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是後世史書上公認的宋朝除宋太祖外最好的皇帝，他性情溫厚，在位的四十二年期間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發展到當時的巔峰。仁宗時期名臣輩出，有宋以來的名相大多活躍在他執政的時代。對外主要是對北方的遼國也基本上以和平共處為主旨，據說他去世的時候遼國的皇帝悲痛不已，哭著說
“四十二年不識兵戈矣”。
如此盛世，照理說趙禎可以安心做個守成之君，滿滿的享受皇權帶來的富貴人生，可趙禎也有更大的雄心壯志，想要有所作為，所以就有了麻煩事，他繼位後熬到攝政的劉太后死掉並真正掌握權力後，發現國家還是有相當大的隱患，其中內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宋朝開國以來積攢下來的冗兵、冗官和冗費這三大現象導致國家財政出現了一定的危機，而外部危機主要是西北邊境和西夏敵對並不斷交戰，但受限於財力和戰法總是處於下風。
為解決這些積攢下來的矛盾，趙禎想尋求改變，他委派被宋朝人稱為“本朝第一人物”的范仲淹主導變法，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慶曆新政”，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應對西夏帶來的戰爭威脅。
范仲淹的個人品格是宋朝的士大夫們絕對尊崇的，他提出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讓士大夫們尊為人生格言，南宋時期的朱熹就說過“本朝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可個人魅力超級高的范仲淹所主導的變法還是失敗了，“慶曆新政”不到兩年就最終被趙禎叫停，這是為何？其實“慶曆新政”的失敗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慶曆新政”中范仲淹把改革的方向搞反了，他希望先上後下來進行變革，看看他對趙禎呈上的新法指導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都有些什麼內容，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十條中有七條都是針對官員這個群體的，頒佈的具體法案和措施也都是如嚴格選拔官員、改革恩萌制度、審核官員們的職田等觸動官員切身利益的法例，在極度需要官員群體衷心配合執行新法的背景下，范仲淹卻又先拿官員們開刀，把新法的執行人和監督人得罪了個精光，結果當然是群起反對。
第二：在反對派以結黨亂政的罪名攻訐范仲淹的時候，支持范仲淹和“慶曆新政”的歐陽修不合時宜的向趙禎進獻了著名的《朋黨論》，公然呼籲君子應該結黨，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嚴重的觸犯了趙禎這個皇帝的忌諱，封建王朝時期，任何一個皇帝都不可能支持手下的大臣們抱團結黨威脅皇權，《朋黨論》一出，把本來支持變革的皇帝趙禎給嚇住了，開始擔心並警惕起以范仲淹為首的變法派。
第三：宋仁宗慶曆三年才開始搞“慶曆新政”，可沒多久，即慶曆四年，宋朝和西夏的戰爭局面被打破，這一年宋朝和西夏簽署了“宋夏和議”，宋朝再次用賜歲幣的方式換來了邊境地區的和平，雖然宋夏之間的和平很可能只是暫時的，但“宋夏和議”的簽訂使“慶曆新政”失去了目的性，都和平了，還急著改什麼革？
於是在大部分被“慶曆新政”觸動了自身利益的官員們的群起反對聲中，又擔心范仲淹及其追隨者們公然結黨而勢大難治，被新政引起的黨爭搞得焦頭爛額的宋仁宗趙禎在國家外部形勢得到極大緩解的情況下叫停了這次變法，“慶曆新政”的主要支持者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先後被調出中央到地方任職，進行不到兩年的“慶曆新政”夭折。即使後來“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上書趙禎希望再次變法，可趙禎因為“慶曆新政”的失敗產生了心理陰影，再加上趙禎執政後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沒有親生兒子繼承皇位的問題上，因此再沒有搞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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