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印象

曹柏廷

雖然幾十年過去了，但我常常會想起，想起那琅琅的讀書聲，想起那個雖然簡陋但叫人無限留戀的山村小學——倫戶小學。

那是1970年春節後的一個早晨。

“三麻猴子”來了，穿著破爛的衣服，臉上髒兮兮的掛著兩條清鼻涕，揹著書包，興沖沖地跨進大門，像是得了皇上聖旨的欽差，十分神氣。一進門用袖子把鼻涕一擦，對著外祖母就大嚷：“嬸子！新老師來了，讓我做班長，挨家挨戶喚新生入學，八歲的都得去，這可不去不行！”，說著搖頭晃腦，得意之色溢於言表。

我於是挎起網兜，背了那早已準備好的半塊石板，被鼻涕＂班長”帶去。

學校是一個沒有院牆的破舊院子。五孔窯洞，窯面已經塌落。靠最西頭的新近修善過的兩間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校——一間是供老師吃、住、辦公用的，另一間算我們的教室。

沒有玻璃，窗戶用麻紙糊著。室內自然很昏暗。窯洞的後底牆上掛著一塊黑板已經破損。課桌是幾支簡易的長條桌，一支上並排坐四、五個人。桌櫃是沒有的，書包只能挎在桌兩邊，中間坐的人只好用繩在桌下打個網，把書放上。二十多個學生，分屬四個不同的年級，是典型的山村複式教學班。

一齊入學的還有兩個，不過是早飯後到的。一個是母親本家的，我的最小的“舅舅”叫華金喜的。另一個不是“華”姓，也算不上本家，但按村裡習俗也屬“喜”字輩，勉強也可給我做得上“舅舅”的叫張兔喜的。他是“麻猴”班長的弟弟，到校的第一個“節目”便是嚎啕大哭——據說是早上不起床，沒趕上入學，早飯後又不肯來，被“麻猴”班長拖來的。

老師是位四十歲左右叫劉寬厚的。是正規師範學校畢業的，據說是因為家庭成分高的緣故，才被貶到這小山村。

入學的第一件事自然是登記姓名。老師剛發問，還沒等我張口，早有幾個“好事者”爭先恐後的回答。有答“乳名”的，有答“學名”的。我是不知道自己學名的，所以立刻就長了“見識”——知道自己原來是姓甚名誰。

課本是沒有的。幾天後老師把他那套唯一的已經在左下角寫上“教材”二字的恩賜於我，算是最高的“獎賞”吧。那時著實為此得意了幾天。我想：這也許是我後來不斷進步，而導致那兩位做“舅舅”的小長輩落後的起因吧？

上課用的是一個手搖鈴。幾點上下課？沒準。全憑老師的好惡。但若能被老師指派去搖一次鈴，那真是風光無限。自然，為了能有這個“光榮使命”，便要提早到校了。所以大家到校都很積極。

上課的第一項目是全體起立背誦“最高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我們是不識幾個字的，也背不了，但也小聲附和，濫竽充數其中。

課文的最先都是“萬歲”課。“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統帥”“副統帥”的黑白畫像下面是“萬歲！萬萬歲！！”的祝福。最後是“打倒”，口號下面畫著一個醜化了的“修頭頭”被打翻在地的樣子。課外的作業是：用舊的報紙剪成的小方塊，上面是老師用硃紅毛筆寫的生字。一字一片，每天識幾片。拼音好像也在學，但只限於聲、韻、調。組合拼練不多，也沒啥印象了。數學不叫數學，叫“算術”。減法中的“借一頂十”是最讓人想不通的道理：明明借的是“一”，為啥硬要說“頂十”呢？問了許多人，依然講不清，最後只能糊塗照辦了事。

課堂之外是“兼學別樣”。學工是沒有條件的，自然只能在“學農”和“學軍”上做文章。於是每人做了一支木頭槍，課餘搞“軍訓”，放學搞“拉練”——扛著槍、挎著包、排成行、唱著歌，“雄赳赳、氣昂昂”，但不是跨過鴨綠江而是最後各自回家作鳥獸散。學農是積肥、拾麥、打棗和核桃。

一年一度的“六一”慶典是最嚮往的。既能領個“五好學生”的獎，還能得個“紅寶書”——實際上就是幾角錢的紅皮小語錄本。各校還要出一個節目。慶典都是在鄰村的中心小學舉行。我們的節目是：“四老漢批判劉少奇”。我戴了個紙面具站在中央，低頭彎腰，舉手顫抖扮劉少奇。“四個老漢”圍著唱：“四個老漢，都是八十八，鬍子長在嘴巴上······大叛徒劉少奇，資本家的狗東西······”一邊唱一邊用手比劃著。

第三年春天，老師要調走了。鄰村的一個年輕教師幫他扛著行李，我們跟在後面，送出村東口，老師不讓再送了我們就站在村口瞭望。老師走出很遠了還回過頭向我們招呼：回去吧！快都回去吧······。

老師從這個山頭翻過去了，我們又等他在下一個山頭出現，人越來越遠，越來越小······，終於老師站住了，像是朝著我們瞭望、揮手，遠遠的還聽著他的呼喚，然後轉了個彎，他的身影再也看不見了······，我至今還記得當時的那種失落和頓時湧出的無限思念······

(曹柏廷寫於2016年3月12日)

小學生活的青澀回憶

武 江 波

校園生活是青澀的，那時的照片都充滿稚氣。我曾經觀察過不少大人物的照片，他們學生時期的形象總顯示著倔犟、頑強，但中年以後卻變的圓潤、平和了。我自己的校園生活是別樣的，小學畢業時適逢文化大革命爆發學校停課，在家賦閒三年後又返校讀了初中，畢業後先當了八年工人，後又考入大學中文系讀書。這並非自願的穿插和倒置，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我不一樣的校園生活。

小學時代的懵懂

小學讀了六年。因父母工作忙，我幼時曾寄養在鄉下山莊，稍大點回城住了城南的機關幼兒園，就近在那裡上了第三完全小學。那時小學校同時設有高小、初小的就叫完全小學，簡稱“完小”。完小是好學校，是重點學校。記得教我們的女教師，平易近人、循循善誘，後來很出名。後來我因父母在城北工作，不能總寄宿在幼兒園，於是轉到位於城北面的一完小。

1、入隊系紅領巾

轉學是痛苦的，尤其是對我這不太擅長社交的孩子。原來的環境已經熟悉，與老師、同學們也都融合到了一起。而在一個新的環境裡，這裡人家有自己的氛圍，陌生的你需慢慢地融入。在融入新集體前你會感到有點孤單和落寞。所以我剛到新學校時，由於落寞心理有點自卑，常常躲在一邊看小同學們說笑打鬧。

我挺討厭班上的一位男孩子班幹部，感到他油嘴滑舌，很不真誠，常想著法子捉弄別人抬高自己，因此避而遠之。

我特別敬佩一位女生班幹部，人家是戴著紅領巾的中隊長，長得白淨秀氣可愛，學習成績又好，老師常表揚，在同學們眼中稱得上是白雪公主，我因自已有點自卑心理所以敬而遠之。

我在城南幼兒園學習過一些基礎知識，有些知識如漢語拼音讓我受益終身。由於有幼兒園的學習基礎，再加上轉學後學習也比較用功，我學習成績逐漸好了起來，也就慢慢地改變了我在班裡後進和孤單的處境。

首先我入隊了，加入少年先鋒隊的儀式很莊重。同學們在教室前面的廣場列隊，由輔導員老師宣讀入隊隊員名單，然後由老少先隊員把鮮豔的、嶄新的紅領巾系在新隊員的脖子上。這是人在社會生活中最早的政治榮譽吧，標誌著我邁入學生的先進組織“少年先鋒隊”的行列。

給我係紅領巾的正是那位文靜可愛的女班幹部。她用靈巧的小手熟練而輕柔給我係上紅領巾，然後湊在我耳朵邊，輕柔而甜甜地說了句“王某某尿褲子了”。大概那個姓王的小同學太過緊張而失禁。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位可愛的女同學對我有如此親密的態度，使我內心因意外而很震驚，以致當時什麼反應也沒有，只是傻傻地站在那裡。我身體雖沒有動，心卻久久不能平靜。

後來時隔不久，她父母調外地工作，她也隨著轉學走了。後來聽說她在外面挺好的，再往後就沒有音訊了。而她輕聲講的那句話，竟永遠地、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2、喜歡上語文課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我在語文方面的天分顯露出來。

小學的暑假時間較長，我常常回鄉下姥姥家度假。對我來講，那是非常愉快的時光，充實而自由。姥姥家的小舅有很多小人書(連環畫)，他又多才多藝，我們在一起特別開心。在鄉下我還可以回離姥姥家不太遠的奶媽家。我奶父是放羊的，我常常看錶弟用放羊剷剷土向頭羊扔去，引導羊群的方向；還曾見過他站在山坡上用羊鞭甩擊，打下低飛的燕子。我還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山莊村頭的屋頂窯壩上讀書，看山野景色，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這些鄉村生活開闊了我的眼界，增長了我的見聞。有次回老家縣城後，看見縣城的牆上不少地方繪著彩色的宣傳漫畫，都是歌頌工農群眾大幹社會主義事業的。其中有一幅漫畫，畫的是一座寶塔和一座高大的糧倉。配的說明是：“寶塔寶塔別驕傲，今年打下的糧食比你高!”我印象很深。開學後寫作文時，我就借鑑使用到作文中。大致是寫農村的農民勞動結束後，說了一句：“水塔水塔別驕傲，今年打下的糧食比你高。”因為那時在我們生活居住的環境裡，水塔是最高建築物。這麼不經意拈來的，不是很貼切的比喻卻引起批作文老師的注意。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教師問我們老師“哪個是作者？”當著許多同學的面問我是怎樣想到的。後來不少老師注意到我，表揚我語文課成績好，老師的肯定和表揚促使我熱愛上了語文課。

語言文字能表達情感，能寄情託志，還可溝通、聯繫人的感情思想。我開始偏科了，並影響了自己的一生。

3、女同學們成了金鳳凰

我生性愚鈍一些，發育也較遲緩，個子瘦小。再加上我嬰兒期大人們不注意，在不該坐立的時候用枕頭撐著讓我強坐，結果落下個軟腰，常象駝背似的自己卻渾然不覺。發育晚，開心智就晚。我覺得自己比同齡的孩子反應慢，比不上男同學，也比不上女同學。那些伶俐的女同學都是早早地就顯出懂事、乖巧和大人氣。一、二年級時就見許多女同學與老師關係很近，有的女孩子還到老師家幫著幹家務活做事，學著大人的樣子發展自己的人脈圈。

一次，一個很優秀的女同學邀請我到她家寫作業。去了她家後，我感到她的生活比我講究多了，她模仿著高雅女性的舉止，處處象個大家閨秀的小姐。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一個院住著的一位女同學。我們是一個學習小組的，放學後我常去她家寫作業。她媽媽是家庭婦女，對我很慈詳、親切。她弟弟很活潑，我也挺喜愛。所以我們關係比較好。

可是後來我逐漸感到我這位女同學亮麗起來了，好象比我成熟了，比我大人氣了。這種成長的差距讓我們有了距離，不象小時親近了。

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女大十八變。大概女孩子青春期早，成熟的也早。那時在同一時段裡，有許多女同學在不經意間一下子就變得光彩照人了。

小學畢業時，我聽人說我們年級有不少女同學同比我們高的年級的男生好上了，我渾然不知。我們院那位女同學也和我們班一位開心早的男同學好上了，人家不僅談了戀愛，還定了情。後來那位男同學參軍當了兵，回來探家和老師、同學聚會照相時，她和穿著軍裝的男同學圍著老師坐在最中間……

我懵懂的小學時代。

憶我的小學生活

張寧靜

人到古稀，特別愛回憶往事，總有一些經歷讓人難以忘卻！我們與共和國同年歲。在1956年9月1日，母親領著我到城內大乘寺街學校報名上學。上學後，我便和同學們融入了一年級初十八班這個集體。開始了我的小學生活。

這座學校是由舊時的一座古寺廟改建而成的。全稱是榆次縣大乘寺街小學校，是個六年制完全小學。俗稱“三完小”。

臨上學前，媽媽用一塊舊藍布連夜一針一線給我趕製了一個書包。上學時斜挎在肩上。爸爸給我買來石板、石筆。記得石板是用質地堅硬的薄片石頭製作成的，兩面很光滑，可以用石筆在上面寫字，厚約兩毫米，四周有木條做框架。石筆是用質地較軟的石頭切割成細條狀，長約10釐米，商店裡按每10支捆一把出售，也有拆開零賣。當時，學生們特別愛護石板，生怕掉在地上摔破。教室的講臺上掛著一個由木頭製作成的簡易黑板。一位中師畢業的女學生擔任我們的班主任。每天放學後沒有作業，學生們就是瘋跑，玩耍得很開心！

那時，學校規定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課。上完課後就是課外活動，男學生一群，女學生一夥做著各種遊戲玩耍。剛上學時，老師給學生們講各種行為規範：坐站的姿勢，上下學走路靠右邊走，遵守交通規則，同學們要互相團結。回家後，要幫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

老師在課堂上講的課也很簡單：發下的語文課本，第一課是：“開學了！”，第二課是：“我們上學了！”，第三課是：“學校的學生很多！”，第四課是：“老師教我們學習認字，我們聽老師的話！”。算術課本也簡單，認些阿拉伯數字：1，2，3……各種課本都是圖文並茂。

升入小學二年級後，老師教學生寫字，組詞，簡單造句子，老師還要當堂檢查評分……

由於學校是由舊寺廟改建成的教室，所以很簡陋。夏天還好些！到了冬天，學校請來工人師傅在教室的中間用磚壘個磚泥火取暖。記得那些年冬季特別冷，老師盡力把火弄得好些，儘管如此，教室還是很冷。學生們寫一會兒字手便冷得不行了，於是就把手插進袖口裡暖和一會兒，或者用嘴裡呼出來的熱氣暖暖手才能寫字。就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中，我們完成了初小四年級學業，至今讓我們記憶猶新。

隨著我們稍長大了些，每年到夏、秋兩季，學校都要組識學生到農村幫助夏收、秋收。記得我10歲時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學生排著隊伍打著紅旗，揹著行李，步行到近郊郭村勞動。在農民伯伯割完小麥地裡撿麥穗，讓顆粒歸倉。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勞動鍛練！秋季，學校還曾組織學生到山莊頭公社石山村摘梨勞動，又大又圓的梨掛在樹枝上，壓得樹沉甸甸的，男同學們爬在梨樹上摘梨，女同學在田地裡將梨裝進筐裡。農民伯伯還囑咐男同學注意安全。伯伯們還讓我們認識了梨的各種品種，油梨、夏梨、小白梨。也還在石羊坂勞動，幫助農民撿土豆。儘管是些簡單的勞動，卻鍛鍊了我們的體魄，從而使學生們真正認識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義。

升入高小五年級後，我們的課程也多了，語文、算術、珠算、圖畫、音樂、體育。老師講完每節課都要佈置作業。放學後，我們自覺地組成幾個課外學習小組，完成作業，複習功課。就在那每天的濃濃學習氛圍中我們建立起了同學情誼！並一直延續至今。

在那火紅的大躍進年代，學校響應號召：組建了校辦工廠，開展勤工儉學活動。同學們分成幾個小組參加了課外活動，有的到地裡挖野菜養兔子，有的搞手工編織網兜，還有的幫助製作教學用的粉筆。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還參加了熱火朝天的深翻土地運動以及修建紅領巾小水庫。總之，學校緊跟形勢，勤工儉學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的，還出了名。學校還曾被評為全省學校勤工儉學的模範。

升入六年級後，學習也緊張起來，增加了晚自習，因為準備迎接畢業考試，大家都抓緊時間努力學習，老師輔導寫作文，並讓同學們互相交流，以便進一步提高大家的寫作水平，迎接升初中考試。

就這樣，我在大乘寺街小學這樣的環境中，在老師的帶領下，學習生活了六年，完成了小學學業。畢業後，參加了全縣組織的升初中統一考試，1962年9月1日，我們班的同學基本上全部升入了榆次第二中學校，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離開了戀戀不捨的母校——大乘寺街小學校。

趙鎖仙：想起高小時的任映富老師

隨著歲月的推移，許多老師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記憶庫中已是朦朦朧朧模糊一片，獨獨對我的高小語文老師任映富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忘懷。時間愈是久遠，發生在我們師生之間的一情一景、細枝末節就愈加清晰逼真地拉回到眼前，親切得象面對面。

孩提時代的我，得到過任老師方方面面的善待、呵護、關懷與教育。老師不是父母，卻猶如父母。老師的諄諄教誨、循循善誘，使幼小的我對文學產生了無限的神往，萌發了濃厚的興趣，與文學結下生死不移的緣情，老師給予我的是一筆一生一世享用不盡的財富。當時年幼無知，在接受老師這筆昂貴的饋贈時是那麼心安理得，渾然不覺，連一聲道謝也不會。

想起當年老師一次次當面給我批改作文的情景，感激的熱淚就止不住往下掉。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深入淺出地給我講作文應該如何開頭如何結尾，怎樣謀篇佈局文章才更有條理，如何調運語言才能增加文章的感染力，尤其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突出主題的重要性。某一句、某一段寫得不錯，他從不吝筆墨慷慨地批註上一串串"紅點"，一篇作文中常常有好幾處這樣的"景點"，紅豔欲滴的批註是老師對我的最高獎賞啊；那一句話不合適不妥貼，老師又要我開動腦筋想出更為準確更為生動的表述，其中不乏積極的提示、適時的引導，直到滿意為止；老師的評語寫得總是那麼熱烈、激昂，給予我很多讚揚與鼓勵。我的作文很多次在全班重點評講過，經過老師一改再改的作文經常"貼堂"在教室後面的牆上。可以說，我的好勝心、自信心正是從老師一次次的首肯與表揚中建立的、強化的。

老師的案頭堆滿了永遠批改不完的作文，全班40多名同學的作文均一一當面批改。作文評講是經常性的，評講後要求同學們重新，再寫，再改，從來沒有聽過、見過如此認真批改作文的老師。

任老師將熱愛文學的種子播撒在我幼小的心田。可惜我動筆太晚，當孩子一次次拿回"三好學生"獎狀的時候，當昔日同窗舊好飛黃騰達的時候，我的生命嘎然覺醒！我匆匆忙忙拿起筆，慌不擇路上了路，從"豆腐塊"、千字文寫起，象"醜小鴨"一樣三步一歪五步一扭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先是企業內部報、市報，繼而向省級、國家級報刊連連發起衝擊。

至今，約有50多萬字、300多篇散文、雜文、隨筆先後刊發於《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廈門文學》、《中國青年》、《語絲》、《雜文報》等40多家報刊之林。2005年，紀實作品《姐姐北大妹妹清華》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已經再版。2006年，散文集《心有一縷陽光》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雜文集《不吐不快》、隨筆集《伯樂就是你自己》、《心向太陽》、《綿言細語話親情》封筆併發佈於網絡。

以我拙笨的筆、羞澀的寫作成績先後敲開了山西省作家協會與中國煤礦作家協會的大門。當我捧著紅彤彤的"作家"證書的時候，感激的心情是壓倒一切的！我第一個想告訴的人就是我最敬愛的任老師，願與我的高小語文老師共享這個小小的成功。

不僅僅如此，文學愛好在我舉步維艱的人生中幫了大忙，每當遭遇坎坷身處逆境時，都是這個雖然遙遠卻很實在的希望之魂在前面誘惑著我，昭示著我，呼喚著我繼續走下去，想不到在事業之途左衝右突無一起色時，這一點點愛好為本來暗淡的生活增添了無限的情趣，給本來無多希望的生命帶來美麗的色彩，成為我生命的一個亮點、一份依託。

任老師對我決不僅僅完成了高小階段語文知識的圓滿灌輸、作文的啟蒙訓練，實在是一種希望的植入、生命的引導、終身的教育。如果說這輩子或多或少能做出一點事的話，而這一切的底基是敬愛的任老師給予我的，我一生感謝我的老師！

向我最敬愛的任老師鞠躬致謝！

歷史上的祁縣縣立女子小學

祁縣縣立女子小學校，是由清末舉人、祁縣鄉紳孟履青先生(1867-1932)於清宣統元(1909)年創辦的。女校原址在祁縣古城東門外200米處的文昌廟內，學校舊址現已無存，原址上早已建起了原祁縣六曲香酒廠，現為北京紅星六曲香分公司。

女子小學一直延續到1949年，辦校整整40年。期間也曾因抗倭，即1937年11月祁縣淪陷停辦，但很快復課。曾三易其址，先後佔址競新小學校和城南街的關岳廟等地。

其主址已堙沒不可尋，舉辦初期曾獲得渠仁甫先生的支持。

【孟步雲(1867-1932)】

【祁縣縣立女子小學舊址·清、民國·遺址現狀】

【公元1909年祁縣縣立女子學堂留影】

注：文中所有舊照片均翻拍自《祁縣老照片》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