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3 13:36:07 佚名

陳修修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於今天的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

他從小就很聰明，非常喜愛讀書，並且過目不忘，下筆成文，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16歲的時候隨父親進京，結識了比他大2歲的曾鞏（唐宋八大家之一），兩人惺惺相惜，成為摯友。曾鞏後來拜在歐陽修（唐宋八大家之一）門下，便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取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21歲就當上了相當於今天的市政府秘書長，可謂仕途通暢。作為著名文學家，自然有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傷仲永》《詠梅》《泊船瓜洲》。但對後世影響最深的還是他的變法，畢竟歷史上搞變法的幾千年下來也只有3人。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富國強兵，增強對外的防禦，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當時的北宋，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大遼，還有吐蕃，可謂強敵環伺，金庸的《天龍八部》便是發生在那個時代的故事。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但是，新法損害了大地主豪紳們的利益，加上用人不當，更由於司馬光蘇軾等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最終失敗。

蔣介石：我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漢以前則推周公，至於秦漢以後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

柏楊：王安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個紙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閣下大力整頓，恐怕早亡了國啦——早亡給西夏帝國啦，還輪到金帝國動刀動槍乎？

遵義陸歌

《宋史》並未將王安石列入《奸臣傳》而是將其列入《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王安石是北宋神宗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生於公元1021年，卒於公元1086年，“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進士出身，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了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國、西夏國不斷侵擾邊境的困境，召見王安石，提出想要擺脫困境實行變法的設想。

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上古堯帝舜帝，簡明法制。宋神宗認為王安石的相關主張非常正確，要求其盡心竭力輔佐自己，共同完成這一任務。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第二年任宰相主持變法。

因為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新法在推行中屢遭阻礙，宋神宗也時有動搖。公元1074手，王安石被迫辭相，次年二月復任宰相，不久又因維護新法得罪了神宗而再次罷相，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1094年，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諡號“文”。

（司馬光砸缸）

（司馬光）

《宋史》中把王安石列入了《列傳》，王安石死後待遇也高，得到了文臣的一等諡號”文”，還能配享太廟，還是較為公正。

神舟六

被譽為“法家先驅”、 “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的管仲曾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意思是說，大凡治國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貧窮就難以管控。人民富裕就安居樂業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懼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貧窮就會背井離鄉而輕視家國，民不聊生就會違犯禁令，甚至鋌而走險造反作亂。因此，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國家才會長治久安。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很得百姓稱讚，他也在從政實踐中，發現了北宋所面臨的積貧積弱局面。親眼看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冗官、冗兵、冗費的弊端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國家財政困難。而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土地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繁重，各種矛盾正在醞釀激化。

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了弊政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就向皇帝上書，指出天下財力困窮，在於吏政敗壞。並提出理財方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變法主張，希望通過社會改革運動。變法維新，革除弊端，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適應時代變化發展。

但是變法觸犯和限制了地主官僚的利益，這些官僚權貴聯合起來共同反對阻撓變法，甚至對王安石展開人身與論攻擊，迫使王安石兩度辭去宰相職務，更有甚者，貪官汙吏利用推行變法，藉機把官僚貴族的負擔轉嫁到百姓頭上，對老百姓盤剝壓榨，也使天下百姓對變法憤憤不平。認為王安石不通人情不明事理，皆呼為‘拗相公’。

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汙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變法的“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經濟利益矛盾歷來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動盪的根源。構建社會和諧，必須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合理調整經濟利益，解決利益均衡問題。窮則獨善其身，富則皆濟天下。富貴者，不能只圖自己驕奢淫逸，應該想著為民排憂解難。

王安石的變法在宋神宗趙頊朝曾扭轉了財政危機和社會狀況，這也足以讓王安石引以為傲。然而富足的景象到了徽宗朝，奸佞的蔡京為輕佻的趙佶提出〉豐亨豫大。掠奪民財以享天下之奉，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仇，腐朽的統治終於使老百姓不堪忍受，激化矛盾暴發起義，金國趁機南下侵略。就在金軍兵臨汴京城下，朝堂之上仍在嘈嘈雜雜，該管的不管，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仍在詛咒王安石。

德厚致遠

首先說一點，一代名相王安石並未列入《宋史·奸臣傳》，倒是他改革時兩個得力的下屬章惇和曾布被列入了奸臣傳，章惇和曾布在王安石死後，都坐到了宰相，特別是章惇的官場成就還要高於王安石。

圖為王安石畫像。

在這裡不評判王安石的變法是好是壞，只說其性質，縱觀古代各朝帶頭改革或變法的，不管什麼原因結局都不太好，比如商鞅變法，商鞅被車裂；王莽改制，王莽被殺後分屍，頭顱製成工藝品藏於歷代皇室數百年；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鞭屍；戊戌變法，六君子命喪菜市口。其原因是改革或變法打破了常規或現狀，肯定損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這類人一旦有條件了會群而攻之，王安石也不例外。

世宦祠，是王安石故里，江西省東鄉縣，紀念王氏族人世代為官的祠堂，建於明末。

1085年，支持改革的宋神宗去世，即位的宋哲宗立刻廢除了變法，並啟用司馬光為宰相，1086年王安石就病死了，幸好王安石死的快，如果扛活，等待他的肯定沒有好下場。因為王安石的改革直接觸犯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另一個歷代王朝都尊崇儒家思想，以“法先王”為政治主張，你要有改革的思想，那就是離經叛道；再一個很多逐利的小人利用變法斂財，搞得社會動盪。

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趙頊。

以上都成了保守派攻擊王安石的口實，也是王安石推行改革過程中的弊端，由於變法使北宋朝廷分成新黨和舊黨，黨派鬥爭也是促成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後世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不高，宋高宗在修《宋神宗實錄》時，就把王安石貶成一個萬世罪人，南宋學者羅大經在其《鶴林玉露》一書中，更是將王安石和蔡京並列；民間還把王安石戲稱為“拗相公”，可見百姓對王安石也有痛恨的，和王安石同朝為官的兩個親弟弟，王安國、王安禮激烈反對變法。

圖為王安石故居，南京半山園。

到了元人編《宋史》時，編寫人員大多是蒙古人和北地漢人，服務的對象不一樣遂產生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既然宋朝原始記錄對王安石評價這麼低，如果編為奸臣豈不是隨了南人的意，《宋神宗實錄》描寫如此痛恨的人，元朝人沒有經歷過，不覺得多麼罪過，所以《宋史·奸臣傳》並未見王安石。

圖文繪歷史

這得看當時環境，王安石王大爺在當時絕對算得上是奸臣，北宋講的是祖宗之法，不要輕易去改變什麼，如果非要改變，除非“利不百倍不善變”，王大爺說“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肯定是好的，但想法好不見得就做的好，要快速實現政治抱負，那隻能任用奸人，王大爺要推行變法，只要是支持變法的人，那就是用，國家財政是改善了，民間也爛了，看看後來情況就知道，而且，強推辦法會導致朝廷內部出現裂痕，以前可能是暗地裡拉幫結派，但現在就是明面上搞死對方，所以北宋政治就失去了彈性，以至於升級了“元祐黨人碑”事件，更要命的是，王大爺還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條就麻煩了，北宋的祖宗之法管的是誰？恰恰是皇帝，說簡單點，皇帝就是代表政府，如果沒東西把皇帝的權力管住，那後果...再說直接點，祖宗之法跟現在的憲法功能其實是差不多的...如果，一個人說可以違憲，那你覺得這廝算不算畜生？當然，王安石也有好的地方，歷史人物只有絕對的白痴，沒有絕對的壞蛋，建議去看看朱熹對王安石的評價，很客觀公正，至於他的形象怎麼反轉的，實際這事是梁啟超乾的，說簡單點，因為都要變法嘛……

西南正好1

準確來說，王安石沒有被《宋史》列入奸臣傳，因為宋史是元朝編纂的，而王安石，在宋朝人民，特別是南宋心裡，評價非常低，甚至把王安石當成了滅國元兇。比如南宋高宗時期的《神宗實錄》，就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

這種說法，從南宋到清朝，都是官方定論，史學家也認同，並且在社會中，也都是接受的。

不過，王安石雖然沒有被列入奸臣傳，但是他的兩個手下，曾布、章諄都進了奸臣傳。

而在民間，對於王安石的評價，還有兩種：

其一是王安石創立的學派，荊公新學，簡稱新學。既然這個學派是王安石的，那麼沒事幹的時候，就會有不少人，開始批判這個學派。例如南宋的理學家，就說這新學，‘於學不正’。

到了最後，新學更是成為了異端。

其二，是王安石的變法。

自古以來，變法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比如商鞅變法，儘管讓秦國富強，可他自己也被車裂。為什麼？因為變法都會損害貴族的利益，作為皇帝，只能把你這個主謀推出去。

這還是成功的前提下。

而王安石變法，進行到一半，宋神宗駕崩，變法無疾而終。那麼王安石的變法，就會被貴族階級，批判為‘斂財害民’。

昨夜夢迴

漫談新政

元人在《宋史》中以宋人的評議修十五奸臣傳，沒有老王的一席之地。就如如今的TT優答沒有為為國釣魚留下一席之地是一模一樣的

這十五位中，個人認為只有章惇、趙良嗣的入傳資格有待評估，其他以秦相公為代表的十三位的確可以算得上合情合理，眾望所歸

關於變法已經寫過幾次答案，此次從簡

1.王安石與過山車

對王安石的評價曾經很高，高到配饗孔廟。從北宋末年欽宗朝便開始一路走低，其原因無非是欽宗面臨的滅亡危機來自他爹徽宗，他爹又特別喜歡禍國秧民的蔡京等六賊，而蔡京是王安石提拔上來的貌似新黨的自利黨

高宗趙構更把北宋滅亡的鍋一股腦扣在王安石頭上，原因有二

1.宋朝要延續就要扔北宋滅亡的鍋，趙構不方便直接指著蔡京等人罵得太狠，蔡京這麼壞卻得到徽宗寵信，跟直接罵他爹是昏君沒兩樣。罵提拔了蔡京的王安石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又不傷與徽宗、欽宗的臉面

2.最開始支持趙構上臺的有份量的宗室人物是元祐孟皇后。元祐七年，宣仁高太后把孟氏塞給哲宗做皇后，高太后反對新法，孟皇后對有知遇之恩的高太后言聽計從，自然也支持舊黨。新黨章惇很巧妙地使孟皇后在宮鬥中失敗被廢，好不容易在哲宗臨死前復了後位，又在徽宗崇寧初年被蔡京擼下了課。孟皇后支持趙構，趙構在法理上必須承認舊黨一貫正確。舊黨正確了，老王自然被踩到溝溝裡

2.北宋與新政

自真宗朝澶淵之盟到仁宗寶元年間，天下雖無大事，卻募兵益眾，廣施恩蔭，文恬武嬉

“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內豐廩給，至於虛用冗費，難以悉數……故田稅不足，重以禁榷，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三.寶元二年五月癸卯.賈昌朝上疏

冗兵、冗官、給契丹的歲幣(此時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濫賞等開支已經掏空了大宋看似強壯的身體。宋夏大戰在即，曾掌管過京師財務工作的賈昌朝不擔心戰事，卻擔心宋朝財力無法支撐。事實證明，他想少了

經過慶曆(重熙)增幣，宋朝向契丹歲納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西夏戰爭以元昊稱臣告一段落，宋朝給西夏歲賜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匹，茶三萬斤

北宋官員隊伍進一步擴編，軍隊規模勇破一百二十萬大關

慶曆三年，就連仁宗都感到這樣下去會出事的，數次命范仲淹、韓琦等人拿出解決辦法

上既擢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

宋朝的弊端大夥都看在眼裡，但誰都不敢去隨意動別人的蛋糕。見諸位名臣不給力，仁宗火了

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書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

具體內容太長，只摘總要部分如下

“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疆場不靖，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三

范仲淹提出十條意見，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官長;5.均公田;6.厚農桑;7.修武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

其中1、2、3、4、9、10條都與官員有直接關係，另外四條需要官員去具體落實。很明顯，范仲淹認為:

要解決我大宋目前存在的問題，首先要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工作，要在官員隊伍中開展思想品德教育，立樹六個代表，培養全心全意為草民服務的公僕意識

以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為綱，北宋開始了第一場變革。可惜，蛋糕真的不能亂動，一年後範老爺子被便支走了，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3.王安石與蹺蹺板

如果以范仲淹的標準，王安石變法無疑是捨本求末，他跳過了統一官員思想、建設執行者水平這個環節，直接領著一幫人甩開膀子衝著孔方兄幹了起來

老王變法大刀闊斧，凡是支持變法的都是自己人，凡是對任意一項新法持反對意見的都被老王逼成了敵人。在王安石的敵人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王安石曾經的朋友、在仁宗朝就吵吵著要變法的司馬光，當著神宗的面都忍不住要和王安石吵架

安石曰:“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

私下裡司馬光曾幾次以朋友的身份寫信給王安石提出自己的建議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

朝廷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的事也因為王安石的緣故作廢。然而大家都知道，司馬光原本對王安石和變法都沒有惡意

4.王安石..蓋棺與定論

神宗死後哲宗即位，早就對變法不爽的太皇太后高太后垂簾聽政，啟用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舊黨，以母改子，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死後，司馬光給呂公著寫了一封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致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

在司馬光的建議下，王安石死後的待遇是:

詔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四

即便如司馬光等舊黨，也給予了王安石應有的待遇和相對公允的評價~個人才幹突出，品行端正，但變法急於求成，個性狷直，用人不當

司馬光提議朝廷厚待王安石的原因在於他早就料到，後世必有反覆小人會拼命詆譭王安石

趙構看到這段，老臉微微一紅

朱熹在談起王安石和司馬光時說

(王安石)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就去……

(司馬光)渠亦只見荊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王安石因變法而受攻訐，走了極端;司馬光和蘇軾因王安石很極端，便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以上諸公都是一代人傑，奈何我大宋已經病入膏肓，積重難返

為國釣魚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變法，持續的時間也很長（當然是由章淳完成的）。其實王安石並沒有被列入奸臣列傳。只是王安石的所有弟子們生和支持變法的新黨官僚全部被列入了奸臣列傳當中，而王安石並不在此列。王安石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的寫作功底是舉世公認的。恐怕這也是其沒被列入奸臣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北宋來講是必要的。包括保守派在內所有的人都認為變法新政對於北宋的存續至關重要，但是變法一旦觸及自身的利益，誰都認為變法沒有必要，王安石的變法方向是對的。但在執行過程當中卻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北宋的滅亡與變法其實也有直接關係這並不是因為變法時的北宋滅亡。而是新黨與舊黨的不斷交替，不斷廢止與延續，使得國家難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基礎。

舊黨惡意打壓新黨成員，新黨上臺之後又進行瘋狂的反撲。使得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矛盾，越拉越大。而更為嚴重的是王安石時期的變法，在一開始就沒有處理好現狀與變法之間的關係。變法操之過急，運用的官僚體系也都是原來舊黨基礎之上的，地方官僚本身便反對變法，害怕變化觸動自己的利益。變法恰恰在地方上依靠的又是這種人。這些依附於舊黨的地方官員對於變法的積極性，也一定大打折扣甚至敷衍了事。

這就使得很好的政策執行到地方時出現了偏差，百姓不僅沒能再變法中獲益，反而因為變法大大增加了生活和生產成本。變法的群眾基礎也就不如宣傳時的那麼牢固。變法最主要的是輿論。這也是為何商鞅變法要限制遊學和諸子百家言論的原因，治學可以反覆論證，但治國只能統一。當你變法的時候，一直有人說法的壞話。不明就裡的老百姓一定會支持舊黨。

因為舊黨說的老百姓都懂，而你變法者說的只是一個美好的藍圖。對於大家來講，其實是很遙遠的。這也是為什麼北宋的變法翻來覆去舊黨新黨來回爭論。王安石的變法操之過急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那就是由他所提拔上來的人才大多品行不端，但能力很強。其實王安石並不是不知道。但歷來的變法都不會給變法者以足夠的時間去物色人選。

王安石想的就是以最短的時間發揮出變法的巨大效益。但這種效益還沒有發揮出來，便被舊黨無情打壓自己被迫罷官。這反過來也說明宋朝皇帝支持變法的決心並沒有想想象中的那樣強烈。皇帝並沒有與變法者真正的站在一起，同時也表明宋朝的政治環境並非君主專制，君主說的話並不能改變朝堂的輿論風向。沒有絕對的權利變法只有一紙空談。王安石作為變法領袖這自然成為保守勢力攻擊的對象。

而一心所提拔出來有才幹但沒德行的人在遭受就擋的打壓之後。不會像王安石一般看淡這一切。他們會把這些人一一的記在心中，一旦恢復瘋狂的反撲實屬必然。但其中也不乏才幹，突出者。比如說被列為奸臣的章淳。他便直接明確的反對徽宗繼位，認為不可以君天下，而事實證明這句話正好預言了，北宋的結局。

總之王安石的變法不會成功，他只使得王朝內部的黨爭更加激烈。但話說回來，他也解決了很多問題。如果變法沒有發揮一定的作用，那麼宋徽宗趙拮20多年的執政生涯，所揮霍的大量財富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世界史圖鑑

王安石變法出發點是順應當時社會需要，得到宋神宗支持，變法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同時也不適合普通百姓，怨聲載道，變法從古至今善哉者一二，商鞅變法成功讓秦強大，最終落下車裂而死，相比較而言管仲變法算是成功的。歷史是當時權貴書寫的，王安石這樣書寫不足為怪，好在歷史永遠是會還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一個社會不變革不創新，固守陳章遲早會被淘汰。改革者都是有信仰有勇氣有擔當有睿智的時代風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