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 一個誰能夠信靠的歐洲？

10月7日，十位自稱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歐洲知識分子（3位法國人，1位捷克人，1位匈牙利人，1位波蘭人，1位德國人，1位荷蘭人和1位比利時人）聯合發表了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巴黎聲明》，號召歐洲民眾踴躍加入他們的行列，共同構建一個“真正的歐洲”。

什麼是這些知識分子心目中“真正的歐洲”——或不妨先問一下，他們所痛心疾首的“虛假的歐洲”又是怎樣的？

在洋洋灑灑36款、用9種語言寫下的“聲明”全文裡，這些知識分子痛斥的“虛假的歐洲”，包括“統一市場、跨國官僚機構、油腔滑調的娛樂”，包括“禮崩樂壞”、“傳統價值觀、審美觀和道德觀的被質疑”，包括“過度發展的自由經濟和市場威脅政治主權”、“全球經濟力量的傲慢與盲目威脅社會利益、甚至國家安全”，包括“多元文化”、“社會平等”、“技術專家的暴政”等“威脅真正歐洲存在和延續的危險”——一言以蔽之，他們實際上反對歐洲一體化，反對多元文化，反對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各種在他們看來“不正統”、“不道德”的選擇和取向，以及，反對各種為上述思想、行為和現象辯護的聲音和思潮。

而他們心目中的“真正的歐洲”，則是沒有多元化（按照他們的說法“多元化只存在於帝國”）、沒有“強加於人的一體化”（這意味著反對一個更強大的歐盟體系），重新確立基督教價值觀主導地位，認同民粹主義，“復興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古老而嶄新的歐洲”，在這個歐洲裡“歐洲人”是真正的主人，而那些被他們認為“扭曲”的宗教和外來文化則只有經過甄別和同化才能被接納，“適當的管制”和“恰當的社會文化等級制”則會“推動歐洲的進步”。

不難看出，這些自稱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聯署者在竭力營造一種文藝復興式的氛圍，試圖將自己的倡議包裝為“第二個文藝復興宣言”，即既“復古”、又“維新”的歐洲行動指南，他們在“聲明”前言中所言“意在邀請歐洲民眾積極打撈我們歐洲傳統中的最好遺產，共同建構一個充滿安寧、朝氣和高貴的未來”，更直言不諱地揭示了這一點。

這種論調的出現，表明“老歐洲”面對一體化的種種副作用，全球化和移民、難民潮的衝擊，感到一種由衷的恐懼和不安，在他們看來，當今歐洲出現的各種亂象，歸根結底，都是歐洲一體化、多元化、自由市場和“非基督教思想”所引發的，而權力被從主權國家讓渡給既高高在上又效率低下的歐盟、多元文化成為“政治正確”後“另類思想和行為”對傳統觀念和基於傳統價值觀批評的抵制，則更讓他們感到“歐洲根基的動搖”。隨著歐洲在全球“存在感”的不斷降低，上述恐懼、不安變得越來越濃郁，且開始從象牙塔蔓延到民間，許多歐洲國家民粹主義政黨、思潮的泛起，東歐國家對移民、難民和歐洲一體化越來越不加掩飾的反感，都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但“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們卻拿不出一個有吸引力的“藥方”：他們洋洋36款中所形容的歐洲，即沒有一體化、沒有多元化、沒有“過度的市場行為”、沒有“異己宗教”和“不道德風氣”，有“基督教價值觀”，有民粹和“適當管制”，有“適當等級制”的“傳統歐洲”（也即“未來的真正的歐洲”），真的有那麼大吸引力麼？倡導“聲明”的十位知識分子，甚至都不太敢於在“聲明”中勾勒“新歐洲”的繁榮、富強、文明究竟是怎樣的形態，以及如何能實現這樣的形態。

在他們的“聲明”中充滿著自相矛盾之處：他們一方面強調“民粹”，抨擊“精英主義”，另一方面又處處以“先知”自居；一方面反對“大歐洲”和“不必要的權威”，另一方面又認為權威不夠、自由過分；一方面認為市場受到衝擊，另一方面又抨擊市場因素的泛濫；一方面強調“真正的歐洲是自由和民主的”，另一方面又直言不諱地擁護一種“部分人比其他人更自由、更民主”的“選民體制”；一方面大聲讚美民主，另一方面又吞吞吐吐地暗示“精英和等級制是必要的”……當然，最滑稽、最不能自洽的在於，這些呼籲建設“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知識分子，實際上並不打算建設“一個歐洲”，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上反對歐洲一體化——但他們又打算讓這個“去一體化”的歐洲遵奉一種“統一的、歐洲的、以基督教文化為核心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實話說，這真的有些難度。

這些知識分子的這種糾結，實際上是“老歐洲”糾結的一個折射，一個縮影。時代在演變，昔日高高在上的“舊世界”、“老歐洲”已不再是地球的中心，他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文明標尺，也不再被視作“天然正確”，甚至在歐洲內部都已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歐洲是否還那麼“高貴且重要”。

從“世界的驕子”到“世界的普通一員”，歐洲在悄然發生角色轉變，對於這種轉變，許多歐洲國家、歐洲人是不適應、不接受的，這些知識分子就是其中典型。他們在現實中找不到答案，就只好乞靈於“第二個文藝復興”，希望藉此抵禦“異端的復興”，重建他們心目中那個惟我獨尊的“真正的歐洲”。

然而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文藝復興的成功，在於歐洲領先一步擁抱世界，在於他們在科學、文化、藝術、工業化、軍事等方面的領先一步甚至幾步，所謂“基督教文化的中心化”、所謂“歐洲的優越性”，是倚靠這些方面的領先才實現的——而今天的歐洲或他們，還有這種領先麼？

沒有了，甚至不妨說，這些知識分子已喪失了爭奪領先的勇氣——否則他們就不會試圖用這“36款”來低檔“異端”了，他們的祖先可是直接用蒸汽機、輪船、火車、工業化商品、科學知識和洋槍洋炮的。

有趣的是，《巴黎聲明》在歐洲媒體和網絡上反應冷淡，但在歐洲以外卻被廣泛流傳和熱烈議論，這即表明人們對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保持高度關注，也表明這種思潮的群眾基礎，遠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雄厚，那樣聲勢浩大。

正如一位法國網友所評論的，《巴黎聲明》及其執筆者提出了一些足以引發歐洲人共鳴的現象、問題，但他們卻拿不出靠譜的、解決問題的答案。

道理是明擺著的：整個世界已經由昔日“歐洲中心”、“歐洲主導”，變成了今天的“多中心”、“多文明”並存，“真正的歐洲”恐怕只能存活在某些思想者的腦中、口中和筆下，如果各路歐洲知識分子不能首先承認這一現實，不論他們的眼光多敏銳、思想多深刻，羅列的現象、事實能引發多少共鳴，他們都註定只能在煞有介事的望聞問切後，拿出一紙不著邊際的荒誕藥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