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飯店》是特瑞·喬治導演的一部戰爭片，曾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創劇本等三項提名。很多媒體冠之以“非洲版辛德勒的名單”稱號。
影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基本還原了當時的歷史情況：盧旺達有兩個部族，一個胡圖族，一個圖西族。1994年，盧旺達總統胡圖族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乘坐的飛機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總統罹難。由此引發了胡圖族對圖西族的大屠殺。盧旺達飯店的保羅用一己之力保護了一千多個圖西族人。
這部影片以樸實無華的鏡頭表現了慘烈的盧旺達大屠殺，但同時以隱晦的表達方式體現了西方的霸權主義。下面分別分析三類人的形象，看在這部影片中，西方的話語霸權主義是如何體現的。
1、西方人眼中的盧旺達人形象
“他者”是後殖民理論中經常使用的術語之一，在西方後殖民理論中，所謂的“他者”，就是指殖民地的人民。“他者”和“自我”是一組相對的概念，而西方人往往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
在電影《盧旺達飯店》裡，影片一開頭便是極具鼓動性的電臺廣播，隨後是一個轉場，鏡頭搖到了人聲嘈雜、混亂無序的基加利街頭，螻蟻一般的人群，帶槍的政府警察，給人雜亂無章的印象。街頭上的黑人大多是慵懶散漫、無所事事，甚至吊兒郎當的“他者”形象。胡圖族上街遊行示威時，遊行隊伍中甚至有小孩子。這足以證明這場屠殺愚昧、充斥著原始的暴力衝動、毫無理性可言。鏡頭對遊行隊伍中小孩的捕捉，正想說明這一點。
保羅與拍下暴行的記者交談，保羅認為“這是我們有機會讓人干涉的唯一辦法”，而那位記者則說，人們看到這些錄像，可能會說，“奧，這太恐怖了”然後便繼續享用他們的晚餐。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些正在飽受苦難屠殺的盧旺達人或許只是一個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他們是邊緣化的“他者”。
當得知西方武裝部隊不會來干涉這場暴亂，維和部隊的上校賭氣地對保羅說：“你很卑鄙，我們覺得你很卑鄙。”保羅問；“誰是我們？”“西方，西方列強，你所信仰的一切。他們都認為你很卑鄙，醜陋，無用。”
即使保羅是聰明的、紳士的，一切與那些文明的白人沒什麼差別，但是他也被作為“他者”被排斥在外，因為他出生在落後的愚昧的非洲，對於西方人來說，盧旺達並不會給他們帶來一張選票。
在這場殺戮中，胡圖族部族民兵甚至也殺婦女兒童，他們在湖邊殺戮了一整條街的屍體，甚至胡圖族在廣播中說“在圖西族下流女人死之前建議大家嚐嚐她們的味道”，這完全是一場兇殘的、原始的、沒有原則可言的無差別大屠殺。而在這場大屠殺中，我們也看不到圖西族人的反抗，他們只會逃避或者溫馴地被殺戮，他們把希望完全寄託在西方人身上，將其看做“救世主”。正如維和部隊上校所言，他們無用、自私、膽小、懦弱，完全是西方人眼中不值得被拯救的“他者”形象。
2、盧旺達人眼中的西方國家形象
保羅作為盧旺達人的代表，他眼中的西方國家形象正是盧旺達人眼中的。他在盧旺達飯店員工都罷工時，動員不了員工繼續工作，只得致函比利時飯店高層，提倫斯先生髮了一份繼續工作的傳真，飯店工作人員才繼續工作。這明顯體現了在殖民主義下，本土話語權的喪失，也體現了在盧旺達人眼中，西方國家才是最大boss，他們已經失去了核心凝聚力，只聽任西方人的指揮。
胡圖部族民兵來到柯林斯飯店，想要屠殺飯店裡的圖西族人，保羅先是致電比齊蒙戈將軍，作為盧旺達的軍隊將領，比齊蒙戈將軍此時已經找不見人了。不得已，保羅又致電提倫斯先生，想用這場苦難使他產生同情，來拯救自己和九百多個員工以及圖西族難民。保羅跟聚集在大廳的難民說，要跟你們認識的海外有權勢的人聯繫，訴說自己的遭遇，“當你說再見的時候，讓他們知道，他們如果放手了，你們就會死亡。”
此時，西方人完全成了救苦救難的英雄化身，雖然遠隔重洋，但卻能救他們於死亡面前。而結果也正如他們所想，胡圖族民族接到法國的電話，悻悻而去。
電影中塑造的西方人形象之高大，不止表現在保羅跟一眾圖西族難民紛紛向自己認識的西方有權勢的人求救，還表現在引發暴力屠殺的胡圖族也會聽西方人的指令。一場本國的民族屠殺，卻跟遙遠的西方有著數不清的關聯，在人物命運衝突和民族衝突的雙重衝突下，它不是靠本國人民自己解決的，而是靠西方人的幫助解決的。
這是一部西方掌握話語權的電影，因此也被打上了西方殖民主義的烙印。在西方人眼中，盧旺達人民是“他者”，而在盧旺達人眼中，西方人則是高高在上甚至掌握著自己生死權的“施救者”、“大BOSS”。
3、以阿徹夫人為代表的白人形象
影片中還有一類人物，以阿徹夫人為代表的在盧旺達進行著公益事業的西方白人。
阿徹夫人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現，是帶來了孤兒院裡三十個圖西族的孤兒，希望保羅能收留他們，讓他們在酒店暫住。在戰火中，阿徹夫人儘可能地幫助刀下的兒童得以安全。
還有一個類似形象，是白人神父。神父在維和部隊將白人安全帶走那一天，冒著大雨帶著很多盧旺達孩子跑到這裡，想讓部隊將孩子們安全轉移。得知不能將盧旺達孩子安全轉移時，神父眼睛裡充滿了不理解和哀求的神色。
對阿徹夫人和白人神父形象的塑造也是正面的。他們有著大愛、勇敢、正直、善良，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救助難民。而這正跟懦弱、自私、膽小、無用的黑人形象形成對比。
對白人形象和黑人形象的塑造，體現了這部影片站在西方人的視角，暗含著西方的話語權。而這種不平等的關係，正如薩義德的《東方學》開篇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觀點：“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影片最後，保羅再一次在維和部隊的幫助下，化險為夷，自己與家人們都成為戰爭的倖存者。紅十字會搭了很多帳篷，保護著難民的安全，還免費為他們提供食物，阿徹夫人在最後幫保羅找到了侄女侄兒，一家團聚。他們走在通往安全的路上，總有西方人給他們提供幫助，為他們解決困難。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殖民者，比利時在統治盧旺達時，將盧旺達人民分成胡圖族和圖西族，採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認為的將圖西族分為上等人，將胡圖族分為下等人，利用圖西族統治胡圖族，兩者有衝突的時候，自己在中間做調停者、救世主。
影片結束後有一個字幕，介紹了保羅與妻子孩子現居住在比利時。就如種族大屠殺時，西方控股的柯林斯酒店成為難民的庇護所一樣，現在西方國家仍然是非洲人民認為可以得到庇護的綠洲，這一切都值得人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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