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漢時期起，皇權政治便追求極致的中央集權，雖說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干政，擾亂朝綱，但說到底他們都是皇權的延伸和變種。但從曹魏時期開始，九品中正制度的人才選拔標準正式啟用，士族逐漸壯大變成了集團化的門閥，成為了皇權與平民之間不可忽視的重要階級，從西晉時依附皇權，到東晉時與皇權共治天下，再到隋唐時期逐漸走向滅亡，士族門閥在中國古代走過了四百餘年。
曹魏時代，軍事權力向穩定政權轉變，九品中正制度的開始
東漢末年，各地軍事力量割據，在這些武裝軍事力量中，有一部分是豪門大族，依靠家族力量招募軍隊，另一部分則是缺少強硬家族背景的理想主義冒險家。
三國鼎立時期的曹操，劉備和孫權都是後一種，他們靠著強大能力開疆拓土，以軍事權力為根基建立政權，但不幸的是，他們的繼任者都沒有能延續祖輩的統治力量。
劇照曹操
建國者帶來的軍事力量和權威聲望，在其過世後就基本消失了，要建立長久的國家政權，就導致權力轉入當地士族門閥手中。當朝廷強勢時，他們與皇權政治和諧共處，但是當朝廷無力時，士族門閥便會從中央獨立出來。所以最後司馬家統一三國，建立晉朝，與其說曹魏後代的無能孱弱，不如說士族興起順應時勢潮流。
實用主義至上，是曹操一直以來信奉的人才選用標準，他多次聲稱，官職的大小隻能有才能大小來決定，不用看他是否仁義，是否忠孝。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這個觀點無疑是對東漢末年，那些主張道德權威對抗宦官和外戚動亂的無能的士族精英一次故意打擊。但是為了能從軍事門閥變成真正的帝國管理者，為了將純軍事權力向穩定政權轉變，陳群的“九品中正制”應運而生，但是這一用人選人制度直到曹魏220年，曹丕即位後才真正確立實施。
劇照陳群
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每個州郡中都有一個負責人才選拔的官員，叫做中正。郡縣的中正負責給自己的轄區內有德有才符合人才標準的人，確定品級，最高一品，最低九品。然後將結果上傳給州中正，由他批准後，最終呈交到國家。
九品中正制的規則看似公平恰當，但是因為德才兼備的標準不能量化，所以這樣選拔人才的運作方式，慢慢被當地的士族大家所壟斷，士族大家族憑藉聲望和人脈，完全掌握德才兼備的門檻，九品中正制逐漸變成了士族小圈子的內部遊戲。
唐代大學者柳芳曾說，中正“皆取著姓士族為之”。那些有軍事或者行政能力但出身不夠好的年輕人，他們的入仕晉升之路完全被堵塞。
劇照曹丕
曹氏家族似乎對士族有著天然的偏執抵抗，但是無論是曹丕還是曹叡都沒有曹操的政治軍事手腕，所以曹家的權力不斷在他的後世子孫手中被向外推。與曹家的獨立無援相比，司馬家族則主動和世家大族通過聯姻和政治結盟團結在一起。
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奪取政權。公元265年，曹奐禪位於司馬炎，西晉時代開始。
西晉時代，士族門閥壯大興起
司馬家族掌權後，為了鞏固穩定與同盟者士族門閥的關係，九品中正制更加備受重視，且可以被修改，從此士族門閥的權力如日中天，階級利益逐漸固化。
首先，司馬氏在九品中正制中，恢復了貴族爵位世襲制。司馬氏的宗族皇子和開國元勳的名門望族，被授予爵位。有爵位的宗族分支，他們子孫後代進入政治系統時，自動獲得三品或四品的官職。而那些有功的同門貴族的後代，官位也不同跌落出五品。
司馬家族
第二，當官變成了拼爹遊戲。曹魏末期，初入仕做官人的官位品級，由他爹的官職所決定，但也會同時考慮家族背景和個人天資。但是等到公元280年，西晉建國後，父親的官職成為兒子做官評判的唯一標準，甚至會凌駕於世襲的爵位之上。
如此這般的變化，使得西晉時期的做官入仕變得程序化，但是對於寒門子弟來說卻是並不可操作。雖說西晉時期，地方政府依舊保持著漢朝所提倡的“舉孝廉”來選拔人才，但是這種方式依舊不能撼動士族的階級利益。
通過察舉製出仕的人，發展前景極其有限。因為不是通過世襲來獲得官職，都是最低階的。很多寒門子弟拼盡一生努力，只能做到四品或五品的官職，而這只是士族門閥子弟的起跑線而已。
東晉時代，士族門閥政治的黃金時代
司馬氏在看到曹家崇尚法家精神，搞中央集權，最後危局內，孤木難支無人救援的結局後，看似吸取了失敗的經驗，但是矯枉過正，歷史眼光有限，大搞封王大搞封建的結果，便是司馬家族內爆發“八王之亂”，西晉滅亡。
經過漢化的匈奴人劉淵，自稱為漢朝劉氏家族後人，於公元304年自稱“漢王”，公元311年，帶領少數民族混合部隊，攻下洛陽。晉室南渡，司馬睿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建立東晉。
匈奴人劉淵建立後漢
西晉滅亡，司馬家族被迫南遷，處於流亡狀態的皇權政府，是靠什麼在建康重新恢復政權，建立東晉的呢？答案就是，士族門閥，而且還是具備武裝力量的士族門閥。
山東琅琊王氏，頂級門閥士族，跟隨者司馬睿南遷建康。西晉的滅亡，讓王氏家族的王導看到，只有在南方建立政權，才能築起抵抗胡人的最後一道防線。雖說王導有能力有資金有資源，但是他缺少統治者的名分，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他看到了司馬睿的皇族身份，而司馬睿則順水推舟，利用他的王氏家族的資源，雙方各取所需，資源共享，一個在王導指導下的司馬氏的傀儡政權，東晉，建立了。
有民諺說“王與馬，共天下”，這裡的“王”便是琅琊王氏。
東晉地圖
西晉大約有一百萬的人口南遷建康，這時候南方當地的權貴家族是有牴觸的，但是他們有錢卻沒有軍隊，北方士族門閥帶著軍事力量南下，最終雙方達成共識。北方士族手握權力，他們向南方士族授予官職和爵位，以及通過聯姻的方式，鞏固雙方的家族地位。這樣，新建的東晉朝廷，就這樣被這幾個新興的家族所把持，而這些家族則通過向建康地區的佃農徵稅而發家。
東晉建國初期，各個家族之間、皇帝和家族之間都維持著一種微妙的政治平衡，曾經的司馬睿眼看王家獨大，想要處之而後快，王家看著皇權無能，也想著要取而代之，但是最終都以失敗而結束。
王氏家族裡面的王敦，曾經發兵造反，劍指建康，意圖謀朝篡位，但東晉朝廷依靠了郗鑑在京口的軍事力量，挽救了東晉朝廷和門閥政治，讓皇帝和家族之間的平衡沒有被徹底摧毀。
而在這之後，因為王氏家族的這次謀反，東晉皇帝對王氏家族充滿了戒備心，庾氏家族得到重用。王氏家族只好和打敗了王敦謀反的郗鑑勾搭在一起，借用郗鑑的軍事力量，和庾氏家族相抗衡。這種互相抗衡局面的出現，標誌著門閥政治進入新的階段：
各大士族都是在自己家族和同盟者家族的支持下，努力鞏固在朝廷的影響力，以便被賜予高位和聲望。他們不斷運用計謀戰勝競爭對手，從而獲得政治權力。皇權政權對士族門閥來說，不過是名義上的工具，對他們的權勢造成威脅的唯一因素是其他的士族門閥。
隋唐時代，士族政治集團秩序被洗牌，科舉制度抬頭。
隋唐的開國皇帝楊堅和李淵都是來自關隴集團的士族門閥，但是他們的後輩都表現出相似抵抗士族的舉動。
隋煬帝楊廣，在他登基之初就連殺了三位元老重臣，高熲，宇文弼，賀若弼。你可以說他獨斷專橫，誅殺功臣，但也表明了他想打擊貴族，加強皇權的用意。而後他一定要堅持遷都洛陽，也是想擺脫身在長安，來自關隴集團的政治束縛，稀釋士族門閥幹部隊伍，組建自己的朝廷政治班底。
劇照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有著和楊廣一樣政治思想，他多次提到，人的地位應該取決於能力和官職，而不是源自於古老家族的陳舊的聲望和血統。所以，他在看到修訂編撰後的氏族譜中，崤山以東的山東士族的排名，超越李氏家族前的時候，心情大為不滿。
他認為，現如今身在朝堂上臣子，無論是靠武功安邦，還是用智慧來定國，他們都要比那些日漸衰微，才智庸俗，無立業之功的士族門閥要值得被重視。
從貞觀六年開始，歷經六年時間，李世民下令重新修訂的《貞觀氏族志》問世，其修訂的標準非常簡單，完全拋棄之前的約定俗成的士族概念，而是所有人在朝中的官品越高，在氏族中的等級也就越高。
當然，排在朝堂前列的官員大多來自於自己出身的關隴集團，這其實也沒有完全做到士族和寒族的重新洗牌，但是李世民的此項舉動則明顯傳遞了機會平等信號，這也為之後科舉制度的興起，提供了必然的基礎。
古代科舉
科舉制度起源於隋朝，發揚在唐朝，科舉制度的出現改善了“出身決定一切”的狀況，雖然士族豪門有著較寒門的優秀的教育資源，提高了科舉入仕的概率，但是他們所有人在皇權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家族門第不在是決定官職的因素，政府也不再對編撰士族譜牒有興致了，因為所有人的地位都來自於國家的認證。
等到武則天時期，她為了維護自己政權，大量啟用寒族幹部，稀釋士族官員隊伍，士族門閥不斷被邊緣化，這也為士族門閥在宋朝時的徹底滅亡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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