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說，知識即是權力。
這句話中的“權力”與政治無關，它所指涉的是經由知識得以掌控某些事物的特殊能力。
我們從任何一種專業知識，都可以肯定這句話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擁有某一種能力，固然讓人欣羨，但是這種能力是否足以帶來幸福，則是另一回事。
01 以知識危害社會
當今社會，在信息氾濫的衝激下，價值觀漸趨模糊與混淆。
光是憑藉知識，也有可能誤入歧途，使一個人的言行甚至低於社會所要求的基本水平。
譬如，一位藥學博士參與制造快樂丸；一位電機博士涉嫌盜版光盤。
為什麼讀了將近二十年的書，竟然還是免不了觸犯法網，做出危害社會的事？
原因可能有三種：
第一，所讀之書太過偏狹，忽略了做人的素養；
第二，把讀書與行為分開，成為愛因斯坦所批評的“專家只是訓練有素的狗”；
第三，社會誘因太強，以致失足墮落。
不論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犯法者自己都是難辭其咎的。
這足以引起我們的反思：
知識帶來能力，而能力必然造成選擇的困境；為了做好選擇，不能不充分認識隨之而來的各種後果。
換言之，任何知識都不能脫離一套完整的人生觀而獨立運作。
然而，今日的高等教育，在通識方面無法響應此一需求，以致學生各有專長，各逞其能，而無法兼顧人文素養，亦不足以抵擋所謂的社會歪風。
02 以知識謀奪個人私利
以知識來傷害社會，大概是知識後遺症中的首惡。
其次，使人無法苟同的，是以知識來獲取不義之財。
譬如，有些教授在申請國科會研究基金時，居然以抄襲代替著作，並且還多次得逞。
懂得如何抄襲而不被察覺，其實並不容易。
這種人直接破壞了學術界的正義，竊取了原本屬於別人的獎金與榮譽。
一旦東窗事發，可能身敗名裂；若是僥倖過關，則將挫折學術界士氣。
歸根究底，也許要怪臺灣的學術界資源有限，以及國科會的審查機制存在漏洞。
缺少完備而客觀公平的評價機制，難怪會弊端叢生，招來怨懟。
我們看得到的，也許只是抄襲這種明目張膽的惡行；
我們看不到的，則是學術界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公器私用等不夠格調的內幕。
03 警惕知識的後遺症
此時，我們不禁要再問：
知識何以不能提升人的品味，卻反而助人迎合卑陋的慾望與人性的弱點呢？
原因除了前述的幾項之外，或許還涉及“知識的驕傲”。
一個學者除了本身的專業知識，並無其他憑藉，為了擴充生存領域，自然要以本位主義的口吻來肯定自己的知識。
國科會的申請表格中，有一欄要申請者陳述自己的重要貢獻。
這實在是有欠考慮的做法。連自尊心較強的人都不見得願意公開為自己吹噓，何況是自命清流的學者？
最近，有關校園的負面新聞一再出現，教授連最後一塊清靜的角落也淪陷了。
先是一位即將任滿下臺的院長，被同事聯名罷免；又有一位尚未接到聘書的院長，遭到黑函檢舉。
前者的遭遇是在幾年辛勤服務之後，竟有不光榮離職的威脅；
後者則是被黑函翻出十年前的舊賬，使他不但當不成院長，還惹出許多煩惱。
這應當算是“知識的驕傲”的激情演出，其作為已經有違常情常理了。
值得追問的是：
為什麼有些教授會採取類似小孩子賭氣時的手法？
為什麼還有教授會用寫黑函這種小詭計來對付同事？
由此看來，知識對人生未必有所幫助，反而造成或大或小的後遺症。
04 知識不足以善度人生
問題癥結在於：知識即是能力，並且僅僅是能力而已。
能力本身是中性的，正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那麼，另外還需要什麼？
如果取法乎上，可以參考《易傳》所描述的聖人。
聖人的條件有三：智慧、能力與德行。
知識屬於能力，而與智慧區隔。其間的差異是：
智慧不但通觀全體，掌握一套正確的價值觀，並且始終牽繫於德行的實踐。
若無德行，則人我互動必定困難重重，形成以怨報怨的惡性循環；
若無智慧，則難以決定出處進退，經常覺得迷惑，以致猖狂妄行；
若無能力，則不易成就任何功業，但是至少可以安分守己，腳踏實地，做個平凡的人。
知識代表了能力，而能力使人產生高度的自我期許，甚至自我膨脹，那麼擁有知識的人顯然應該以智慧與德行來加以制衡。
然而，智慧無形無相，德行必須長期修養，又怎麼比得上知識的兌現價值？
這個難局並非今天才出現的，只是因為現代社會讀書人較多，知識較為普及，加以傳播媒體的聚焦作用，使知識的後遺症充分彰顯於世人眼前。
我們肯定求知的重要與必要，同時也不宜忽略：
光靠知識，不足以善度人生。
因此，重視智慧與德行的培養，才是我們今天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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