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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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天涯》2002年第2期
錢理群，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周作人傳》、《周作人論》、《拒絕遺忘》等。
最後十年，魯迅的鋒芒所向
錢理群
“最後十年的魯迅”是魯迅研究中爭論最大的一個話題。我想換一個角度來重新加以審視。
魯迅在1927年10月在上海勞動大學作了一個題為《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提出了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並且作了兩點界定：“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他們對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並且“不顧利害”，“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這正是魯迅的一個自我定位：他將站在平民這一邊，做永遠的批判者——或者像他在1926年所寫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一文中所說，做“永遠的革命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演講中，魯迅還提出了“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的問題。在我看來，以上兩個方面：對“真的知識階級”的認定與追求，以及“思想運動”與“實際的社會運動”的結合，構成了魯迅“最後十年”的思想、文學與社會活動的一個基本貫穿線索。
一
我們首先關注的是，在最後十年的戰鬥中，魯迅的批判鋒芒所向。
或許可以從一個“小問題”說起。魯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夠“切貼”地抓住批判對象的本質特徵，“製出一個簡括的諢名”，“神情畢肖”，“這才會跟著他跑到天涯海角”。魯迅說，這樣的可以永存的“諢名”，有“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到現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只有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魯迅接著又說了一句：“前一聯出於古之‘京’，後一聯出於今之‘海’。”——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魯迅在五四時期和《新青年》的戰友們主要著力於對“古之‘京’”所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批判，而到了1930年代，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對“今之‘海’”所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呢？而我們知道，在1930年代的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個工業化、商業化的過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發展，以上海百樂門舞廳、國際飯店等建築物為標誌的消費文化曾有過極度的膨脹。這樣的“現代化新潮”成了眾多的文學者的描寫對象，構成了人們經常說的“文學的現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魯迅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以批判的、懷疑的眼光燭照被人們認為具有“普範性”的現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榮、發展背後所掩蓋的東西。——如果說，魯迅早在二十世紀初在《文化偏至論》等著作中，就有過對西方工業文明所進行的理論上的批判性審視；那麼，在1930年代，這樣的現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儘管經過許多變形，但已成為魯迅自己生存的具體環境，他的感受與批判自然是更為深切的。而他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批判又是通過對在這樣的現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新的社會典型的觀察、描寫來實現的；而且如前文所說，他總是以一個“貼切”的“諢名”來加以概括。
於是，魯迅的筆下，出現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近年來人們關於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談了很多，卻忽略（甚至是迴避）了他們之間的一個實質性的分歧：梁實秋公開鼓吹“攻擊資產製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生活爭鬥的手段”（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收《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588、589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在魯迅看來，這種將資產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說教，正是對被壓迫的勞動者的蓄意欺騙：“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種地，挑大糞”，“認定自己的冤家並不在上面，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著一切，兩腳兩手都著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有休止的。”——在被梁實秋（及其同類知識分子）無條件地認同與美化的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的背後，魯迅看到的是這樣的血淋淋的壓榨與傾軋：“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資本”的名義下繼續排下去，而“梁實秋教授”們卻以冠冕堂皇的“理論”“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這自然是魯迅絕對不能容忍的。
於是，魯迅在現代都市文明中發現了新的壓迫與奴役關係的再生產；而一切為新的奴役制度辯護的謊言，在他那裡都會受到無情的批判。魯迅在一篇文章中就揭露了這樣一種“高論”：“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實際上是在鼓吹一種“有理的壓迫”，而所謂“有理”就是要求被壓迫的工人“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的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的一切糾紛”。永遠站在被壓迫的平民、弱者這一邊的魯迅敏銳地看到，這樣的“壓迫有理論”本身即是一種精神的壓迫，“無刀無筆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現在他還有一支筆，自然要用來反抗。
魯迅還從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結構中發現了“西崽”。早在1927年魯迅就這樣描寫他所看到的香港社會：“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山林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以後他又如此寫到他眼中的“上海租界”：“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在五四時期，魯迅曾揭露了中國傳統社會里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級制度：“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現在他在中國的現代都市社會里又發現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級制度的再生產。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由這樣的上海租界的社會結構，引發出了對文學發展的一種結構的揭示：“梁實秋有一個白壁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有一個杜威，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這裡仍然是以某一外國作家為中心，存在著某種依附的關係。——魯迅是主張對外國文學實行“拿來主義”的；但問題在於這種“拿來”必須是“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是具有獨立自主性的；如果變成一種頂禮膜拜，一面附驥於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於國人，那就形成了一種文學的等級關係。在魯迅看來，對西方的這種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驚詫”論》裡，他這樣揭示中國的政治結構：我們有“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藉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這裡所說的“黨國”正是準確地概括了1930年代中國政權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本質。而“黨國”儘管有著表面的獨立，實際上卻是依附、聽命於“友邦”即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這樣，魯迅在1930年代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結構中都發現了一種“半殖民性”。這就是說，中國193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是與“半殖民地化”相伴隨的：對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迴避的。
“西崽”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生產出來的。魯迅說上海灘上洋人的買辦、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惡並不在於他的職業，而在其“相”。“相”是內心世界的外在表現：他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所以魯迅說西崽是“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其實質是依附於東西方兩種權勢，因此是雙重奴才，卻以此為資本，把同胞趨為奴隸，這正是西崽的可惡、可憎之處。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特意強調，這些西崽雖然吃洋飯，卻迷戀傳統，“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魯迅透過這些表面現象所看到的是新舊兩種文化的雜糅，新的奴役關係中依然保留與發展著舊的奴役關係。魯迅站在“群華人”即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上，他就發現在現代中國社會里，中國人受到了三重壓迫：既是中國傳統勢力、傳統統治者的奴隸，又是西方殖民主義統治者的奴隸，還是依附於二者的西崽的奴隸：這三重奴隸狀態的發現是觸目驚心的。
上海灘上還滋生著“洋場惡少”。魯迅說他們雖是文人，但在文學論爭中從不說出“堅實的理由”，“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這就頗有些流氓氣了。魯迅曾這樣刻畫上海灘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犯他來凌辱，為的是能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可見上海流氓也是既以傳統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為依託的，而其最基本的職責就是維護現存“秩序”。所以魯迅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這樣，“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構成了1930年代上海現代都市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魯迅說其特點是將“中國法”與“外國法”集於一身，可以說它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惡俗的部分的一個惡性嫁接。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流氓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無理論，無信仰，無文化，“無所謂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幾個錢就算完事”。所以，流氓文化的“橫行”本身就標示著社會的腐敗，無序與混亂，這其實是一種“末路現象”，如魯迅所說，“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也還是魯迅說得好：這樣的“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而作為一個徹底的批判的知識分子，魯迅的最大特點，還在於他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最終都要歸結為對知識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審視。他發現，處於中國式的現代化過程中的知識分子，不僅不能根本擺脫傳統知識分子充當“官的幫忙、幫閒”的歷史宿命，而且還面臨著新的危機：在二十世紀初，魯迅即已發出片面地追求物慾，可能使人成為物質的奴隸的警告，而誇大“眾治”的力量，也會產生新的危險；現在，在1930年代一切都商業化、大眾傳媒籠罩一切的現代社會，以及將“大眾”神聖化的時代新潮中，魯迅又看到了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商的幫忙幫閒”與“大眾的幫閒”的陷阱。因此，對這三種類型的“幫忙幫閒”的批判，就成為魯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易遭人攻擊的，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停止。——魯迅自己早就引述過一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魯迅對形形色色的幫忙、幫閒文人的批判確實是顯示了他在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叛逆性與異質性的。但當他面對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淪為三重奴隸的現實，卻無法掩飾自己內心的沉重：他的所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未嘗不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我警戒。
二
而對上海灘上的“革命奸商”、“革命小販”與“革命工頭”、“奴隸總管”的發現，對魯迅自身或許有著更為嚴重的意義。
魯迅在前述《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中，強調“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說中講到“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時，就已經透露了這方面的消息。在發生了1927年蔣介石政權屠殺革命青年的“血的遊戲”以後，魯迅更是痛切地“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與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正是對單純的啟蒙無用的痛苦的反思，使魯迅這樣的批判的知識分子感到有與實際的反抗的社會運動結合的必要。何況，魯迅始終對底層的民眾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與那些視民眾的反抗為洪水猛獸的所謂“特殊的知識階級”不同，魯迅對被壓迫的民眾的反抗的合理性，是從不懷疑的，他有句名言：“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因此，他後來對當時中國唯一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採取同情與支持的態度，並且與共產黨人合作，共同發起左冀文藝運動，都是一種自覺的選擇。當他目睹年青的革命文學者為了自己的爭取民眾解放的信仰不惜流血犧牲，更是用少有的熱情由衷地讚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做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命運”，這與前述站在普通平民這一邊，做永遠的革命者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或者可以說，一個“真的知識階級”幾乎是必然要做這樣的選擇的。
但魯迅仍然不同於那些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甚至某種投機心理來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從來不曾將民眾的反抗的社會運動理想化，更不用說神聖化：這正是他與太陽社、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的根本區別所在。他一再地提醒人們必須拋棄革命的“烏托邦主義”，正視革命必然充滿了汙穢和血，但同時也會有嬰孩。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深知，一旦參與社會實際運動，就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完全清楚自己做出這樣的選擇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作為一個永遠的批判者，他一面參與社會實際運動，一面又在緊張地觀察與思考發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社會運動（改革或革命）可能的走向。早在1926年所寫的《學界三魂》裡他就特地考察過中國歷史上的“匪”，即所謂“農民革命軍”，並且引用一位學者的意見，指出農民革命不會根本改變封建奴役制度，是要“自己過皇帝癮”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就是“造反”。其實魯迅的《阿Q正傳》寫的也正是這樣的“造反”。現在在1930年代的所謂現代革命中，他又發現了“革命奸商”與“革命小販”：所謂革命奸商是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做大買賣的；革命小販的門面儘管小一點，因而不免牢騷滿腹，但依然是出賣同志以作投機。於是，魯迅看到：“人肉的筵席”還在排著，不過這回藉助的是“革命”。這使得魯迅不得不再一次回到他的關於“阿Q造反”的命題上來：直到離開這個世界的三個月前，他還在一封書信中對大多數評論者都不能理解他寫《阿Q正傳》的“本意”而感慨不已。而“本意”他是早已說清楚的：“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這字裡行間巨大的隱憂是顯而易見的。
而且，魯迅自己很快就在與上海組織負責人的接觸中，感受到了新的問題。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況？”他更公開揭露：這些“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這裡，魯迅再一次發現了新的奴役關係的再生產，但它卻是由前述現代奴役制度的反抗者所製造的，這自然是更為嚴重，也更加觸目驚心的。對魯迅而言，這都是他的同盟者，一方面同情並支持他們對現行奴役制度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反抗他們自身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新的奴役，防範從背後射來的冷箭。魯迅甚至感到“手足無措”：面對四面來敵，他只能“橫戰”，“瞻前顧後，格外費力”。但對於認定要反抗一切奴役與壓迫，“不顧利害”的“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真的知識階級”的魯迅是別無選擇的，他對為他的處境感到憂慮的朋友一再表示：這絕非個人間事，必加揭露，“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魯迅當然知道這一切的後果，他對自己的命運也洞若觀火，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倘舊社會“崩潰之時，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但即使如此，魯迅仍然要支持這些革命者，因為在現實的中國，他們依然是唯一的反抗力量：這其間的“苦況”確實是後來者所很難理解的。
魯迅可以說是在“橫戰”中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的。而他留下的遺言是：“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饒恕。”對魯迅來說，這不僅是要堅持論戰中的是非，更是要堅持他的“真的知識階級”的立場：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反對來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壓迫與奴役，“對於社會永遠不會滿意”，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我以為，這正是魯迅對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
（注：本文引文除註明外均引自《魯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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