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崇尚威德，要求人民絕對服從統治者的權威，不能夠擁有過多的自由。《慎子·威德》說：“賢而屈於不肖者，

輕權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強調權勢對於治國理政的作用。《商君書·說民》提出了：“威生德，德生於刑”的思想。《韓非子》綜合前代法家的觀點，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主張，說“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對於那些不服從威權的人，就要消滅掉。

齊太公該不該誅殺隱士？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齊太公被分封到山東，東海上兩有個隱士叫狂矞和華士，他們相約“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太公走馬上任後，害怕他們“亂法易教”，於是命人把他們殺掉。周公於是問太公說：“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

太公回答說：“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狂矞、華士不臣服從於他，雖然有智慧，但對國家沒什麼用處；雖然賢良，卻也不能為國家立功。如果不把他們砍了，怎麼號令齊國，治理一方？如果人人都效仿他們，國家還不完蛋嗎？最後說：“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於其軫也。”對於那些不服從威權的知識分子，即使有才能，也應當殺掉。

韓非子認為齊太公的做法符合“賞之譽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的威權原則，大為讚賞。在《智囊》裡，也以太公的例子為開篇，馮夢龍評論說：“齊所以無惰民，所以終不為弱國。”認同太公的做法。

其實這都是似是而非的評論，因為它跟韓非子自己的賞罰原則自相矛盾了。

齊太公的威權理論乃是專制愚昧思想

齊太公與韓非子都認為只有為國家耕戰出力的人才有價值，那些不聽號令、不服從威權者就該殺掉，這不僅無理而且野蠻，會在國內形成恐怖的氛圍，而孟德斯鳩說恐怖就是專制政體的原則。

首先，狂矞、華士不肯出仕，隱居荒野，自給自足，這於國家是否有害呢？太公認為誅殺他們，以避免百姓都來效仿做隱士，導致國家號令不行。王充在《論衡》裡就嘲笑了這種邏輯，認為它好比說堯要殺掉許由，以免百姓都學他住在樹上；武王要消滅伯夷，以免百姓都學他不食周粟而死。“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狂矞、華士潔身自好，不肯出仕，不代表所有人都願做自甘清貧的高士，更不代表人們都願意過這種生活。相反，熱愛功名的人照樣攀炎附勢，貪婪好財之人照樣媚富賤貧。況且清貧的生活是人情所不樂的，所以殺了他們對國家也沒有什麼用處，他們本身於國無害。太公殺他們根本就不是為了國家利益，而是新官上任，向百姓耀武揚威而已；

其次，法家講究賞罰分明，賞無功，殺不辜，是韓非子所非議的行為。狂矞、華士於國無利也無害，反而被殺，這說明太公認為不出仕就是有罪，要罰；那麼出仕就是有功，該賞嗎？這豈不是自亂法度？其實，不出仕未必有罪，出仕也未必有功，賞罰與是否出仕並無關係。如今太公以不出仕為由而殺害兩個無辜的隱士，韓非子卻讚譽這種行為，是與自己的賞罰理論自相矛盾。

最後，以是否有功於國家來定賞罰，這本身就是狹隘的。這種價值觀會引導百姓都熱衷於官場，所謂“不仕之民，性廉寡慾；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國家不尊重隱士，而熱捧官迷，最終會導致積功越多的人對權力越貪婪。只有貪，才能立功，會造成“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局面。功勞大的高官會覬覦最高權力，國君為了避免被篡權，就會把他們殺掉，這樣又是無罪而被殺，與賞罰理論再次矛盾。如果不殺掉他們，也會導致政權被篡奪，就像田氏篡齊一樣，這又跟韓非子尊崇君主、抑制強臣的初衷又相矛盾了。

殺害無辜的隱士，除了在國內製造恐怖，鼓吹威權之外，並沒有什麼意義。

威權思想不值得推崇

《老子》曾告誡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沒有人會永久懾伏於威權，沒有人願意永遠在威權的腳下顫抖。如果統治者迷信威權，不肯清淨無為，行其躁欲，任其權威，就會導致物擾而民僻，最終威權也不能再製服人民。所以王弼說：“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威權是靠不住的。

戰國與秦朝崇尚詐力，但霸主的結局都像老子說的那樣“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宋康王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威服天下，築諸侯銅象於廁，羞辱之，國人大駭。齊國趁機伐宋，宋民皆奔散，康王走死於溫；齊湣王謀不逮下，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又南侵楚國，西破三晉，欲並二週為天子，諸侯皆欲叛秦而朝齊，樂毅趁機遊說五國，東下齊城七十二，湣王敗死；秦國尚武崇詐力，雖能兼併六國，卻不能得人心。陳勝一呼，六國之後又紛起，破關以滅秦。

法術之士們，自吳起、商鞅到韓非、李斯皆不得善終，崇尚威權的人，最終也會深受其害。威權的治國理念就像滿弦的弓、將溢的壺、枯槁的木，不過是滅亡前的榮光而已。所以王充說：“

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

儒墨對於國家有無用處？

此外，韓非子的賞罰觀念也是狹隘的。韓子主張要明法尚功，以是否有利於國家來作為衡量每個人價值的標準。一個人雖然很有才幹，但不為國出力，那麼就不加賞；如果很不中用，只要無害於國，同樣也不施罰。

孔子崇仁，墨子貴義。但在韓非子看來，儒者和墨者就是不為國出力的廢物，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參與戰爭，不為國出力。儒者只知道專研經籍，倡禮制而說仁義；墨者只知道遊俠聚義，私養劍而立節操。他們跟縱橫遊說之徒、逃避兵役之人、聚斂商工之士一樣組成了“五蠹”，就是蛀蟲一樣，蠶食國家的財富，應當依據“勢不足以化則除之”的原則，全部清除掉。

在韓非子眼中，耕戰才是國之大用，禮義、俠義、縱橫、工商都無用，這種觀點本來就是片面的。別的不談，僅論禮義。韓非子認為禮義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那麼他是否能夠與人會談而不行禮節？見到熟人而不打招呼？不祭祀先祖，不根據場合來穿衣服呢？在他的時代，能夠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嗎？如果他做不到，那就說明他在執行自己所反對的東西，言不由衷，又怎麼能說服人呢？

儒者修禮義與農夫行耕戰不同，前者對於國家“有之無益，無之有損”，而後者則是斷斷不能少。但不能因後者而廢棄前者，他們並不矛盾。禮義風俗就像防洪大堤一樣，平常看似無用，可一旦撤去，就會導致人心大亂，無禮之人、無義之士像洪水一樣氾濫於國家，綱常毀壞、社稷傾危，人人遭殃。所以，魏晉“越名教”而使天下亂，梁武毀綱常而國以亡。

治國該不該因法而廢德？

韓非子說：“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這裡的“奉法者”是指統治者、君主。君主用功法度來繩制大臣與百姓，人為善，則據法度以賞之，為惡，則罰之。善惡的標準在於是否冒犯法度，是否於國耕戰有用。韓非子並不否認德治，只是他認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只好用法度和刑罰來治國。可是在衰世、亂世就只能靠法而無德嗎？

法家認為水過於柔順，所以百姓都去親近，多被溺死；所以法度要像火一樣炙熱，使人們唯恐避之而不及。使用嚴刑峻法來督責百姓，百姓就不敢作奸犯科。所以在法家的指導下，國家不斷出臺新規，法網越來越密，可結果卻是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因為法家的法“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奸”，法度的目的不是防亂，而是懲惡，以罰代管，越罰越亂。

子張曾請教孔子怎樣治國理政，孔子告誡他要“尊五美，屏四惡”，其中有四惡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法家熱衷於出臺政令，卻不進行教化，不向人們普及禁令而嚴厲責罰無知犯法者；不先告誡而責成於人；政令才出臺就叫人立即整改。

一切皆聽從統治者的威權而折騰，人治通過法度而任性，真乃劫殺之法、危亡之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