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文化
學術思想
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動，主要受傳統思想的變化與政治鬥爭有關，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變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因尚名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直，歸於老莊。
由於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曹操與諸葛亮採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復社會秩序。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後修明法制，執法公平。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後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於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
經學方面，漢末鄭玄之經學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其對經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當時政治黑暗，知識份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採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因晉武帝為王肅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於魏晉時期。在240－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後原理的“本”方能瞭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象的“有”，並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之後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並以崇尚名教自飾。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儒教的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帶頭實現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到了西晉之後，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臺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文學著作
三國文學中以曹魏文學最盛，分為前期的建安文學及後期正始文學，其中建安文學反對靡弱詩風，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這是因為自曹操等人熱愛文學，各地文士紛紛吸附 。建安文學代表人物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學家還有邯鄲淳、蔡琰、繁欽、路粹、丁儀、楊修、荀緯等。曹操具有沉雄豪邁的氣概，古樸蒼涼的風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讓縣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華洋溢，曹丕著有文學評論《典論》，導致文學開始自覺發展。曹植具浪漫氣質，著有《洛神賦》等文。建安七子與蔡琰、楊修等人關心現實，面向人生。他們的作品反映了漢末以來的社會變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學時期，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受司馬氏操控，文人備受壓抑，難以直接面對現實。當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賢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莊，好玄學，對於社會現實，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執著，持比較沖淡的態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尚繼承“建安風骨”，敢於面對司馬氏政權，其文學都有鮮明的特色。《文心雕龍》提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說明了阮籍和嵇康皆為正始文學的代表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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