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陵碑林”中，收藏了一合墓誌，它就是阿史那忠與其夫人定襄縣主合葬墓出土的阿史那忠墓誌，其墓誌中有一段話，提到了唐太宗寵妃韋貴妃的身世。
墓誌雲：“夫人渤海李氏，隋戶部尚書雄之孫，齊王友珉之女；母京兆韋氏，鄖國公孝寬之孫，陳州刺史圓成之女，夫人又紀王慎之同母姊也。”其意思就是，阿史那忠夫人李氏，是隋代齊王李友珉之女，是紀王李慎同母異父的姐姐，母親為韋貴妃。
韋貴妃，名珪，字澤，京兆杜陵（今長安縣）人。韋貴妃出身於貴族家庭，初嫁隋齊王李友珉，生定襄縣主。李友珉之父李雄，隋大業九年從楊玄感起兵反隋，兵敗伏誅，家被籍沒。韋氏後遂為李世民妃，生臨川公主李孟姜和紀王李慎。貞觀元年四月一日冊拜貴妃，永徽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冊拜為紀國太妃，麟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薨，春秋六十九歲，乾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陪葬昭陵。
韋貴妃是唐太宗李世民後宮眾多嬪妃中較特殊但卻又是最受恩寵的嬪妃之一，說她特殊，那是因為她在嫁給李世民之前，曾經嫁人並與前夫生有一子。韋貴妃以已婚配女子身份，再嫁秦王李世民，並被冊封為貴妃，位居正一品之首（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其地位僅次於長孫文德皇后。長孫皇后死後，韋貴妃即為宮中位至尊者，管理後宮一切事務。由此可見，唐代皇室對待女子再婚之事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教條，那樣嚴格。
翻開《新唐書·公主傳》可見，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就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歷史。如著名的高密公主、新城公主、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等都曾改嫁過。
中國封建社會里，關於女子再嫁的問題一直被視為關乎風俗的大事，特別是兩漢以來，社會規範中關於禁止女子再婚的問題已更加嚴格。究竟哪些因素使唐代皇室貴族對女子改嫁的態度發生了轉變？
首先，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化、經濟、思想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民族大融合，特別是和北方異族的遊牧文化的交融，使唐人的思想文化觀念等都有了前衛性的發展。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唐代皇室貴族的婚姻觀念。從唐初開始，在社會輿論、官方立法、倫理道德等方面都對女子再婚顯得非常寬容了。
其次，有學者根據閻立本的《步輦圖》中唐太宗李世民的畫像推測李世民是鮮卑族的後裔。據《二十四史》記載，李世民的父親李淵系西涼武昭王李暠的直系後裔。李世民的曾祖李虎是李暠的五世孫，西魏北周開國功臣。李虎的兒子李昺被封唐國公，娶了鮮卑人獨孤信的女兒獨孤氏。李昺的兒子李淵娶鮮卑貴族女子竇氏。這從血統上證明了唐朝皇族是鮮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長孫皇后祖先也為北魏拓跋氏。胡漢風俗的差異，造成李唐王朝對皇室女子再婚的寬容。
再次，這一時期，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執政後，對唐代婦女社會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有影響，對女子再婚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這一時期，民間是否也對女子再嫁問題持同樣態度？由於史書列傳對普通百姓不予記載，我們只能從極少的相關資料中尋找例證。在《唐代墓誌彙編》《續編》收錄的三千多個墓誌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婦女只佔十例，而明確記載婦女堅守貞潔者就多達二百六十四例之多。即使有女子再嫁，絕大多數也是因為子女幼小，被生計所迫而選擇改嫁，屬無奈之舉。儘管如此，也會受到周圍人群“道德輿論”的強烈譴責。
由此可知初唐時期對待女子再婚問題的寬容態度，只在皇室貴族之間出現的“常例”。而當時社會主導的輿論還是提倡合乎綱常的男女觀念，提倡貞節、鼓勵守節。因此，大部分民間婦女還是受著封建體制的束縛，生活在倫理道德的桎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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