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榆林西夏文物遺存考辯
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 王富春
【摘 要】文章從實地考古調查出發，通過查閱地方文獻，對榆林現存的西夏文物遺存進行了考證，糾正了文獻史料中的一些錯誤，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為進一步研究西夏的歷史文化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關鍵詞】 榆林 西夏文物 遺存 考辯
Northern Shaanxi Yulin Xixia cultural relics debat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Yulin city by Wang Fuchun
[Abstract]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ield, through access to local literature, Yulin existing Xixia cultural relics were verified, corrects some mistakes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the reduction of true colours, to provide some new data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 Yulin Xixia cultural relics debate
榆林歷史悠久，文物古蹟眾多，從隋唐到宋代都屬党項族（西夏）的腹地。1127年蒙古滅西夏後，盡毀西夏典籍與文物。榆林遺存的西夏文物古蹟屈指可數，有些被人們誤作其他時代。現將筆者近年田野實地調查發現的西夏文物史蹟，作如下考辯：
1党項族的三次大遷徙
党項族是古羌人中較晚興起的一支，拓拔氏為党項羌八部中較大部落之一，南北朝末期分佈在今青海南部、黃河河曲一帶，從事遊牧。隋朝時，部分黨項羌開始內附，追隨中原政權。唐太宗貞觀九年（635），以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唐僖宗賜拓跋思恭為“定難軍節度使”，後被封為夏國公，再賜姓李。至此，党項拓跋氏有了領地，轄境包括夏（今靖邊統萬城）、銀（今橫山黨岔）、綏（今綏德）、宥（今內蒙鄂托克旗城川鎮）、靜（今米脂西）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權，成為名副其實的藩鎮之一，此為党項族第一次大遷徙。
1981年秋，在榆林馬合鄉打拉石村，出土了一方唐代党項族首領灰陶質方印，邊長5.5釐米，厚1.4釐米，正、背兩面均陽文篆刻，正面為“夏州都督府之印”，背面為“銀州之印”（1）（圖一），此印對研究唐代軍事、民族關係史有重要價值。
2003年3月，筆者在橫山徵集到一合珍貴的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墓誌，志蓋陰刻篆書“唐故拓拔府君墓誌銘”四剎面陰刻瑞獸，志石四側陰刻十二生肖紋，志文1189字，文中記述了党項族遷徙史與拓拔氏的世系（2）（圖二）。墓誌出土於橫山韓岔元盆坬村。
拓拔氏，乃党項族八大部族之一。據《舊唐書·党項傳》記載党項八部是：“其種每姓別自動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為強族。”
1994年，榆林市公安局在打擊文物盜掘、走私中，收繳了五代後唐長興元年（930），李仁寶妻“破醜夫人墓誌銘”（圖三）。1996年，又收繳了五代後晉開運三年（946），“李仁寶墓誌銘”（圖四）。墓誌均出土於榆陽區紅石橋鄉拱蓋梁村。破醜氏，乃雪山党項，為党項族小部族。李仁寶的李姓，是因唐朝末年，党項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參與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的軍事行動。唐朝以夏州為定難軍，以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封爵夏國公，再賜李姓。（3）
北宋淳化五年（994），因西夏軍隊常以統萬城為依託侵擾北宋，宋太宗以統萬城“深在大漠便於奸雄藏匿”為由，下詔毀掉統萬城，將城內、外居民20餘萬遷至現在的綏、銀等州，此為党項族第二次大遷徙。
1991年，筆者為橫山縣文化館鑑定了一方西夏文“首領”銅印，印出土於橫山縣雷龍灣鄉。2006年，筆者在榆林又鑑定了一方西夏文“首領”銅印，來人說是她公公於1974年，在榆林紅山修地時發現後收藏，現送與她為結婚禮物。另外橫山黨岔個人也收藏一方西夏文“首領”銅印（圖五），此三方西夏官印，證明了在宋時，榆林屬於西夏統治地區。
1227年，蒙古滅西夏。十三世紀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著《馬可·波羅遊記》，其中記敘了成吉思汗的死因，在進攻西夏時圍攻太津古要塞（今山西吉州）時，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來的毒箭，後毒發而死。所以蒙古人為了復仇毀掉了西夏的各類典籍與文物古蹟，西夏人四處逃散，此為党項族第三次大遷徙。
西夏皇族一支逃亡陝西韓城，改党項族的黨為其姓（4），元末明初修建起了黨家村，現存100多座“四合院”和保存完整的城堡、暗道、風水塔、貞節牌坊、家祠、哨樓等建築以及族譜。
1990年11月，筆者隨陝西古建專家張錦秋老師考察韓城黨家村，見到有些建築上的橫額為元代特有的大額枋式（即三間房用一根圓木稍加砍鑿而成的大通枋），較多建築為明清時期修建。西夏的其他百姓，散居於榆林的橫山、子洲、清澗的鄉村，百姓多以拓拔氏的拓為其姓，今這一帶的山有叫拓山，峁有叫拓生峁，寺廟有叫拓窨寺，村莊有叫拓家畔、拓家營等。
2宋與西夏在榆林的戰爭
宋與西夏的戰爭，宋軍敗多勝少。大的戰役如宋、夏“永樂之戰”等，史料記載較多，筆者不多贅言。現根據榆林遺存的宋代摩崖題刻及瓷罐，來闡述宋軍取勝的兩場戰爭。
（1）囉兀城之戰
2011年2月，筆者田野調查文物時，在榆林鎮川鎮石崖底懸空寺萬佛洞石壁上，發現有宋崇寧二年（1103）題記，長117釐米，高125釐米。陰刻楷書，豎長方形。（圖六）內容為“孫廣熙業準帥檄提將兵巡封堠，同米脂都監張大節持正，開光監押張克從敏叔，寨子山把截高世宣仁思，巡防馬定子安，出裡把截趙子儀唐臣，囉兀巡防周備思道，葫蘆堡把截李楨中德，載減山把截陳準源道，囉兀把截陳宗寅子誠，減嶺曹京正臣幹，谷西堡把截莫隱亨甫。崇寧癸未四月二十八日 過此以紀歲月 子儀奉命題 房宣刊字 ”（5）此為宋、西夏戰爭，宋軍取得勝利後，佔領囉兀城的摩崖題記，之後宋人改囉兀城為嗣武城。
囉兀城為西夏修築，位於無定河西岸的石崖底村的一座石山上，三面懸崖，西南面山勢陡峭，城址方圓有四里多，依山就勢築城，現殘垣仍存。據民國曹穎僧《延綏攬勝》寨城，嗣武城：“即宋羅兀城，米脂西北五十里（《方輿紀要》）。宋熙寧五年（1072），種諤規取橫山，自清澗出師，取羅兀城之，賜名嗣武城。既而夏人陷撫寧諸城，諤兵弱不能御，為敵所陷，金人取之，仍名嗣武城。”（6）
據清吳廣成《西夏書事》載，1068年，西夏惠宗李秉常即帝位，年僅八歲，梁太后掌權，其弟梁乙埋為相。 1071年1月，梁乙埋為了屏障夏州把守橫山衝要，便在無定河畔，撫寧城故縣的北崖上修築囉兀城。宋朝陝西宣撫史韓繹坐鎮延安，命令清澗守將富延鈐轄種諤，率河東兵二萬出無定河，攻取囉兀城，直趨銀州（今橫山黨岔）。梁乙埋親率大軍在鐵冶溝邀擊，宋軍敗退，西夏都樞密使多臘留守囉兀城，宋將種諤再來襲擊，多臘引兵三千，屯紮囉兀城北的馬戶川，種諤命令前部高永能率六千騎兵迎戰。多臘五戰不利，率領殘部退守囉兀城，墜望不出。種諤派使者往送婦人衣，暗派呂真率千人隨後往襲，正值大風飛沙塵起，多臘望見大驚，眾兵潰散，棄城逃走。種諤重修築此城，賜名嗣武城。1072年2月，西夏遣使向遼國請援，遼國答應以兵相助。3月梁乙埋親率重兵來奪囉兀城，宋將種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訊茫然失措，宋軍不戰撤退，將士死者千餘人。西夏奪回囉兀城，繼續進佔撫寧。1072年7月，宋夏和談議定，以綏德城外二十里為界，各立封侯。（7） （2）威戎城之戰
2013年10月，筆者為榆林學院歷史博物館鑑定文物時，發現一件宋代茶末釉梅瓶，出土於子洲縣教場坪威戎城遺址，瓶高33.1釐米，口徑5.5釐米，底徑10.1釐米（圖七），杯口，肩部剔釉一週，地露灰黃胎，通體施黑釉，腹部豎行陰刻楷書“威戎城”三字，系施釉後用利器刻下。此瓶用於裝酒，是宋軍修城後的產物，可以說在附近地區就有瓷窯和釀酒作坊。威戎城的修築年代為北宋紹聖四年（1097）4月23日至8月17日，到宋靖康二年（1126）才落入西夏之手，瓷瓶即為一件宋代瓷瓶斷代的標準器。
威戎城位於子洲縣馬岔鄉校場坪村，城依山而建，南臨大理河，北對太和山，毗鄰橫山銀州關。城垣輪廓清晰，東西長1500多米，南北寬300多米，城中現為農田，多有瓦礫石片，常有宋代鐵錢出土。
威戎城為北宋參知政事呂惠卿，於紹聖三年（1096）十月，第二次知延州後，在宋紹聖四年所築。清《讀史方輿紀要》載，“威戎城州西百三十里。本名昇平塔。宋紹聖四年，章粢於環慶築平夏城。呂惠卿在鹿耳延，亦復宥州，築威戎、威羌二城。於是夏人不復振，此即威戎城。”（8）
城名為哲宗皇帝所取並書賜，取“威鎮戎夏”之意。《宋史·志第四十· 地理三》載，“威戎城，地本昇平塔，紹聖四年賜名。東至臨夏城四十里，西至威羌砦七十里，南至黑水堡六十里，北至界臺七十里。”（9）明弘治《延安府志》載，“威戎寨在城西一百三十里，其地昇平塔，宋紹聖中賜名。”（10）
威戎城自紹聖四年（1097）“進築”以來，長時間為宋軍所控制，直至宋靖康二年（1126）才落入西夏之手。《西夏書事》載：“夏五月，取威戎軍。”戰爭發生在夏正德元年夏五月，亦即宋靖康二年（1126）。“乾順遣將軍李遇兵取威戎城，金將婆盧火先取之。”（11）威戎城便為西夏所佔據。在西夏與金國的爭戰中，威戎城易手為金國所有。嘉定十二年（1219），西夏南下攻打金威戎寨。恰遇黑風驟起，聲震如雷，當地發生特大地震，民居坍塌，威戎寨城垮塌十分嚴重。夏國主遵頊乘隙攻打，威戎寨知事商衡率領蕃部土豪奮力防守，夏兵連續攻打7日，無功而退。
3榆林遺存的西夏文物
（1）榆林紅石峽西夏石窟
2013年8月31日，筆者再次調查榆林紅石峽石窟時，在當地文管所人員的帶領下，來到北峽大壩的東北角，發現了一處西夏時期石窟。窟的四周雜草叢生，泥土掩埋至窟頂，只能看到石窟門楣浮雕一排10餘小造像，其旁有一尊武士殘像。門楣右側（南）為三尊結跏趺坐佛；門楣左側（北）為三組二佛並座佛，其間各站立一佛弟子，共10尊造像（圖八）。
紅石峽又稱雄石峽，位於榆林城北6裡的紅山腳下，在宋、元時期稱“紅山寺”，明代成化年間復修後改稱“雄山寺”，在清康熙年間又修改稱“鎮遠寺”，後再修原稱“雄山寺”。
紅山寺是何人何時創建的？筆者認為最早為党項族西夏時期創建的。
證據一：據明萬曆馬希龍《延綏鎮志·卷二》山川“紅石峽，俗傳為李王墓，昔夏李繼遷葬其祖彝昌，障水別流，鑿石為穴，既葬復引水其上，疑即此。”（12）在榆林紅石橋鄉拱蓋梁村，出土五代党項族首領李仁寶及其妻破醜夫人墓誌銘；在橫山韓岔出土有唐党項族首領拓拔守寂墓誌銘，此二人都為西夏人先祖。
證據二：在紅石峽大雄寶殿石窟內，有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碑刻“創建石佛殿記”記載：“榆林會府北去十里許，有宋、元間名剎遺址，在今紅石峽北，謂之紅山寺是也。”（13）榆林宋軍駐守米脂、綏德一線，榆林這一帶駐守的是西夏左廂神勇軍，他們在紅石峽鑿有彌陀洞（轉兵洞）。
證據三：筆者發現的此處石窟，與上面碑文“有宋、元間名剎遺址，在今紅石峽北，謂之紅山寺是也。”其所在位置相同。經過對陝北石窟造像的對比分析，此處石窟造像屬於西夏時期。
（2）橫山拓窨寺西夏石造像
2014年4月8日，筆者考察橫山縣文物時，在石窯溝鄉拓家畔村的拓窨寺發現了一件館藏西夏石雕技樂天造像（圖九），高30釐米，寬33釐米，厚5釐米。樂神坐於盛開的仰蓮中，大眼，圓臉，頭髮如中分式，雙手持樂器笙於胸前，此屬西夏寺廟或佛塔上的裝飾物件，造像為佛教裡的天龍八部之一的乾達婆，俗稱技樂天，是香神或樂神，原為婆羅門教崇拜的群神，據稱是侍奉帝釋天而司奏伎樂之神，乾闥婆是佛教中歡樂吉祥的象徵。
西夏在党項時期的樂器以琵琶、橫吹，擊缶為主，其中橫吹即竹笛。後來接受中原音樂文化，李德明時採用宋制制樂而逐漸繁多。1148年，夏仁宗令樂官李元儒更定音律，賜名《鼎新律》。西夏音樂十分豐富，且設有蕃漢樂人院，夏惠宗時曾招誘漢界娼婦、樂人加入樂院，戲曲如《劉知遠諸宮調》等也已經傳入西夏。可見漢人的樂器笙，在此發現也是理所當然了。
（3）橫山黨岔西夏銅佛像
2014年12月，筆者為橫山黨岔一位文物收藏家鑑定了一組文物，其中有一件佛像造形很是特別，高12釐米（圖十），是其家祖傳物。此像頭戴圓形帽，左右、後部帽簾下垂到肩，雙耳被帽簾遮擋，帽前部有凹槽兩週。大眼微張，鼻樑高窄，鼻頭如蒜，小口，面相豐腴，莊重慈祥。身穿開領大衣，右手立於胸前，左手放於腹前，手心向上，跣足結跏趺坐於束腰蓮座上，座的上、下部飾一週連珠紋。
經過對比分析，此銅佛像不是漢傳佛像，也不是藏傳佛像，更不同於喇嘛教的佛像，應是家祠供奉的佛像，時代為西夏晚期。
筆者經過實地考古調查，通過查閱地方文獻，對榆林現存的西夏文物遺存進行了考辯，糾正了文獻史料中的一些錯誤，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為進一步研究西夏的歷史文化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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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春，陝西榆林人，1961年生。1987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文博專業。現任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書記，文博研究員職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榆林學院政法學院兼職教授，2017年編著出版《中國陝西?榆林四合院》，10年共9部研究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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