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要說完全沒有養懶人也不完全符合實際。古人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此，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整齊劃一，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樣。毛主席說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左中右，都會有先進與落後。這是普遍現象，普遍規律。這就決定了即使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懶人的存在也是在所難免的。譬如，在那至今被老一輩人成為火紅的年代，全國城鄉一片熱氣騰騰，戰天鬥地、降山伏水，哪怕是嚴冬酷暑也不停息。然而，在像安徽省小崗村那種地方的人卻懶懶散散，優哉遊哉，或者等著政府送救濟，或者敲著三棒鼓去要飯，沒有幾個幹正事的。但是，這些懶人的存在，不是我們的公有制決定的，也不是“大鍋飯、鐵飯碗”決定的，而是我們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所致。不過，這也是極少數或例外。這些極少數或例外的存在，不代表整體或主流，並且這些都還是可以通過加強領導、改進工作等方面來解決。
說“大鍋飯、鐵飯碗”是養懶漢，無法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利於發展生產力，這是既不講事實，也不講道理，完全是胡說一氣。對此，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李懷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黃英偉和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狄金華三位學者對新中國前三十年國營企業老工人的調查所得到的成果，可予於澄清。
這三位學者曾於2012—2013年間分別在上海、武漢、南京、北京、寧波、廣州、西安以及其他地方一共訪談了近100位企業退休人員，並對獲得的資料進行了科學分析與研究。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幾乎所有（請注意這四個字。筆者注）受訪者都強調，他們當時在生產中‘有積極性’或‘積極性蠻高的’、‘幹勁大’或‘幹活拼命’，甚至不計報酬加班加點；拖拉、偷懶的行為‘少得很’。”他們還指出：“多數（請注意這兩個字。筆者注）受訪者認為，他們在‘文革’前十來年表現最好。在其中某些特定年份，工作熱情尤為突出。”例如20世紀50年代初期，甚至包括“‘大躍進’期間，工人們更是熱情高漲。”其中，還引寧波人豐布廠的一位退休工人回憶說，“‘大躍進’的時候，大家積極性可高了，沒日沒夜乾的。不講金錢回報，也不計較時間多少。白班幹完就接著幹夜班......。‘大躍進’的時候最厲害了，幹活幹得最猛了。白天干完，晚上幹，幹12個小時。晚上6點幹到早上6點。”[1]
最後，使研究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概而言之，我們的訪談所得出的總體印象是，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正常年份，國營企業的工人一般都能盡職盡責地工作。不少受訪者認為，懶散現象變得嚴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後改革啟動之初”。“那麼，為什麼退休工人的回憶，與後來的主流話語相左?”[1]這說明，過去，我們的官方話語和主流媒體關於所謂“大鍋飯、鐵飯碗”養懶人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當然，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要說完全沒有養懶人也不完全符合實際。古人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此，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整齊劃一，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樣。毛主席說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左中右，都會有先進與落後。這是普遍現象，普遍規律。這就決定了即使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懶人的存在也是在所難免的。譬如，在那至今被老一輩人成為火紅的年代，全國城鄉一片熱氣騰騰，戰天鬥地、降山伏水，哪怕是嚴冬酷暑也不停息。然而，在像安徽省小崗村那種地方的人卻懶懶散散，優哉遊哉，或者等著政府送救濟，或者敲著三棒鼓去要飯，沒有幾個幹正事的。但是，這些懶人的存在，不是我們的公有制決定的，也不是“大鍋飯、鐵飯碗”決定的，而是我們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所致。不過，這也是極少數或例外。這些極少數或例外的存在，不代表整體或主流，並且這些都還是可以通過加強領導、改進工作等方面來解決。
為什麼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沒有或很少有偷懶的現象？這主要來自全體國人萊布尼茨說過:“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從享受“大鍋飯、鐵飯碗”帶來的幸福感，使他們對我們黨、人民政府產生的高度的信任、信賴與擁戴，對自己的企業產生的高度的認同感、歸宿感以及忠誠度。這樣，久而久之，就在他們的思想上形成了一種“只有國家好、企業好，才會有我個人好”的可貴精神品質，進而也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大公無私、勤勉奉獻、團結奮進、安定祥和的良好氛圍。所有這些，都是比金子還要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才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髮展、不斷進步的不竭動力與力量源泉。另外，還有我們黨長期在人民群眾中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倡導的各種各樣、生動活潑的學先進、趕先進、當先進的群眾性活動，也對國人起了極大地教育激勵作用。
至於所謂“大鍋飯、鐵飯碗”無法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的，當年，我們的國人“沒日沒夜乾的”“白班幹完就接著幹夜班”，一連“幹12小時”，這不就是積極性嗎？是的，並且還是高度自覺的積極性，是憑藉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信賴與忠誠而來的積極性，這是最可貴的。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積極性，所以，就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蹟。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生產總值，從261.5億元人民幣（以下同。筆者注）增長到3416.4億元(按1957年不變價)，年均增長達到50%以上；全員勞動生產率，從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按1957年不變價計算)，平均每年增長10.23%。(1)在當年科學技術水平那樣落後、機械化程度那樣低的條件下，能有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說是創紀錄的，實在是很不容易、非常可貴。這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難得一見的奇蹟。對此，研究者也不得不對媒體人及經濟學家們當初的解讀與宣傳表示懷疑。他們指出：“如果企業職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體宣傳及學界解讀的那樣，缺乏起碼的生產責任心和勞動積極性，新中國前三十年工業總產值的快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1]
另外，我國在主要產品的具體生產方面，也有了極大的進步。50年代初期我國除了大宗農產品外，國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最簡單的工業品都生產不了，如火柴、肥皂、煤油、鐵釘等，這些不起眼、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東西都不能生產。而到了1978年，我們不僅能夠生產那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還可以大量生產鋼鐵、石油、機械、電器及電子類產品等等，成了世界上上少有的工業化國家。資料顯示，1978年，我國的鋼產量達到了3178萬噸，已經超過了英、法、意，成為僅次於美、蘇、日而躍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產量達到了10400萬噸，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八產油大國”，達到了基本自給。原煤產量達到了61800萬噸，躍居世界第三位；發電量達到了2565.5億度，躍居世界第七位；(2)此外，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在高科技領域，我國還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核能開發與應用及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並且還在有些領域已經接近或達到了一般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
我國各項事業如此高效率、高速度的發展，不正是我們全體國人在享受社會主義“大鍋飯、鐵飯碗”的優越性而被激發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精神而創造的結果嗎？怎麼說“大鍋飯、鐵飯碗”無法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呢？
如果按照經濟學家及和媒體人的說法，只有砸了“大鍋飯、鐵飯碗”，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那事實怎樣呢？很不幸，完全適得其反，令人非常失望。研究者們發現：改革初期承包制的引入，改變了傳統的人事流動機制，廠領導對工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權。廠領導的這種更大的控制權使工人極度反感，滋長了對工廠的不忠，同時還由於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喪失，使他們變成了老闆的僱員。於是，使工人產生了被疏遠和與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如果你幹得不好，他要把你解僱。工人們說：“現在幹活，因為是替別人打工，今天在這裡幹，明天不知道在哪裡幹，所以思想完全不一樣了。這跟我們過去不一樣。過去只要幹著，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大家都想把這個廠弄好”。現在，工人認同感減少、情感依戀消失，生產士氣下降。過去較為罕見的盜竊、破壞活動，現在在工人中間變得越來越頻繁，管理人員的貪汙腐敗現象也越來越嚴重。更談不上所謂積極性。[1]這就是砸了“大鍋飯、鐵飯碗”後的真實寫照。
事實還表明，砸了“大鍋飯、鐵飯碗”，即使用金錢與物質利益的手段來刺激也不能調動國人的積極性。對此，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後來的改革設計者以及國營企業管理層甚少意識到，重新引入獎金並不總能產生預期的結果。最近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使用金錢激勵，可能‘損害和降低當事人的積極性，不利於他們遵守規則’，這對團體內部那些希望獲得公眾認可的成員來說，尤為如此。因為他們會把貨幣激勵，視作對他們的不信任，和對彼此達成的心理契約的破壞。生活在封閉的‘單位’內部的中國國營企業工人，也不例外。”另外，還指出：“80年代以後，他們在廠外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賺外快或跳槽的機會，從而在收入來源上減少了對本單位的依賴。例如在上海，工人常在週末或假日到其他單位‘幹私活’。有些師傅甚至在上班期間請‘病假’，去集體小廠，特別是周邊迅速成長的鄉鎮企業，協助安裝設備或培訓工人；也有人請了假，去溫州做賣煙之類的小生意。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獲利，成為‘萬元戶’，或者創辦民營企業，成為百萬富翁。過去一直為自己的‘鐵飯碗’而自豪的國營企業工人，失去了往日的榮譽感和優越感。效益低下甚至破產的國營企業，對他們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了。”[1]這說明，金錢和物質利益也不是靈丹妙藥，也難得調動人的積極性。這就再一次從反面證明：只有社會主義的“大鍋飯、鐵飯碗”才給我們的國人以榮譽感、優越感、幸福感和吸引力，才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這是任何金錢與物質利益的刺激都不能替代的。
當然，我們全體國人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精神的迸發也不完全都是“大鍋飯、鐵飯碗”作用的結果，這只是一個重要方面。除此之外，還有如我國人民民主國家政權的確立及其對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全體勞動人民國家主人公地位與權力的賦予、我們黨的領導及全體共產黨人在群眾中的表率激勵作用、黨長期在全體國人中堅持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這些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沒有這些，僅僅只有“大鍋飯、鐵飯碗”這一項，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註釋：
(1)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 214-215、297
(2)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1994) 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 20-22
參考文獻：
[1]李懷印、黃英偉、狄金華著，江滿情、勇素華、張春龍、張一平譯：回首“主人翁”時代——改革前30年國營企業內部的身份認同、制度約束與勞動效率（原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作者：屈炳祥，中共武漢市委退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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