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紀像
鄭紀(1438—1513)，字廷綱，號東園，明興化府仙遊縣文賢裡上鄭人(今莆田市仙遊縣度尾鎮埔尾村)，明天順四年(1460)進土，歷任翰林庶吉土、國子祭酒、浙江按察副使、浙江提學、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等職，有經邦濟世之宏才大略。一生歷經英宗、憲宗、孝宗三朝，人稱“三朝元老”。
在任上，鄭紀展現出非凡的輔國才器，擔任戶部侍郎時，不遺餘力為朝廷聚財，成效卓著，世稱“經濟名臣”。他也多次辭官，歸隱故里達20餘年，興學勸耕、植樹修橋，百姓至今傳頌。時人以其政績顯明、文行著名，同宋代仙遊籍名臣蔡襄並稱為“一邑二賢，並美同譽”。
苦學中第，獻策辭歸
位於仙遊縣城拱橋頭的鄭紀祠堂
鄭紀系莆陽“南湖三先生”之一鄭露的後裔，他少時家境貧寒，但勵志苦學，博通經史。
據民間傳說，弱冠之年的鄭紀，有一天跟同窗好友前往九鯉湖祈夢。當晚，鄭紀夜宿九仙祠，夢見一仙翁款款而來，對他說道：“木蘭溪水西苑源，山上榴樹掛石榴。高山松柏風高潔，庚辰登第尚書榮”。鄭紀夢醒後，覺得功名在望，懷著喜悅的心情，揮毫作《祈夢》詩一首：“紛紛迢遞叩仙機，夢裡分明覺後疑。自是心情能照物，高山坐久亦先知。”隨後，鄭紀閉門日夜挑燈苦讀，熟讀所有書經。天順四年（1460年）果然中了進士第。
憲宗即位後（1465），實行新政，但依然寵信奸臣，朝政不見起色，鄭紀不顧殺身之禍，與內閣首輔劉健一起呈獻《太平十策疏》，提出“遠奸邪、任忠良、恤民命、興禮教”等十條對策，都是治國救時之大計。雖多被憲宗優旨採納，但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施行。憲宗初政時允許兩京文職官員可以提前致仕，年僅三十二的鄭紀，因患風溼症，再加上父母年邁，他自感“進無以盡忠，退無以盡孝”，在上《太平十策疏》當月，便上疏乞請致仕，但未得允准。兩個月後，鄭紀病勢加重，又聞父母臥病在床，晝夜憂念，病情益重。自感“親無百歲期，國有萬年計”，再次上疏，乞請暫歸原籍，調病養親，待病癒親終後回朝供職，做到忠孝兩全。
山居蓄志，熱心善舉
三朝元老，一品尚書
鄭紀回鄉後，盡心奉侍雙親。其父樂善好施，因鄭紀出仕而受人尊敬，他在得到鄭紀的支持後，曾經主動焚燬價值數千兩的債券，並放棄了鉅額債權。有一回，泉南有一個富家人殺人犯法，想用千金委託鄭紀父親疏通消災，他理直氣壯地說：“爾知吾兒不可，乃欲吾以是語兒。”於是揮手拒絕說客。鄭紀聽到後，以此加勉，更加自律。
不久，鄭紀父親因病去世，鄭紀就按儒士之禮安葬。興化知府嶽正資助四錠白銀，但被鄭紀完璧奉還，他回信說：“君子愛人以德，不罪是幸。只領盛念，實與愛均也。”治喪結束之後，鄭紀在墓地修建小屋，居住守制，勤奮讀書，日夜不離，三年都不曾回家。他堅持素食，直至守序結束後才恢復正常飲食。
鄭紀居家20年，修身養志，規正家範，引導鄉俗，植樹造橋，為民興利，嚴格踐行士族精英正身、齊家、平天下的人生志向。據史志記載，鄭紀先後率眾修建橋樑六座，制定《義聚家範》，受到興化郡守嶽正的讚賞，福建按察司僉事林克賢將《增修鄉約》刻板通行於福建八郡。鄭紀倡議設立朱子義倉，招募百姓以工賑濟，助民度荒；針對仙遊縣官課徵無則、任意斂財，幫助縣令建立定規，節省了裡役等諸多費用。
督學浙江，導正士風
仙遊度尾鎮的鹿鳴橋，由鄭紀倡建。
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鄭紀結束告假，擔任經筵講讀官，為憲宗講解經義。在此期間，鄭紀曾經出任禮部會試同考官，憲宗外甥也參加會試，同僚想予以破格優待，被鄭紀拒絕，因而受到忌恨。但憲宗說“翰林官亦難為也”，替鄭紀開脫。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因鄭紀文章與德行老成持重，升任為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事。在任上，鄭紀以培養德藝兼具的儒士為己任，每到一地督學，必向學子宣講正心誠意之學，親自講授易、詩、書、春秋二禮“六經”，宣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講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以及經世制變大義。
鄭紀堅持教人以德行為先，開明道德，造就人才。因他嚴明學規，辦事公正，權豪寒門，一視同仁，士子剛開始時受到約束甚苦，但時間一久就安心就讀。鄭紀還注意通過儒生，推動民俗的改造，比如針對奢侈、信佛之風，邀請丁憂生員講習喪禮，教育士子不被異端邪教所迷惑，士風也得到了淨化。
鄭紀巡學紹興府上虞縣時,看見縣學年久失修，搖搖欲墜,大戶人家趁機侵地建房。他不顧巡按的干擾和有司的遷讓，依法拆除房屋，收回佔地，拆除淫祠神廟數十所，依法沒收被豪強奪取的磚瓦木材，重修學宮，囑託太守利用從當地湖田訟案中收回的田租，用以興教助學。因為鄭紀的身體力行，浙江學政面貌為之一新。
入侍經筵，執教太學
府第中的匾額"鹿鳴嘉客"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孝宗即位，召用一批敢言忠直之士輔政。鄭紀針對新君御政，上疏諫勸孝宗“御經筵，近儒臣，論聖學，以正心為要”，希望孝宗臨御之初，開納言路，檢身修德，勤學好問，親君子而遠小人，強調君心帝德對治國的決定性作用，孝宗下旨嘉贊鄭紀：“這本（疏）所言，朕當體行之。”
孝宗弘治三年（1490）六月，鄭紀被召為國子祭酒。進見時，司禮太監陳寬見其儀容修偉，以鄉里親故的身份求見，被鄭紀拒絕。鄭紀考核士子的學業時，即使是朝廷權臣的子弟，也不予庇護。有一回，駙馬練習禮儀時稍有過失，鄭紀就責令他伏首俯身，思過認錯。
孝宗初政時，嚴禁設齋事佛，以防邪道害政。但不到三年又下旨命令京都三大名寺設齋醮，連做三天佛事，禮部準備選拔六名國子監生參加，但被鄭紀嚴加拒絕，他說：“監生讀聖賢書，豈識此禮？”於是上疏諫止設醮祝壽之舉。只是孝宗最終以齋儀物品已經備齊為由仍然舉行。
鄭紀到國子監時，有膳餘銀千兩，掌管文書的官員按照常例也奉送一份給鄭紀，但鄭紀全數歸還，並責問說：“膳為監生，何與祭酒？”被一些同僚認為是故作清高，這些宵小之徒就捏造事實，構陷彈劾。吏部尚書王恕聽到後說：國家涵養百年，才得到如此人物，而小人卻因私生恨，誣陷公道之人。他如果被罷官，那他也辭官回家。孝宗也知道是小人誣陷，朝廷倚重鄭紀，因而不允准鄭紀三疏懇求致仕。
救荒有方，倡導武選
鄭紀祠堂庭院深深
不久，鄭紀改任南京通政司左通政要職，他精明幹練，深見卓識力，推求真務實的政風。當時山東連年大旱，寸草不生，饑民流亡。鄭紀參考宋代救荒的成功案例，針對當朝實際，呈獻《上救荒、備荒十事》，提出五條救荒應急措施。一是截借官軍糧船救濟饑民；二是讓工部修治黃河，以工代賑；三是募商人以米易鹽，賑濟饑民；四是招募兵員，國得兵以強，兵得糧以養，一舉兩得；五是蘇松地區賑濟結束後，將現有銀兩盡數解送戶部，抵銷截借官軍糧船。這些救荒、備荒措施，既從長遠考慮，又切合實際，簡易可行，不僅迅速有效解除燃眉之急，也有一舉多得之效，被孝宗所嘉納。他也深知朝政之弊，規諫孝宗節省濫費，裁撤冗員。
弘治七年（1494），鄭紀升太常寺卿，掌管禮制。他針對當時祭孔之禮，上疏《修明禮典疏》，請求修明禮典，以正教化，痛斥佛道延壽秘術，請求革罷京都設醮祝壽之舉，禁絕教坊樂工妻女接客謀生，以純正風教。
弘治九年（1496），朝廷下詔南京五府六部舉保將材。鄭紀認為，舉保將材為一時救急之策，培養將材則是長久之計，不然年年歲歲，臨飢拔苗，遇渴掘井，不足以救飢渴。為此，呈上《奏設武舉，以培養將材疏》，建議參照唐宋成功經驗，開設武舉之科，以策論定去取，以弓馬定高下，公開公平選拔將材。
主政戶部，惠及兵民
仙遊埔尾鄭紀故居
弘治十年（1497），鄭紀升任南京戶部右侍郎，他胸懷大局，心謀國計，勇於革除積弊，推行制度創新，求真務實，具有經國濟世之才。他處事精明，善於抓住機制，拔本塞源，革弊去害。在任上，他廣開財源，增加儲用，杜絕制外濫支官糧，扭轉國家儲備匱乏的被動局面；他密疏奏請，將各衙門新增官糧，凡舊例所無者一併革去，杜絕倉糧濫費，以利恢復京糧正常儲備水平；他上疏清理財賦，提高邊防儲備；他針對民間私恃錢幣現象，硫請統一錢法。
弘治十四年（1501），蘇皖等地大旱，赤地千里，災民飢寒交迫。鄭紀聽說太監羅兌剛病故不久，遺留金銀財寶甚多，緞匹、器皿不計其數，於是上疏乞請皇上派遣公正的官員，逐一檢查羅兌遺產，全數用於買米救濟饑民性命。
激流勇退，移風易俗
鄭紀《東園文集》複印珍本
鄭紀擔任戶部侍郎達十年之久，主持部事多年，因革除積弊，得罪了既得利益者。弘治十七年（1504）三月，72歲的鄭紀，鑑於病勢益增，第19次疏請致仕。孝宗只好晉升鄭紀戶部尚書致仕，並用驛傳送歸。
鄭紀致仕後仍不忘臣子安民濟世之責，不遺餘力為民解困謀利。仙遊由於賦役繁重及虎災、瘟疫，人口大減，尤其是兵役之災，令民不堪忍受。鄭紀查明實情後，致書建布政司右參政龐泮，奏請朝廷改正文冊，促使為害多年的軍戶之法終於停止實行；針對鄉俗奢侈之風，他擬出《歸田諮目》十條，涉及迎送往來之禮，對本家留客、親朋往來、慶祭鄉飲、鄉邦吉凶禮、冠婚喪祭，以及書信、作文、賦詩等，一一作出規定，具體可行，又不違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虛應奢華陋習。
鄭紀從西鄉屏山移居仙邑南湖書院。天朗氣清之時，葛巾野服，憂樂有節。興致之時，賦詩作文。他曾經與文友在楓亭組織了仙遊歷史上的第一個文學社———耆樂社，開仙遊文學活動的先河。鄭紀文章簡潔，詩詞精美，著有《東園文集》、《東園吟稿》、《歸田錄》等書。《東園文集》為雜文集，十三卷，收入《四庫全書》。清代乾隆進士吳濂稱他的文章“思想深切，辭旨醇正”。
正德八年（1513），鄭紀病逝，年76歲。之前，名臣林俊、孝子劉閔、福建巡按御史韓廉與守巡等省官前來探病，鄭紀只對他們說：“仙城未固，願完成其事，以惠一方。”鄭紀一生仕途，幾番進退，才未盡用，雖僅二十餘年，政績依然可觀，他的宏才大略、輔國才器深為朝野所仰慕。莆陽名臣周瑛追述鄭紀生平事蹟說：“君子謂其有匹休（媲美）古人之行，而世不能殫：有經濟天下之才，而時不盡用。出處始終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恬淡自如）也。”
參考《明史》及阮其山等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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