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家書屋的眾多藏書中，每本書的最後一頁，都有一個圖案:“辛夫曾讀”，同時還鑑有年、月、日。在每一本書的封面後頁分別用過這樣一些圖案:最早的圖章是“周氏家庭圖書館子孫永保用”，這個圖章都是印在抗戰前所購的書籍上。全面抗戰後，他當時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陪都重慶所購之書，皆印上“辛夫在蜀所得”。抗戰勝利後，在南京、上海期間所購之書，皆印上“辛夫亂定歸來所得”。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購之書皆印上“人民建國後所得”，這些都是我們小時候讀書時親眼所見的印章。
老人家精湛的篆刻技藝影響很大，知名度很高。上世紀三十年代，“開明書店”的著名月刊《中學生》曾刊用他的篆刻一付，並獎勵他銀元兩枚。張治中先生的私人印章便是二祖父所刻。他在重慶國民政府中央工業研究所任職期間，一家六口人吃飯，生活拮据，於是就以篆刻技藝作為額外收入，以彌補工資不足而維持生計。為提高信譽和知名度，張治中特地請戴傳賢(國民黨元老、教育部長、和蔣介石義結金蘭)為其題“淮南薪夫治印，戴傳賢”，此處用“薪”夫，而不用辛夫意味深長，弦外之音是靠薪水吃飯不足過日，額外收入作補貼之用。那時我們周家每一個人都有老人家專門為我們刻制的牛角印章。周邊鄉親及學校的同事，但凡有需求時，他便會盡快地給刻制一枚精緻的印章。現存的“古封印集”四集，是把自己畢生所刻之各種印章所留下的樣印彙集成冊，共四集，至今保存完好。
二祖父書法造詣也非常深，尤其是小楷可以說是精美之致。家鄉有一個曾跟他讀過書的村民，保存有一幅二祖父年輕時替他所寫的中堂，平時就像是寶貝一樣地珍藏著，只有逢年過節時才拿出來掛在牆上。其女婿謝毓梁(原含山縣人大主任)的廳堂裡至今還掛著一副當年老人家專門為他篆書的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1998年謝的兒子謝澤(空間設計師，安徽省企業家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在合肥舉辦畫展,將其掛在省博物館畫廊裡，有位臺商看到了，連續來了三次。當時出資五萬元，執意要買此書。但謝澤不同意，並告訴他:這是我外公的墨寶，專門為我家父寫的，你給我多少錢我都不會賣的，那位臺商只好作罷。
更難可貴的是二祖父還有一顆特別善良的心，樂施好善。我的二奶奶也是一個賢淑、勤勞、樸實、善良的農村婦女。在鄉親們眼裡，“二先生”(熟悉的人都這麼稱呼他)就是一個大好人、大善人。二祖父經常接濟村裡日子過得不好的窮人。
鄰里鄉親不管是誰家遇到困難，即便難以開口，只要他們知道了，肯定會鼎力相助，康慨解囊。我升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家中因哥哥生病去世一貧如洗。眼看就要輟學了，雖然當時我很小，不知怎的，當時我就堅信，只要找到二祖父就有希望。於是我就瞞著父親，獨自一人步行幾十裡一路問人跑到黃師，果然二祖父給了我開學錢。多虧了他的十幾元錢，徹底改變了我終生的命運。我清楚記得在初二下學期的一次早操晨會上，當時學校的副校長(肥東縣長臨河中學)凌美英(黃埔十期，家住黃師附近的山口凌，二祖父朋友)忽然喊道“:誰是周代申？來一下。”當時我非常害怕，以為是自己犯錯誤了。卻原來是二祖父給他帶了二元錢給我。我心裡甜滋滋的，二祖父居然還掛念著我，兩元錢啊，在當時是足夠我一個月的生活費用的。此後，有好幾次二祖父都是由凌校長帶給我二元錢的。二祖父默默地援助我求學在我腦海裡終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老人家工作繁忙，心中居然能惦記著我，我也深深地明白，他給我的其實是心願、希冀和囑託。
從各種資料顯示來看，二祖父與和平將軍張治中關係篤厚。從1929年張治中為家鄉辦學聘請二祖父到黃麓學校任教的哪一刻起，兩人就“一見鍾情”，彼此相互敬佩和深深信任了。張治中一生情繫家鄉，濃濃的故鄉情結，心繫鄉村教育，對知識和教育的尊重與重視，以及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等，正是二祖父這樣一個博學多才的學者，愛國愛民的飽學之士的難覓知音。所以當年二祖父初次與張見面就給了他一個鄭重的承諾:我會在黃小一直幹下去的，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縱觀二祖父解放前的生活軌跡，由於戰亂的原因，除去在黃小任教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是緊緊跟隨張治中先生的。他們兩人之間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二人都完全可以隨從國民黨蔣介石去臺灣的，但是二人卻都選擇留在大陸，都選擇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因為二人都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47年春節期間，張治中戰亂後首次返鄉，二祖父也隨同一道回到故鄉。並參加了張治中在張氏祠堂的大操場上所作的演講報告，主題是“重視教育”。參加會議的人多是家鄉的父老鄉親和追隨他的門生故舊。
1951年，張治中解放後的首次故鄉行，他專程到二祖父的住處拜望，二人促膝談心，從新中國成立,民族的希望，到黃小的教育與發展，從工作、家庭和生活到農村的變化，他們無話不談，親密無間。臨別之際，張治中贈紙扇一把和自著《我的三十年》一書，並題寫“周辛夫先生斧正”，“張本堯於1951年在故里”。1964年，張治中建國後第二次回故鄉，兩位老人一見面，緊緊擁抱，雙手緊握。張連聲說道:“你在黃小執教了一輩子，難能可貴啊”。二人又促膝長談甚久。臨別時，張先生又贈自著書《解放十年來點滴活動》給二祖父。這本書至今我還記憶猶新，十六開版本。然而這次見面竟成了他們二老的永訣。
1966年的文革中，像二祖父這樣既有歷史背景，又極具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是肯定會受到衝擊的。什麼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帽子一古腦兒壓來。但遭受最大迫害的卻是老人家在學校停課後回到家鄉的那一段時間。當地大隊的造反派不光以破“四舊”為名反覆搜查、抄家，把他的所有藏書和作品全部燒光以外，更是編織了許多莫須有的謠言和罪名，一次又一次地審訊，一次又一次地寫交待材料。更加荒唐的是硬要他承認自己有一把手槍，一定要交出來。老人家一生除教師之外，在政府部門工作只是文職人員，有槍之事完全是無中生有。老人家一生，正直、坦蕩、剛直不阿且最講實事求是，對於一定要說藏有手槍一事，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更何況是無稽之談。
無休止的交待、審訊、折磨使他遭受了莫大的刺激，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終於在1971年3月13日突發腦溢血。我們立刻把他送到烔煬區醫院，醫師倪世軍珍斷:腦血栓形成，立即轉院。我們隨即又連晚將他送至安徽省立醫院救治。老人家自發病起就基本上失去語言功能了，但神智清醒，中途狀況有所好轉，神智更加清晰，並會簡單語言。但二十天多後，醫生髮現他有黴菌感染。當時省立醫院沒有治療感染的“制黴菌素”，我們趕緊聯繫他在含山縣的二女婿謝毓梁和在上海的大女婿許才儒，待到他們想方設法把藥弄到手送至醫院，但為時己晚，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這以後，在老人家生命的最後幾天，也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黴菌控制不住，致使腸道感染劇烈，拉肚子異常厲害，疼痛難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意識清醒，有好幾次他都掙扎著強行拔掉輸液管。我完全明白，老人家心裡非常清楚自己是無法治癒的了，他不願接受更多的無效治療，更不願繼續連累身邊的我了。終於在1971年4月30日下午於省立醫院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據《烔煬區志》、《巢湖市教育志》、“烔煬鎮鄉賢館”、“巢湖市名人名賢館”等眾多資料顯示，周辛夫先生不僅是教育戰線上的一位楷模、典範，分明是一位典型的學者、甚至大家。1978年，在黃麓師範大禮堂，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為己經辭世的周辛夫先生和王功武老師平反昭雪，會議由王伯文校長主持，周辛夫的二女婿謝毓梁代表我們參會的親屬作了大會發言……
傅書濤先生
我們周氏家族的曾祖是教書的，我的二祖父、三祖父是教書的，我的父親、二姑媽是教書的，我和我的兩個孩子也是教書的，我們是真正的教育世家。我的二姑父謝毓梁為此最近特作七絕一首送於我：
先賢高德世人仰，澤被後世福運長；
教育世家傳薪火，繼承遺志創輝煌。
（感謝表叔傅書濤先生和二姑父謝毓梁先生在我寫作此文中的極大支持和幫助。）2018年9月10日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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