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21世紀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之一。當前，非洲國家正經歷著持續快速的城市化浪潮，面對城市建設規劃缺失、生活成本較高等問題，建議非洲各國妥善應對，真正把握城市化帶來的發展機遇。隨著中非合作的快速推進，期望我國能夠以自身經驗助力非洲的城市化發展，同時從非洲城市化進程中獲得新的合作機遇。
特點
1.速度居世界之最
從城市人口規模來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非洲的城市人口數量一直保持增長態勢。《2016年非洲經濟展望》報告指出，2015年非洲城市人口約為4.72億，較1995年翻了一番。世界銀行預測，到2025年，這一數字將增加1.87億；2040年，非洲城市人口有望躍升至10億[1]。
從城市化率來看，非洲的城市化進程經歷了獨立後的快速發展時期，在20世紀90年代有所放緩，1990年非洲的城市化率僅為31%。但2000年開始，非洲城市化速度回升，2014年已達到40%。預計這一數字將於2035年達到49%，於本世紀中葉攀升至56%。屆時，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將成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區，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90%都出現在非洲和亞洲[2]。
2.城市化速度與城市化水平反向相關
從城市化速度與城市化水平之間的關係來看，非洲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往往城市化發展速度較低。聯合國數據顯示，城市化率已經超過60%的10個非洲國家，其城市化增長速度為年均2.23%；而城市化率低於30%的14個國家，其城市化速度高達4.68%。其他三類城市化率處於51%-60%、41%-50%和31%-40%的國家，其城市化速度分別為2.99%、3.87%和3.33%。
3.城市化發展的地區差異明顯
非洲各次級區域間的城市化發展出現分化。分地區來看，東非是城市化程度最低且城市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相反，南部非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但目前城市化發展速度最低。目前非洲各地區、各國之間城市化進展不一，其城市化發展速度和城市化發展水平均存在較大差異。
分國別看，非洲城市化率高於60%的國家有10個，包括6個資源富裕型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剛果共和國、南非等和4個資源稟賦較低的國家如摩洛哥、佛得角等；城市化率在51%-60%之間的國家有7個，包括科特迪瓦、加納、喀麥隆和岡比亞等；城市化率在41%-50%之間的國家有10個，包括剛果（金）、尼日利亞、安哥拉、贊比亞等資源富裕型國家和埃及、塞內加爾等；城市化率位於31%-40%之間的國家有13個，包括11個資源富裕型國家如蘇丹、坦桑尼亞、幾內亞、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等和資源稟賦較低的索馬里、毛里求斯；而城市化率低於30%的國家最多，包括盧旺達、南蘇丹等7個資源稟賦較高的國家和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烏干達等7個資源稟賦較低的國家。
4.各國城市化的空間格局不盡相同
從城市化發展的空間佈局來看，對大部分國家來說，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長率高於其他地區，典型國家如剛果（布）、南非和喀麥隆；少數國家的城市人口增長集中在非大型城市，這一趨勢在貝寧、岡比亞、利比亞、盧旺達和塞拉利昂等國尤為明顯。正如世界上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往往是人口不足100萬的中等規模集聚區，2030年之前非洲各國城市化的發展也將發生在中小城市。
驅動力
1.國家內部農村-城市的人口流動
早期關於非洲城市化的理論認為，充足的就業機會和巨大的發展空間強烈吸引著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部分民眾出於躲避動亂和自然災害的考慮，也會搬遷至城市。但當前這一因素在非洲持續城市化中的作用已經減弱。
2.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差異
一般而言，城市在糧食供應、衛生保障和科技進步等方面均優於農村，客觀條件的差異使得城市死亡率較低、生育率偏高，由此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高於農村。
3.農村和城鎮的重新劃分
一些國家可能出現對於農村和城鎮區域的重新劃分。以烏干達為例，除首都坎帕拉市外，烏干達中央政府下設區由1986年的33個增加為現在的111個，農村和城鎮的重新劃分可能使得原本的農村人口直接轉換為城鎮人口，導致城市化率的提高。
4.國際移民
考慮到城鄉基礎設施的差異和發展空間的不同，來自國外的移民通常會選擇定居城市，而非農村。因此國際移民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非洲國家城市化率的提高。
問題
1.總體規劃缺失，過度依賴非正式經濟
受政府治理能力限制，非洲各國對城市發展缺少清晰長遠規劃。一方面，城市體系混亂，城市發展不均衡。人口過度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導致基礎設施等資源出現擁擠，而二級城市規模過小，無法培育出有競爭力的工業。另一方面，城市內部功能區劃分不科學，土地產權不明晰，城市建設隨意性大。這些都限制了非洲城市化進程的深入推進。
由於政權更迭頻繁和政局不穩定，非洲各國政府難以專注於經濟的全面提振，非洲城市化的擴張過度依賴於非正式經濟的發展。數據顯示，貝寧、多哥和布基納法索等國80%以上的非農就業均位於非正式部門。雖然非正式經濟被視為待業青年的寶貴“安全網”和弱化經濟衝擊的有益緩衝，但非正式經濟以低生產率、低收入和低附加值為特徵。非正式部門與正式部門的不平衡成為非洲城市化發展的掣肘因素。
2.城市化速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
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城市化是首先依靠出口工業、農業等原材料取得財富，再進一步發展服務業和零售業，這種城市化過程普遍缺乏工業化積累，導致製造業產出落後，產品附加值低。數據顯示，1975年的工業佔非洲三次產業中的佔比為18%，但截至2015年，這一比例已下降至11%[3]。
缺少產業發展支撐的城市化無法帶來勞動力收入的快速增長。在40%的城市化水平上，非洲人均收入僅1000美元。相較而言，中東、東亞達到同一水平時，人均收入為其2-4倍。折射出非洲城市資本投資水平維持低位。當經濟發展水平滯後於城市化發展速度，就業嚴重不足、居民入不敷出與城市建設投入匱乏等問題紛至沓來，都將制約非洲城市化的持續發展。
3.基礎設施建設滯後拉高城市生活成本
從國際經驗來看，基礎設施建設一般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而不斷完善。但對於非洲國家尤其是撒南非洲國家而言，工業化尚未完成，基礎設施仍較為落後。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擴張的嚴重不同步，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據統計，由於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嚴重滯後，非洲城市經商和生活成本高企。城市商品、服務成本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高出近30%；家庭生活成本高20%以上。各項高昂的成本不僅反過來制約了非洲工業化的發展，也導致“城市貧困”現象日益凸顯，城市的和諧發展承壓。
前景
1.大城市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據南非研究機構預測，到2030年，非洲將形成六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特大城市，分別是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埃及的開羅、安哥拉的盧安達、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和剛果（金）的金沙薩[4]。新增城市人口是非洲各國極具潛力、有待開發的市場，由此，城市的擴張也將成為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如南非的豪登省城市圈是南非最具活力的經濟引擎，該地區創造了南非經濟產出的半壁江山。
2.建立跨國城市走廊是非洲城市發展的重要趨勢
空間佈局上，由於非洲各國的資源稟賦差異和國內市場單一，區域市場為產業升級提供了重要的機遇，跨國城市走廊也成為城市空間佈局的重要趨勢。跨國城市走廊的經濟潛能巨大：宏觀上，形成有利於城市的專業化發展；微觀上，使得企業有機會在真正參與全球化競爭之前，首先參與到區域價值鏈的競爭中，通過知識共享提高競爭力和創新能力。
當前，非洲的城市走廊主要侷限於一國範圍內，如埃及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尼日利亞拉各斯-伊巴丹走廊、摩洛哥的蓋尼特拉-卡薩布蘭卡走廊[5]。未來，隨著非洲區域一體化的加強，尤其是非洲自由貿易區的初具模型，城市走廊的發展將跨越國界。這一趨勢已見端倪，如連接尼日利亞、貝寧、多哥以及加納等國重要沿海城市的伊巴丹-拉各斯-科都努-洛美-阿克拉城市走廊正逐步發展壯大。
3.城市化助推非洲工業化和城市轉型
一是城市需求驅動工業化發展。隨著非洲中產階級的崛起，城市消費需求提高，消費模式也在向製造品和加工品轉變，這都為非洲工業化的發展創造了機遇。以農業為例，對加工食品的消費需求帶動了農產品加工業和食品零售業的發展。目前，非洲許多城市正在轉向超市型食品採購；在東非和南部非洲，超市採購佔零售市場的10%，預計到2040年，這一比例將躍升至30%-50%。食品採購方式的轉變為產業鏈其他部分的發展創造了機會，如與交通、儲存、加工和批發活動相關的中小企業。政府可以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拓寬融資渠道及改善商業服務水平來提高本國農業供應鏈的競爭力。二是城市體系的多元化和相互聯繫為工業選址提供了更多選擇。許多非洲國家面臨城市規模兩極化發展傾向，缺乏中等規模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小城市的擴張將有效改善這種局面。三是城市功能的改善有助於提振生產效益。總之，非洲城市化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通過制定合適的政策框架、充分利用城市化帶來的動力推動工業化發展，並以工業化驅動經濟結構轉型，非洲國家將迎來光明的發展前景。
為此，建議非洲各國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強頂層設計，以國家戰略為指導，完善城市發展整體規劃，優化城市功能區劃分，同時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鼓勵中小城市發展，形成規模適中、大小城市均衡發展的城市系統，降低生活和經商成本，提高城市國際競爭力。二是把實現工業化作為城市化的目標，協調推動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避免城市化對服務業擴張的過度依賴。三是各國政府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多舉措加快城市交通體系、能源供應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營商環境，為非洲城市經濟發展提供驅動力。加快土地市場改革，降低土地流轉和使用成本，以促進城市空間的合理佈局、保證經濟活動高效實施。
非洲城市化過程中的中非合作新機遇
非洲各國已認識到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多元挑戰。為此，非洲國家已召開六屆城市峰會，試圖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妥善應對城市化進程中的難題。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科技水平大大提升，在城市化建設方面也積累了一定經驗。隨著非洲城市化的深入推進，在我國鼓勵企業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政策背景下，中非友好合作也面臨著新機遇。
1.將城市化合作納入中非合作論壇框架
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自此，六屆部長級會議和兩屆峰會勝利召開，成為推動中非務實合作的重要平臺。今後，可將推進非洲城市化進程納入中非合作論壇框架內，使其以制度化的形態成為中非合作新領域。同時，採取加強城市規劃培訓、設立非洲棚戶改造專項基金以支持非洲國家治理貧民窟等舉措，使政策福利真正落地生根、造福於非洲人民和促進中非傳統友誼。
2.將基礎設施等確定為重點合作領域
非洲開發銀行數據顯示，非洲城市還有2/3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有待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不僅可能導致城市碎片化發展，進而破壞城市宜居性、阻礙生產率提高，也可能導致環境的破壞，使得非洲走上“先破壞後治理”的發展道路。因此，為推動非洲城市持續發展、提高城市競爭力，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勢在必行。對我國而言，在地鐵、輕軌及高鐵等城市內或城市間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經驗豐富、技術一流，而在城市環境汙染治理方面也積累了很多教訓。因此，我國可將關乎非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建築、居民出行、消費、垃圾處理、水供應和處理以及公共衛生等諸行業確定為重點合作領域，加大對基礎設施領域的貸款優惠和投資力度，同時利用自身的技術和經驗，幫助非洲國家大力發展上述產業，實現中非共贏。
3.將中國城市化的經驗教訓與非洲分享
我國在城市化過程中積累的諸多經驗，有些具有中國特色，但也有一些經驗具有普適性，可供非洲國家借鑑，包括髮展中小城市以緩解大城市壓力；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保護傳統文化；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收大量富裕勞動力等。具體來看：
一是助力非洲加強城市發展規劃。為解決城市系統發展不合理、人口過度集中的難題，我國政府一方面對大城市進行功能的調整、人口的疏解和資源佈局的分散，引導都市圈和城市帶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創新產城結合方式，以特色小鎮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引擎，力圖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鎮[6]。與我國類似，非洲也面臨著大城市過度城市化、農村缺乏規劃和管理的困境。我國可將改革開放40年來在城市規劃方面積累的經驗與非洲分享，協助非洲加強城市發展規劃，合理利用城市發展資金。
二是協助非洲解決城市貧困難題。居住環境惡劣、城市貧困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我國在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過程中，城市化快速擴張，舊區改造也成為各大城市轉型的重要途徑。經過長期實踐，我國正在探索一條既滿足居民住房需求又能滿足居民出行等高層次需求、既能改善舊區物質條件又能保護城市文化遺產的“社會型城市更新”道路。非洲的城市“貧民窟”與我國的舊區改造具有極大相似性，“聯合國人類居住署中非房地產論壇”對中國經驗的分享引起了很大反響。在此基礎上，我國的房地產等城市建設相關企業可把握時機，將我國經驗與非洲實際相結合，協助非洲解決城市“貧民窟”問題，促進中非友好合作。
閱讀更多 走進中東非CTW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