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道德教育是中華五千年的優良傳統。上古五帝時代，我們的祖先對此就十分重視，之後逐漸形成了高尚的道德準則、完整的禮儀規範和優秀的傳統美德，因此中國被稱為“文明古國，禮儀之邦”。
早在堯、舜時期，司徒之官負責社會道德品質教育，契為司徒，憑其仁德、智慧、敬職創造了不凡的成就，被稱為我國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
據《大戴禮記·帝系》等多種史籍記載，契是帝嚳的兒子，是堯帝的異母兄弟。西漢劉向《列女傳·契母簡狄》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今商丘）。及堯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理順之序”就是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各部門的關係協調順暢。《史記·殷本紀》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被封於商，建立商國，被稱為商的始祖。
據劉向《說苑》記載，堯時，舜與契是同事，因此舜瞭解契做司徒時功業卓著。舜繼堯位後，仍命契為司徒，對人們進行廣泛的教育，百姓和諧，社會安定。舜為什麼賜契“子”字為姓而不賜其他的字為姓呢？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因“玄鳥生商”的緣故：玄鳥是燕子，賜契為“子”姓就是燕子的子。其實，“玄鳥生商”的典故源自《詩經·商頌》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詩經·商頌》產生的年代最早不過商朝，還有的說產生於春秋時期，因此，舜帝是無法根據在他之後上千年才有的典故賜契“子”姓的。“子”是古代對老師或有道德、有學問的人的尊稱。舜知道契是有學問、有道德、在教育方面很有功勞、堪稱人師的人，因此“賜姓子氏”，說明帝舜對契的敬重。而燕子的“子”只是附加在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個別量詞後邊的輕聲字，沒有實際意義。帝舜怎能會以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字賜給契作氏呢？
帝舜命契“敬敷五教”。《孟子·滕文公上》說：“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古代聖賢相信，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關係，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係，處理好了，社會就會和諧，百姓就會安定。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係，才算學會了做人，才能實現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而在中國歷史上，最初從事這五種人際關係教育的就是契。
《孟子·滕文公上》還記載，遠古時期，國家就“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由此可見，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主旨都是契所從事的“五倫教育”的推行和延續。
但到了春秋時期卻發生了變化。當時群雄並起，天子勢衰，諸侯國的君主權力下移，各國征伐出現了由卿大夫作主的局面，諸侯國之間兵戎紛亂，違禮、僭禮之事層出不窮，“禮崩樂壞”，“五品”不興，原來的典章制度被廢棄。二百多年中，諸侯父子、兄弟為爭權奪利，相互殘殺，僅弒君事件就發生109次，其他違於倫理的事情不勝枚舉，傳統文化的約束力受到搖撼，社會矛盾激化。諸侯爭霸，混戰不止，生靈塗炭，幾無寧日，仁人志士開始尋找救世的良方。這時候，孔子對如何救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對能找到的先人留下的文獻認真學習，汲取營養。《孔子家語·本姓解》說：“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製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雖然孔子思想的來源是複雜的，但因其受到古代文獻和古聖賢行為的影響，想根據堯舜治世的經驗，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社會秩序，於是結合當時的現實，在祖宗教育理論的基礎上加以創造，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將堯舜時期的“五品”教育發展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仲尼曰：古也有志（記載）：‘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於是便呼籲“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經過艱苦努力，孔子創立了儒學。《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由此可見，儒家學派源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契。
作為契之後裔，孔子能講述夏代的禮，更能講述商代的禮。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註》導言中說：孔子主張“正名”，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當時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時代重視“禮”，“禮”包括禮儀、禮制、禮器等，卻很少講“仁”。《論語》講“禮”75次，包括“禮樂”並言的；講“仁”卻 109次。孔子認為沒有仁，也就談不上禮，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一部《論語》，對“仁”有許多解釋，或者說“克己復禮為仁”，或者說“仁者先難而後獲”，或者說“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或者說“愛人”就是“仁”……究竟“仁”的內涵是什麼？孔子對其學生曾參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參告訴其它同學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個思想體系，而貫穿這個思想體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別講是“忠恕”，概括講是“仁”。孔子自己曾給“恕”下了定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的理論不以禮為核心，而以仁為核心，是對契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孔子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深悟到儒家理論不被接受的危險，於是便打消了做官的念頭，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辦私塾從事教育，效法祖宗契的精神，向弟子們教授倫理道德，誨人不倦。他的學生子貢評價他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孔子對契“聰明而仁”的效法，引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求教。《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弟子蓋三千焉”。孔門七十二賢是孔子思想和學說的堅定追隨者和實踐者，也是儒學的敬敷者。在孔子的學生眼中，孔子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仁且智”，與契的“聰明而仁”一脈相承。“仁且智”成了古代中國對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後來，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從史書記載來看，儒家思想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在契的思想基礎上的豐富和創造。
契的風範經過孔子的弘揚和發展，一直被後世繼承。但到了北宋時期，教學的宗旨呈現出了不好的現象：讀書為了做官，為了榮華富貴。以此來主導人們的價值取向，以天下為己任被拋到了九霄雲外。蘇軾在《樂全先生文集敘》中慨嘆：“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北宋後來導致有知識和才幹的人努力追求功名利祿，把國家安危放在次要位置，腐敗盛行，雖然范仲淹疾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沒能徹底改變當時的情況。以致後來外敵侵略時忠心報國的人很少，屈服求安的人居多，最後北宋失國，與讀書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的思想主導不無關係。讀書價值觀的偏斜一直持續到南宋。
南宋時，大教育家朱熹對當時的這種壞風氣極其厭惡。淳熙六年（1179年），朝廷對金兵南下驚惶始定，朱熹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便決定興復早已無存、僅餘瓦礫榛荊、茂草荒丘的廬山東麓的白鹿洞書院，自兼洞主，自為導師，親自講學並親手製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主張恢復堯舜時的“五教”。教條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熹這段話的意思是：父子間要有骨肉之親，君臣間要有禮義之道，夫妻間要摯愛又要有內外之別，老少間要有長幼之序，朋友間要有誠信之德。這就是“五教”的綱目。聖人堯舜令契為司徒，教化百姓的就是這“五教”，學子要學的也就是這“五教”。廣博地學習，審慎地發問，謹慎地思考，明晰地分辨，誠實地踐行，這就是學習的順序。學、問、思、辨，這是為了探究道理。要誠實地踐行，就要知道修身處事接物的原則。說話忠誠信實，行為篤厚恭敬；懲戒忿憤，抑止情慾；見善便學，有過則改。這是修身的原則。以禮義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質利益；努力弘揚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計較個人得失，這是處事的原則。自己所不願做的事，不要讓別人做；自己做事未達到目的，應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接物的原則。我朱熹私下裡關注古代聖哲教人讀書學習，無非是為了使人明白禮義道理，修養身心，然後推己及人，並不是為了記覽詞章，沽名釣譽，追求利祿。今天的一些學子，違背了聖者的教導。聖哲教育人的法則，在經典中都有記載，有志向的人當熟讀精思，審問明辨。如果知道這是自然之理，必須以此約束自己，那就何必要等他人立下規矩才依此去做呢？近世學堂雖有規則，但很不夠，並未符合聖哲的意圖。所以，本書院另立學規，將聖哲教人讀書求學的根本原則分條列出貼在門楣上，請諸位學子共同研讀，遵守執行，並約束自身。只有嚴格要求，才會有所戒懼。希望大家牢牢記住。
朱熹認為，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首先明確以歷史上第一個偉大教育家契從事的，後來孔子倡導、孟子又強調指出的“五教”為教育的宗旨，指出“學者學此而已”。其次系統梳理古代先賢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將契的繼承者孔子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途徑。朱熹認為“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但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有人認為這是朱熹發展契的風範，對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白鹿洞教條》的出現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扭轉了教育價值觀的偏斜，體現了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自此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這一教條成了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遵循，後來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奉持不渝。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說：“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明朝時期商丘柘城人竇克勤辦朱陽書院，便仿照《白鹿洞教條》制定條規。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主要倡導人之一胡適感慨說：“救國千萬事，造人為最要。”他在《廬山遊記》中說，由於朱熹制定了《白鹿洞教條》，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絃歌不輟，“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而且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
明清兩代，沿襲白鹿洞書院講學風氣選聘師長的條件，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好的道德操守。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綜上所述，契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開了教育史上以德育人的先河。他的風範一直影響著中國教育，對幾千年來的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也是商丘對中華教育的巨大貢獻。
劉秀森，商丘人，中共黨員，1967年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中國民間文藝家聯合會名譽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中國新故事學會會員，河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河南省民俗學會理事，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散文學會理事，商丘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商丘日報》主任編輯。作家、學者。從事商丘歷史研究40多年，積累了大量有關商丘歷史的文字、考古、口述資料，曾出版以商丘歷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花木蘭全傳》《李香君外傳》《亂世丹心譜》等12部，出版研究商丘歷史的學術著作《商丘古城》《商丘德文化》《商丘成語典故》和與人合作的《閼伯臺廟會》等書，並出版《廉潔修身》和《廉潔齊家》兩部歷史故事，在全國各地報刊和出版社出版的書籍裡發表研究商丘歷史的文章多篇。河南省民間文藝最高獎金鼎獎、河南省民間文藝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被中國民間藝術家聯合會授予“中國民間藝術作品‘最具收藏價值’終身榮譽稱號”。
劉秀森近照
閱讀更多 網信商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