇武牧羊》等曲目。他又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拉二胡和演戲,成為北杏村農民戲班子裡的主角。他的書法也相當俊逸,並以才思敏捷、擅寫文章聞名鄉里。在由晚清進士莊陔蘭編修的《重修莒志》中,如是記載:“王盡美……家貧苦學,弱冠入濟南第一師範。

砥礪學行,殫心國事。”

高小畢業後,王盡美扛起養家的重擔,家中生活略有好轉。可受壓迫受剝削的貧窮命運,並沒有得到改變。想著千千萬萬和自己一樣趴在土裡的同胞,到底該怎麼辦呢?他在認真地思索著這個問題。

十月革命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況等消息,偶爾傳到閉塞的北杏村,王盡美朦朧地感到,

世界和中國都處在劇烈變化中,自己應進一步深造,探求真理,有所作為。悄然間,他決定離開家鄉,到濟南繼續求學。

可當他提出去濟南求學的要求時,卻遭到家人的反對。在那兵荒馬亂的世道,王家三代單傳的他要離開家鄉,隻身到五六百里外的地方去,家人怎能放心。王盡美只好耐心地解釋,反覆懇求,家人終於同意。

“錚錚喬有看滄桑”

1918年,春末夏初的一個早晨,南嶺綠意盎然。臨行之前,王盡美登上村前的南嶺,俯瞰家鄉的大好河山,賦詩一首,以抒胸臆:“沉浮誰主問蒼茫,古往今來一戰場。濰水泥沙挾入海,錚錚喬有看滄桑。”

海拔三五十米高的丘陵小山——南嶺,在王盡美眼中,要洗心革面成“喬有山”,即要將之喬遷為勞動人民所有。百年時光,銜枚疾走。記者再次登頂喬有山,北杏村已天翻地覆,紅瓦灰牆的整齊民居鋪展在山之北麓,百姓安居樂業。只是,再也看不到村口那個背起簡單行囊去闖天下的年輕人的背影……

告別依依不捨的家人,王盡美意氣風發地奔赴濟南。那時的濟南,在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鐵蹄蹂躪下,到處殘垣斷壁、商業蕭條；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勞動人民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為活命奔忙不息……這讓剛剛升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王盡美再次陷入深憂。

奔著“師範”而來的王盡美,本希望師範裡每一位學生都成為發達教育的孢子,將來能把四萬萬同胞的腐敗腦筋洗刷淨盡,更換上光明純潔的思想。可到校後,王盡美被老師摁在教科書、講義中,卻於“教育”二字並不顧及。

滄海橫流,有舟者渡。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使王盡美那憂國憂民、苦悶彷徨的心胸豁然開朗。他開始意識到,當時時代條件下,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操控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政客的手中,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對救國救民是無濟於事的,也決不是青年學生應走的道路。

王盡美決心走出課堂,奔向社會,把讀書同革命實踐活動結合起來,把自己同工農群眾結合起來,他欣喜若狂地投入到了波瀾壯闊的五四愛國運動中。

1919年5月中旬,王盡美從濟南迴故鄉。與在諸城縣枳溝鄉高級小學一年級讀書的王蔚明,談起省城的新聞。

“盡美同志說,濟南學生和全國各地的學生一樣,響應北京學生的呼籲,已經組織起學生會來。現在全國各地已經發展成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的共同行動。”

同時,王盡美將到諸城後,得到當地教育界一些愛國人士的幫助、順利開展工作的情形,向王蔚明說了一遍。

“盡美同志還對我講了一些革命道理。大意是說,辛亥革命雖然打倒了一個皇帝,又出現了無數個‘小皇帝’。他們爭權奪利,連年內戰,生靈塗炭更甚於前。人們要想得到民主、和平和幸福,就必須再來一次革命。只有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才能復興……”

當時只有十三歲的王蔚明,聽了王盡美一席話,耳目一新、茅塞頓開。

“思想起了大翻身”

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王盡美,暑假後升入省立一師本科第十班學習。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王盡美的思想有了飛躍。新學年開始不久,他聯絡省立一中學生鄧恩銘和育英中學教師王翔千等,鬧了一次學潮,要求撤換昏庸反動的校長。

結果,換湯不換藥。新上臺的校長,仍維護腐敗的舊教育制度。通過這次鬥爭,王盡美認識到,舊的教育制度,絕不是撤換幾個校長所能徹底改變的。只有徹底改變整個社會的政治制度,才能改變舊教育。

五四的勁風吹到泉城,鼓動著思想的萌芽。當時,文化運動的空氣充滿全國。北京、上海新的出版物總有數百種之多,而所銷冊數在十萬份以上。而濟南直到1919年9月,由省議會的王樂平和進步教師等組織成立齊魯書社,大力推廣介紹有價值的新文化運動出版物後,狀況才很快有了改觀——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新教育》等雜誌在濟南的銷售數都達到了百份左右,新出版物在濟南每月的銷售量達到千份以上。

“我在五四運動前,思想還是頑固,愛讀古書；五四運動中,受到感動；五四後,我在學校圖書館裡看到了《新青年》。記得我第一篇看的是陳獨秀的論‘新青年’,使我的思想起了大翻身,產生絕對反對舊東西的思想。”與王盡美同為一師同學的延波真曾回憶說,“我們從報刊上知道蘇聯十月革命後,實行社會主義,從軍閥侮辱共產黨的佈告中,知道中國也有共產黨,但不知道去哪兒找共產黨。”

此時的王盡美,在一師策劃上演胡適所寫話劇《終身大事》。接著,他又組織演出新村政劇——《芙蓉鏡》,是學生改革村政的故事。

搭乘齊魯書社的順風車,馬克思主義在山東落地生根。齊魯書社著重介紹、推銷《俄國革命史》《辯證法研究》《社會科學大綱》及《新青年》《莽原》等刊物。王盡美和鄧恩銘等人經常到齊魯書社借閱、購買進步書刊,探討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道路和方法,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時代越亂,主義越紛雜。五四運動後的濟南,同全國其他大城市一樣,思想界比較活躍。既有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傳播,也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的宣傳,青年人的信仰在左右搖擺中,迅速變化著。

“必是赤旗的世界”

王盡美吃下定心丸的時間,在1920年。這年年初,李大釗在北京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學為主,由國立八個校院聯合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以後,王盡美同志又來到了北京。我向他介紹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情況。……王盡美同志對這些都很感興趣,他登記作為通訊會員加入了北京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那時我任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書記,他回去之後經常和我通信聯繫,交換刊物。”中國共產黨創建時的黨員羅章龍回憶道。

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後,王盡美刻苦攻讀所能找到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章。在此之前,由於看到請願團幾次赴京的失敗遭遇,他曾認為一切政府都是壞東西,出於對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反動政府的無比憎恨和不滿,一度受到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崇拜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等人。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澎湃,王盡美通過閱讀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聽到了李大釗“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呼聲,開始追隨馬克思主義。

“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多次閱讀《共產黨宣言》,每到結尾處,總讓王盡美蕩氣迴腸。他認識到,窮人所以窮是階級壓迫的結果,依靠“教育救國”或無政府主義的個人暗殺都不能改變人民的命運,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把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中解救出來,走上光明燦爛的前程。於是,他轉變成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夏秋之際,王盡美和鄧恩銘等在濟南,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Communist,現譯共產主義)學會,以研究共產主義為宗旨,專以收集共產主義理論書籍,繼而研究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

同年8月,中共上海發起組負責人陳獨秀函邀王樂平在濟南建立共產黨組織。王樂平把來函交給了王盡美和鄧恩銘。這年秋天,共產國際代表之一楊明齋從上海回平度老家省親,路過濟南時,與王盡美、鄧恩銘等共商建黨一事。

同時,王盡美和鄧恩銘組織勵新學會,廣泛吸收群眾,於1920年11月21日,在商埠公園大廳成立勵新學會。

“勵新”,寓有以新思潮互相砥礪之宗旨,學會經常舉行學術談話會,舉辦講讀會,發行《新青年》等進步書刊。

主義猶如一面旗幟

當時,與王盡美、鄧恩銘一起參與山東黨組織初創的,還有育英中學的老師、諸城人王翔千。“父親在舊社會和封建家庭中度過的時間較長,他對舊社會和封建家庭中的矛盾認識得更清楚,感受得更深刻一些,革命的立場較之某些青年人更為堅定。他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指導革命鬥爭最徹底、最革命、最科學的理論,勞動人民是革命必須依靠的力量。他自己改號‘劬園’,就是尊崇勞動神聖的意思。所以他和王盡美、鄧恩銘同志等最為志同道合。”王翔千的子女曾撰文回憶。

王盡美留世的照片非常少，這是前幾年從俄羅斯新發現的珍貴照片，王盡美（左二）在莫斯科參加國際會議

王盡美和王翔千親如家人。“他經常到我家聚會密談,以至曾經引起母親的懷疑不安。她有一次向祖母反映:‘那個大耳朵的天天來,嘰嘰喳喳的不知道有什麼揹人的事。’她哪裡知道這是在籌劃有關國家人民前途命運的大事。”王翔千的大女兒王辯曾回憶道。

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王盡美,開始將其轉化為實踐指南。自1920年10月起,他接連發表數篇文章,討論師範、鄉村和女子教育問題。

在11月初的《我對於師範教育根本的懷疑》一文中說,“我以為師範功課,最好自預科起,就把關於教育的書籍,完全添入,如《平民教育的意義》《鄉村教育》《教育原理》。教育哲學、小學組織法、小學教授法、國音學、兒童心理學……和旁的科學相提並進,由淺入深,久而久之,自能領會貫通。將來辦學,自不會與現在師範畢業生同一結局。”

在《勵新》雜誌首期中,他寫道,“近來,新思潮蓬蓬勃勃過來以後,便與前大不相同了。

大多數青年,已經有了覺悟,便覺著老實讀書以外,個人和社會、和人類還有種關係,非常重大,已注意到這上頭,便對於從前一切的制度、學說、風俗……等等都發生了不滿意,都從根本上懷疑起來……”

建立勵新學會,對王盡美來說,是一種組織生活的歷練。這裡不僅僅有人的聚集,更是主義的結合,主義猶如一面旗幟,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1921年春,楊明齋再次路過濟南,與王盡美、鄧恩銘等再次共商建黨一事。

緊接著,以齊魯書社為基地,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王象午及印刷工人王復元等,發起籌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那時黨組織的運行在地下進行,王盡美時作小學教師裝扮,皂鞋白襪,長衫禮帽,彬彬君子,似有學究氣。

1921年春季的一個星期天,天氣晴朗。王盡美領著一群青年學生,來到千佛山下的一片小樹林裡,圍坐在嫩綠的草地上。他們靜聽王盡美講中國的前途命運和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

正當學生聽得入神之時,從東北角突然來了一群武裝警察,為首的還挎著指揮刀。學生一陣騷動。王盡美卻十分沉著冷靜,他用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對大家說:“任何人不要動,還是聽我一個人講話。”隨即他從容不迫地改換了話題,講起唐詩。這樣一來,同學們立時消除了緊張情緒,會場恢復了平靜。

待警察走近一看,原來是一群學生在聽老師講古詩。“他講得有聲有色,連那些警察都聽呆了,那個領頭的用刀柄撐著下巴也聽得入了迷,直到全詩講解完,他們才不太情願地陸續離去。事後,我和其他會員,無不讚賞王盡美同志的機智勇敢和指揮若定的出眾才華。”育英中學學生、曾參與勵新學會的周仲千回憶道。

向光明路上去尋人的生活

1921年春,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甫一建立,其成員便有組織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產業工人。

王盡美來到鐵路大廠的“紅房子”公所介紹蘇俄的情況,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工人交朋友。王盡美、王荷波還在公所組織了工友學習班,發了石板、石筆,教工人們識字讀書,發現並培養了多名工人骨幹分子,並派李廣義、黃錦榮去北京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學習。他們回到濟南,迅速向王盡美和王荷波彙報了參觀學習的情況。

同年5月,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組織了濟南勞動週刊社,創辦了《濟南勞動週刊》。王盡美與他人共同起草的宣言中,聲明創辦週刊的目的是“促一般勞動者的覺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尋人的生活”。

在王盡美的親自指導下,1921年6月上旬,以紅房子公所為基礎,成立了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工人俱樂部,這是山東省第一個具有工會性質的組織。

隨後,在北大槐樹和中大槐樹辦起了四處工人夜校,吸收300多名進步工友參加。一年之後的1922年6月18日,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工會正式成立,這是山東省第一個企業工會組織。從此,“鐵路大廠”的工會組織成了山東省、濟南地區工人運動的排頭兵和風向標。

“紅房子”孕育出的紅色火種，不僅點燃了濟南、山東地區工人運動的熊熊烈火,還影響和推動了津浦鐵路沿線工人運動的進程。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共有黨員994名,而“鐵路大廠”就有16名,佔全國黨員總數的1.6%。

1921年6月底，王盡美、鄧恩銘在濟南見到前去上海籌備中共一大的張國燾。“他們約集濟南的八個黨員，在大明湖的遊船上和我聚談了一天。他們視我為他們的先進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許多問題，不厭其詳地要我講解。他們一面靜聽，一面記錄要點，並商談如何執行的方法。他們來到上海以後，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婪地閱讀有關書刊，有時且向到會的代表們請教。”張國燾曾如是回憶。

此時,王盡美與王用章(後叛變)同居一室，共度艱苦生活，在艱苦中開展工運。奔波終日，不得飽食。有時日食一餐。在這樣的生活中,經常奔走群眾中間,以身作則，領導群眾積極工作。有時遭受意外打擊,亦不灰心。“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實在值得後人效法。”王用章在三十多年後曾供述。

1921年7月中旬,這位耳朵大、長方臉、細高挑兒、綽號“王大耳朵”的山東漢子，與鄧恩銘一起，奔赴上海，與其他信仰共產主義的同志登上紅船,棹槳搖出一個嶄新的世界。

之後,王盡美將名字由王瑞俊改為王盡美,取盡善盡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