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魯迅先生，大家如雷貫耳。提起朱安，可能沒多少人熟悉。提到魯迅夫人，多數人只知道許廣平女士，這位魯迅的學生，魯迅孩兒的母親。可是許廣平並非魯迅先生的妻子，魯迅先生真正的妻子是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有名無實，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
朱安與魯迅是同鄉，祖上曾做過知縣一類的官。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朱安，雖然識字不多，但是懂得禮儀，性格溫和，待人厚道。朱安和舊中國很多家庭的女兒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三從四德，溫良賢淑。
父母惜之如掌上明珠，取名為“安”，想來必是希望女兒平安、恬淡度過一生。而朱安最終卻是用“安靜”兩個字詮釋了自己的名字，她安靜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安靜到像一個幽靈，沒有人注意過她的存在。
從朱安為數不多的照片中可見，朱安個子不高，小腳、低低的眉眼、寬額頭，塌鼻子，頭髮全都向後梳，在腦後挽成一個髻，典型的舊式婦女打扮。
1906年，這時的魯迅正在日本唸書，他母親為了防止自己兒子受到新思想的“蠱惑”，便為他精心挑選了一個妻子，裝病將魯迅從日本騙回家與朱安成親，時年魯迅26歲，朱安29歲。
可回家後卻突然發現自己正在經歷的是一場非常傳統的婚禮。家裡人忙給他戴上帽子，帽子後面鑲著一條假辮子，這本就是委屈了，魯迅還得穿上傳統的禮服。雖然朱安出生於官宦人家，知書達理，但我們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朱安的容貌確實有些讓人不敢恭維，她不僅皮膚黝黑、身材矮小，甚至從小還綁了三寸金蓮。這對於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魯迅來說，簡直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朱安聽說新郎官喜歡大腳，因此新婚的朱安穿了雙大鞋，裡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討新郎的歡心，可是在出花轎的時候，轎子太高，鞋子掉了下去，露出了三寸金蓮。
婚禮當晚，什麼都沒發生。兩人像陌生人一樣，魯迅在自己房間裡哭了半宿漸漸睡去。而朱安大概哭得更傷心吧，只是無人知曉了。婚後的第三天，魯迅再次出發，去日本。完婚的第三天，魯迅就從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對於這場“包辦婚姻”，魯迅多次對友人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就這樣，朱安孤獨的在周家過了十幾年，並且盡心的侍奉著魯迅的母親，但這卻從未感動過魯迅半分，兩人甚至形同陌路。此時的魯迅甚至考慮過離婚，但是又擔心朱安因此受到他人鄙視這才作罷。
1919年，朱安終於得償所願與魯迅住到了一起。 魯迅賣掉了在紹興的老房子，舉家遷居北京，住在八道灣。後來因為與弟弟周作人不和，又遷到了四三條衚衕。 親兄弟不合有諸多猜測，不過如今也都是時過境遷了。只是從八道灣搬出來的時候，魯迅把朱安帶在了身邊。他詢問過朱安的意見，想留下的話就留下，如果想回紹興便託人送她回去。她自然是不想回去的。她留在魯迅身邊，正好可以照顧他衣食起居。
搬到四三條衚衕之後， 她想討好魯迅，卻從未提出過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來感動他。過去的等待沒有打動他，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動他。 
1925年，魯迅與學生許廣平產生了一段戀情，兩人前往上海結婚。魯迅走後，四三條衚衕的鄰居俞芳問朱安，今後如何打算？她說：我好比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爬的雖慢，但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我現在沒辦法了，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用。她說這些話時，神情十分沮喪。她接著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魯迅母親）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在魯迅死後，她依然“奉養”朱安和周母。而朱安也將周母伺候得妥妥帖帖的，1943年，周母去世，臨死之前，她將自己手上所有錢財都交給了朱安，並含著淚對她說，“這都是周家欠你的。”
哪知後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不具備謀生能力的朱安，過得非常困難。周作人、許廣平和魯迅好友多方匯錢，接濟，她還是過得一天不如一天。她經常是一碟蝦油小黃瓜，碟子旁邊放著醃製過的辣椒，有時候是一碟醃白菜，一小碟黴豆腐。
這些就是她配著硬邦邦的窩窩頭吃的。雞鴨魚肉是從來不見的。這些小菜，根本滿足不了老年人的營養需求。因為沒人照顧，她的生活也開始艱難起來。
此前她已經變賣了家裡值錢的東西了，再沒有可變賣的東西了。得知她要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整個文化界都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記者也趕到她家裡來，勸她保存藏書，不要任性。
這時候朱安說出了一句著名怨言，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頓的歲月裡，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
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樣的吶喊。這是她一生最後的吶喊，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為自己的申訴。這句悲號積攢了朱安一生的委屈與壓抑，也用盡了她一生的力氣。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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