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光華——小綠天樓藏華東師範大學學人翰墨及校史文獻集》丁小明編著
大概三年前，丁小明先生在華東師大的某座典雅建築之內搞了一場名人墨跡展，蒙其邀請，我與陳子善和陸灝兩位先生前去參觀。眼前所見的展品基本是與該校的前身：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有關學人的墨跡。將這樣一個不寬的專題，能夠蒐集到這麼大的數量，真的令人讚歎。而子善先生是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專家，他看得最為仔細，同時向我講解著哪些墨跡揭示出怎樣的不為人知的歷史。他邊看邊讚歎，丁小明在蒐集方面的別樣眼光。
遺憾的是，我對這兩校校史知之甚少，只能是通過自己膚淺的知識，來尋找自己耳熟能詳的名人。到如今，收到了丁小明先生所贈的這本圖錄，我感覺到書中收錄的內容就是當年的展品，但翻看圖錄，遠比走馬觀花地看展覽要來的親切。
我在這本圖錄中看到了馬公愚的墨跡，而我看到馬先生的第一幅書法作品則是在二十多年前。當年天津古籍書店總部搬到了古文化街，這所書店的二樓專賣古籍書和名家墨跡。因為店堂面積較大，分為了三個單元，其中善本部分處在店堂的左側房間內。這個房間的入口是一個月亮門，而門楣上方就懸掛著馬公愚所題堂號，具體的內容我已回憶不起，但當時的經理彭向陽先生告訴我，這是馬先生來到書店買書之時，他們藉機請先生留下了墨寶。如今我在圖錄上看到的熟悉字跡，與當年如出一轍，真羨慕書店的人能夠與這些大家親聆馨欬，令我輩只有歎羨的份。
圖錄中有一副顧廷龍所書篆書對聯令我豔羨，顧先生是文獻學大家，而我在不少的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墨跡以及所題匾額，然所見者大多是楷書。關於他的篆書卻頗為不多見，我第一次見到者乃是他給溫州江心嶼某寺所題的匾額，該匾製作得金壁輝煌，而所用書體乃是他不常用的小篆。自從見到此匾，我見異思遷地愛上了顧廷龍所書的小篆，可惜至今未能得其一鱗半爪。也正因為如此，我把丁小明所藏的這副對聯視之為本圖錄中的最愛之一。
然而本圖錄的第二部分，則是跟這兩校有關的歷史老照片、紀念冊、雜誌、畢業證書、學生證等文獻。這也足見，丁先生在收藏心態上的細大不捐。對於他的收藏概念，劉永翔先生在給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吾小友東臺君小明，精鑑別，好收藏，世之有心人也。自入庠任職以來，即發願蒐集吾校暨其前身文物。窮搜博採，不數年，所獲甚可觀也。近出其所藏景印成帙，題曰“大夏光華”，乃所藏華東師大學人翰墨暨校史文獻也。詳覽所編，其所蒐羅蓋不限於光、大二庠，凡與吾校有關者靡不及之也。富矣茲編！得吾心、愜吾意焉。
《故鄉明月——思奎堂珍藏東臺歷代名賢書畫集》丁小明編著
本圖錄同樣是作者所贈，從圖錄的編排方式看，上一本書為精裝而本書卻是平裝，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區分。而上次在看展覽時，我似乎沒有看到過這部分內容。為什麼要將江蘇東臺縣的名賢墨跡匯為一編呢？其實本書的題目已經亮明瞭觀點：既然是故鄉的明月，那顯然丁小明先生也應當是東臺人。而我與之相熟有年，卻未曾問起過東臺是他的出生地還是僅是郡望。但他在本書的序言中卻頗以東臺文風之盛為傲：
縱觀四百年來的東臺文化史，藝文世家的繁盛是不爭的事實。其突出的表徵是一門風雅，數代之間，衣冠共繡，花萼齊芬。據本人粗略統計，在蘇中的淘水之上、鹽池之濱，先後有吳氏、姜氏、袁氏、丁氏、鮑氏、汪氏、吉氏、陳氏、楊氏、蔡氏、呂氏、朱氏、繆氏、杜氏、夏氏、戈氏、蔡氏、姚氏、高氏等二十多個世家登場亮相，這些代表地域文化精魂的世家以藝文及鑑藏為趣操，將詩畫相彰的累葉風流繩繩相續。
前幾年我曾經到東臺尋訪過一些名人遺蹟，當時主要的尋訪目標乃是王艮故居，因為此人是王陽明弟子中的另類，他對於陽明心學採取了修正主義的策略，而幸運的是，我在東臺竟然遇到了王艮的後人。除此之外東臺還出過一位大詩人，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吳嘉紀。與他有關的歷史遺蹟，我卻未曾找到痕跡，而意外的是，我在為王艮建造的紀念園內看到了吳嘉紀的雕像。
想來，這兩位前賢的歷史業績，丁小明先生要比我熟悉得多，故我用不著在此嘮叨置喙。然他的這本圖錄所收內容卻不包括這兩位前賢，其重點乃是有關當地的世家望族。這其中我最感興趣者，則是從陳祺壽到陳邦懷這一系人物，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乃是因為陳邦懷曾任天津書法協會會長。當年我在天津見到過不少他的作品，還有一個小因緣，則是他的兒子曾任天津歷史博物館館長。二十餘年前，我曾在該館搞過展覽，當時在那裡看到了複製的“鮮于璜碑”，此碑乃是近幾十年來發現的最重要漢碑之一，故其為天津歷博的鎮館之寶。可能因為看碑者甚眾，故歷博複製了一塊，立在了院落的竹林中，很多人不明就裡，到竹林裡偷拓此碑，這也是一段書界小掌故。而從該圖錄中看到陳邦懷的墨跡，又讓我想起了當年的趣事。
《永痕——世界名人手稿》餘斌 竇煜編著
3月22日至25日，南京書展期間，特意搞了一場古舊書展，同時展會的組織方又舉辦了一場“中國古舊書業前瞻高峰論壇”。蒙展會方之邀，我有幸參觀了展覽，也參加了論壇。該論壇由南京大學教授、中國閱讀學研究會會長徐雁主持，與會的領導為南京市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曹路寶先生，專家代表有沈燮元、彭震堯、胡洪俠、王稼句、薛冰、拓曉堂、陳克希等先生，另外有展會的主辦方——江蘇文創集團趙亞春總經理及孔夫子舊書網營運總監趙愛軍先生。眾位專家均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證，在書展期間同時舉辦古舊書展的重要性。
在展會期間，我參觀了熱鬧的古舊書展，其佔地面積最大者乃是孔夫子網的展區。而南京當地著名的舊書店有學人書店、唯楚書店以及國營的南京古舊書店，外地的書店則有蘇州十方書屋、成都縹緗書局、蕪湖萬卷書屋等等。這些舊書店每一家都拿出了一些重要的典籍，這麼多好書彙集在一起，頓時使得司空見慣的新書大賣場有了濃濃的傳統文化特色。
在古籍書展區內，僅次於孔夫子網佔地面積者，則是南京的銳廬書院。我單獨講到這個部分，是因為從佈局上來說，銳廬書院所處的位置乃是古舊書區的反面，兩者之間以展板相隔，古籍書部分基本是以玻璃櫃平擺的形式展出，而銳廬書院則大多是裝框懸掛起來進行展示。
當時我正在看感興趣的古書，而薛冰先生走過來則帶我去參觀銳廬的展品。在這個部分我看到的第一件展品乃是康有為的墨跡，這件墨跡看上去頗為眼熟，端詳了一會兒我終於想起來：這是從某部古書上的跋語拆下來者，因為這部書我在嘉德的拍賣義展上看到過。薛冰先生聞我所言，頗為將信將疑，他立即請工作人員找來了這些墨跡的收藏者竇煜先生。
竇先生乃是一位年輕人，我感覺他應當三十多歲，看上去一表人才。介紹之後，我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個疑問，而竇煜立即誇讚我的記憶力之佳，因為康有為的這個題跋他確實是從拍賣會買來者，而他一轉身就從玻璃櫃中拿出了原書。這冊書的釘線已經拆開，竇煜解釋說，古書對當今的年輕人始終有著距離，而名人墨跡則更能讓當代人接受，所以他將這則跋語從書中拆出而後裝框展覽，就遠比放原書在那裡看上支直觀。
聽聞到他的這番話，讓我感到了社會審美情趣的變化，我對於名人墨跡所持的態度恰好與之相反，我恨不得這些墨跡都是寫在了古書的前後扉頁上，而我的心態也恰好證明了在思維方式上的陳舊。因為竇煜告訴我，這樣的展覽更讓人易於接受，而展覽完畢後，他再將跋語原樣歸位，又成為了一本完好的名家題跋本。
接著參觀此處的展板，所見大多是外國名人墨跡，有信件也有照片的題語，還有一些明信片。而這些人在文學史上的名聲，都不比康有為差到哪裡去，如果站在世界的眼光看待，竇煜所蒐集的這些名人墨跡，更是有著普世價值。因為我在這裡看到了歌德、拜倫、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大仲馬，甚至還有弗洛伊德、羅曼·羅蘭、高爾基等等。這裡的每件展品，竇煜都寫出了相應的說明文字，這讓參觀者能夠直觀地感受到這些歷史墨跡給人帶來的撲面信息。
參觀完畢後，竇煜送給我一本特殊的書，此書從內容講實為這些展品的圖錄，然而在編排方面卻匠心獨運：這本書翻上去，更像一冊資料夾，其從左右兩側來展開，左圖右文頗閤中國傳統觀念，而文字的介紹部分則講述到了每一位名人相應的歷史事蹟。我引用一段巴爾扎克的簡介如下：
巴爾扎克的確不是出手就高的寫作天才。不過他沒有就此罷休，有幾年，他為書商寫了一大堆各種流行小說，想先養活自己再說。再往後他又下海經商，幹過出版業，開過鑄字廠、印刷廠、想攢下點錢來，給自己日後的寫作奠定一個物質基礎。可惜這些生意最後都是關門大吉，巴爾扎克不僅沒賺到錢，反倒欠下了一屁股債，最後還是母親替他還清的債務。這段經過對他唯一的好處是，負債、清算、倒閉的各種苦楚讓他領略到這個社會的真相，他也由此積累起日後寫作的素材——沒有哪個法國作家經歷過這番商海里的折騰。知道他的這一段（還要加上他讀書時在公證人事務所接觸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與事），我們看到他那樣濃墨重彩地寫人的生活中經濟的一面，就不應感到意外。
其實圖錄中對巴爾扎克的介紹文字比我的引用多十倍，由此也可看出竇煜在編排此圖錄時用了不少的心思。
《藏書家》第22輯 昝亮主編
《藏書家》乃是當今愛書人頗為看重的一本刊物，它在愛書人心中更多者是一件標誌物。故每當該刊因各種原因有了拖期的現象，我就會收到不少的問訊，其所問大多是擔心該刊因故停刊，而我每次在費力解釋之時，都盼望著這本刊的下一期遲早面世，以此來免除一些我的費力解釋。
此次收到的第22輯則有了新變化，一者，我分別收到了平裝和毛邊各一冊，二來則是有一本該期的抽印之本，三者，則有齊魯書社社長昝亮先生寫的一篇啟示：
韋力先生編委史席：
茲呈《藏書家》（第22輯）一書，計毛邊本一冊、平裝本一冊、抽印本（王名鍔先生、劉薔女士簽名）一冊。
敬請笑納，並多提富貴意見。再次感謝您一貫的關心與支持。
《藏書家》將繼續為諸位藏書愛好者提供交流的樂園、奉上有品位的作品。
專此布達。順請春祺。
歲次戊戌仲春昝亮記於齋魯書社
由此啟可知，社長對該刊是何等之重視，這也恰好回應了書友們的質疑。翻閱此刊，仍讓我“有新獲也”。劉浩敏的《中國印譜版框之美》，我在兩年前聽到她做過專題報告，當時對她的這種獨特視角就大感興趣。而今其整理成文，能讓我更加系統地瞭解到她的視野所及。勵雙傑先生依然在談他拿手的家譜，他每每能從這些貌不驚人的家譜之中鉤沉也不見經傳的史料。謝其章先生也同樣在談老雜誌，而本次所談則專門是淪陷時期南京一地的文藝期刊。
彭震堯先生所寫《看到我就是看到“鬼”了——憶謝興堯先生》讓我頗感興趣，巧合的是，前面提到的趙龍江先生跟謝興堯有著較為密切的交往，他曾寫過專文來談論那些交往的細節。而彭震堯的這篇文章則是寫他在成都舊書攤上買到了謝興堯的批校之本，這是何等難得之事。彭震堯在文中寫到，他與謝興堯的相識乃是經過北京文物局的李新乾先生所介紹。同樣巧合的是，十幾年前，我曾想請人幫助我整理自己的藏書，而彭震堯認為李新乾是位合適的人選，在某個夜晚彭先生帶我前去李新乾家中，我在其書房內看到老先生開著一盞昏黃的檯燈，而辦公桌上擺滿了文稿。李新乾說，他對整理典籍當然很有興趣，但近期他忙著完成一本書稿，故無法到我的書庫內去作整理，為此他提意說，我可以把書拉到他家中進行整理。看來老先生以為我有幾本線裝書，隨便就可以給他拎來。正因為這樣的緣故，此事也只好作罷。而這次見面後不久，我就聽說老先生去世了。
關於謝興堯，我卻沒有直接的交往，只是彭震堯先生任海王村拍賣行經理之時，曾經上拍了一批謝新堯的舊藏之物。那些書上大多有謝先生的批校之語，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乃是一本比火柴盒略大的線裝書。當時本有意將其拿下，其未成想這本小書卻拍到了一萬多元，以至於到今天我也未曾得到謝興堯舊藏之書。
關於謝先生晚年的處境，我在趙龍江的文中讀到了一些，而彭震堯在本文中又有如下細節描寫：
謝老獨身一人，居住在人民日報社旁一套不足60平方米的兩居室裡。那年他已經90多歲，行走有些困難，需要在身邊老保姆王嫂的攙扶下才可行動，不高的身材，瘦瘦的身軀，再加上略有些駝的背，更顯得有些矮小。後接觸多了，發現抽菸似乎是他唯一的嗜好，有時看他手上夾著一根香菸，縮坐在沙發上，頗有晚年淒涼之感。
看來，人老了真不是件令人愉快之事，然而謝興堯卻很長壽。我不知道到了那樣的年歲究竟是喜是悲，在此也就不必要無病呻吟了吧。
以我的眼光看，本期的亮點恰是王鍔先生對劉薔老師的採訪，看來昝亮社長也有著同樣的認為，否則的話，他不會單獨製作抽印本。我雖然與劉薔相識有年，其實對她的很多細節卻並不瞭解。通讀此文，原來她有那麼豐富的經歷。她是北大圖書館系的高材生，而後她又在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跟著謝灼華先生讀碩士。我對武大有著本能的崇拜，因為當今圖書館界和目錄版本學界的名家有不少是出自該校。之所以有著這樣的局面，乃是因武大的前身是“文華圖專”，這是中國最早的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幾年前，我曾訪過此校的舊址，也寫出小文來系統地介紹。而我對創辦人韋棣華女士以一生的心血來創建這所學校充滿著敬意。劉薔能夠在這所學校去研讀圖書館學和目錄版本學，其學問之淵源有自，怎不令人歎羨。
近些年，劉薔的主要研究成果乃是在天祿琳琅方面，拜讀她的專著，更正了我許多以往的誤記。關於她為什麼要研究天祿琳琅，劉薔已在文中作了回答，而我只在此引用她對天祿琳琅書目所給出的定位：
很顯然，《天祿琳琅書目》就版本目錄來講它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它有多少錯，它的體例在乾隆時代是特殊的。大家現在更多的是研究乾隆時代的《四庫全書總目》，這儼然是一個很熱門的學問，是個顯學，大家認為它很經典，繁衍出很多的方向來。《天祿琳琅書目》屬於是冷門的，沒有一個人去想想到底這個書目是不是有它足夠的影響。其實它影響之大，我覺著在當時那個年代已經顯現出來了，因為它是收錄到《四庫全書》裡，前編書目是在《四庫全書》裡的，所以民間有很多人效法。
《大桂堂藏師友翰墨》方交良編著
此書乃是方交良先生得到的名人墨跡總計達210幅之多，關於這些墨跡的來由，作者在序言中說道：“所藏字畫，或為師友饋贈，或以自己微薄收入購買。其間，不乏聞名於世，獨步天下者；亦有名不出鄉里，隱於田間之輩。然因緣聚合，匯成一卷。展卷讀之，既能感受師友間筆墨往來之情誼，可憶可懷；又能目染或雄偉豪放、或溫穩清正之藝術風格。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孔子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書名冠以師友，正作此解。”
方交良的這篇序言提到了他有此好的來由，原來他的祖父就喜歡寫字，由此而成為了他的啟蒙之師。後來，方先生又到西安去上學，更加開拓了眼界，此後他就把不少的精力用在了蒐集名人墨跡方面。
翻閱本書，方交良給每 位作者寫了一篇小傳，接著則是他與作者的交往過程，以及得到墨跡的過程。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寫法，翻閱集中人物，其中有十幾位我所相識的師友。比如來新夏先生所題之詞乃是讀書有福，以此可見，來先生始終不忘勸人讀書，而我與老先生交往了不短的時間，雖然他贈送給我不少的簽名大作，可是我卻沒有好意思向他索要書法作品。如今老先生已歸山道，這樣的機會再不可能有了。
黃裳先生乃是現代藏書大家，故太多的人希望得到老先生的簽名本，而我也幫著朋友辦過不少的此類之事，後來我明顯地感到黃裳先生不願意再做這類事，其原因並非是他厭煩給人簽名，更重要者，乃是那個時代的快遞還不發達，而老先生下樓不容易，他每次都要安排家人到郵局寄書。這顯然是件不方便之事。
有趣的是，本書中所刊出的墨跡，既是黃裳先生推辭簽名之事，他在本信中明確地說：“簽名容易，寄遞為難。”接著他又解釋道：“讀者紛紛以拙作來請簽名，堆積一處，久恐失落，不知如何辦法，謹陳下情，伏維亮察。”而作者與黃裳先生也有過交往：
有幸去過黃先生家，很老式的公寓樓，寬敞大方。老先生的書桌和床連在一起，桌子上擺著時新的報紙。看書，讀報，寫文章，依然是這位90多歲老人的日常生活。他是個沉默的人，幾乎是問一句答一句，有如老僧坐定。
不過黃老其實也是個極寬厚的人，每有讀者給他寫信，他都是有信必回。我就有幸收到過他的回信，看他這樣大年紀，也實在不好意思打擾。唯一心願，希望黃老全集早日出版，造福學林。
想一想，當年我也給老先生增添了不少的麻煩，如今讀到他的這封信真的令我很慚愧。
《毛詩：皕忍堂摸刻唐開成石壁十二經》
此書乃是太原河汾堂主人李永強先生所贈，他曾經跟我說，準備陸續將張宗昌影刻的這部大書一一再版出來。為了能夠讓我湊成完整一套，他會陸續寄來。接受這樣一部大書，真的令我不好意思，畢竟製作線裝書是成本不低的一種活動，而李先生有此厚意，當然令我大為感謝。
其實張宗昌所刻該書的原本我已經有完整一套，但那是一部墨印本，按照資料記載，此書的原版總計刷印了三百部。其中朱印本五十部，藍印本五十部，黑印本則二百部。遺憾的是，我的所藏乃是黑印本，而紅印本和藍印本都曾出現在拍場中，只是因為該書乃是陶湘代為刊刻，無論版刻和用紙都極其，這使得紅藍印本一直都未曾便宜下來。
張宗昌是一位軍閥，民國十四年，他任蘇皖魯剿匪司令，後來又兼任山東省省長。但是，這位軍閥卻對山東的教育作出了不少的貢獻。張愛紅在《張宗昌與山東教育文化事業》一文中有著詳細論述，比如該文中提及：
1926年5月，山東大學的籌建工作開始運作，具體負責執行的是任教育廳長的王壽彭。王在原有的六個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礦業專門學校及四個中學高中部的基礎上，成立了山東大學及附屬高中。當年9月，山大正式開學，遜清狀元王壽彭應聘出任第一任校長。
張宗昌為什麼刊刻這部大經書？而此事跟韓虔古有直接的關係，張愛紅在文中寫道：“張宗昌公餘之暇，延請韓虔古講授經史知識。韓系河北省高陽縣人，曾肄業於保定蓮池書院，據稱是桐城吳汝倫弟子，有詩集刻印問世。民國初年，張、韓相識於南京。張對韓的學識頗為景仰，故至督魯後，延為上賓，將督署最後排九間大房作為韓的居室，以便隨時可去請教。韓虔古既是張的老師，也是智囊人物。在政務和教育方面，張宗昌經常去請教，徵求韓的意見，往往是言聽計從。例如在韓的引導下，張乃有重刻十三經之舉”
關於刻此經的心態，張宗昌在本書的總序中有如下描述：“今者戰事初定，教育宜先立。興教莫如宗孔，宗孔莫如尊經。顧考諸經古本、漢魏舊物渺邈無尋，蜀宋諸石亦皆殘毀，惟唐開成石巋然獨存，歲久磨泐，古拓亦稀。百餘年前日本縮刻，多失其真。予因取唐石經善拓本，依式影摹，命工鋟木。印成，分贈海內外士君子及各學校，以為絃歌講習之資。”
為了能夠刻好這部書，張宗昌下了不少的功夫，然而魯迅卻對張宗昌刻書之事評價很低，他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道：“從20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夫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
其實，張宗昌所刻該書不僅是形式漂亮，而在內容上也頗受後世學者所關注。當年刻出該書之時，很多人向張宗昌索要，以至於搞得他難以應付。到如今，完整不缺的一部已然不容易得到，而李永強先生能夠將這部書惟妙惟肖地影印出來，這顯然是一件功德之事。
《書都》2018年3月 總第17期 聶雄前總編
大概兩年多之前，深圳尚書吧的文白兄跟我說，當地有關部門要創建一份讀書藏書類的雜誌，起名叫《書都》。文白兄與編雜誌的朋友相熟，故其極力推舉我的文章在上面刊發。我當然感謝朋友的美意，於是呈上幾篇小文。
但不知什麼緣故，那份刊物大概過了兩期之後沒了聲響，而去年我再次到尚書吧，同樣是經文白兄介紹，得以見到了《書都》編輯部主任劉婷女史。劉主任說話坦承而直率，她告訴我《書都》將改版，仍然要刊載我的文章，但她也跟我直言，我的每篇文章太長，她要作一些修改。
她的這個建議於我而言當然求之不得，今日年輕一代的讀書人口味究竟如何，其實我知之甚少。我寫文章更多者是自己想講清楚一段歷史，而技巧方面卻少有考量。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釆》中說：“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採而何！夫水性虛而淪猗結，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能夠把文章寫得漂亮，才能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因此說，我的想法真應了那句：質而無文，其行不遠。而劉主任能夠幫我把文章修改得漂亮一些，當然是求之不得者。
之後的幾期，我果真看到劉婷對我的文章進行了結構上的調整，經她這麼一改，文章的面貌果真清秀了不少，尤其她所起的題目以及相應的副題，都是能抓人眼球者。比如本期所發，乃是我尋訪屈原遺蹟之文，關於此類文的寫法，我均是從詩人的代表作中選擇一句最為人耳熟能詳的詩句做為題目，屈原的代表作是《離騷》，我的這句說法應該不會有異議，而《離騷》中最有名的一句應該無過於“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因此，我的題目當然是這一句。
顯然這種用法可能太過老套，而劉婷將此文的名稱改為“他在江畔高歌”。上面的副題則是“屈原的屍體打撈上來時已經被魚吃掉了半個臉，於是皇帝下令用黃金給他鑄造了另半個臉”。這句話出自我的文中，而我當時是聽到出租司機給我講的一個傳說，這樣隨口的一句話，我並不很在意只是認為這是尋訪途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劉婷卻將它列為副題，至少說明年輕人對這樣的話感興趣的可能度更高。
俗話講，誰沒年輕過呢，為什麼我不在年輕時就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輕人的語態。王羲之在《蘭亭序》中說：“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這是何等灑脫的境界，真能做到忘記自己是漸老之身嗎？想做到這一點，看來並不容易。但雖不能至心向往焉，細讀劉婷的所感，是否也能讓自己學到一些年輕語態呢？
翻閱本期《書都》，能感覺到這本書既有資訊也有知識，其中一文談到了韋君琳編著的《惡之花：比亞茲萊插畫藝術》。近幾年，綠茶先生身體力行地搞插畫創作，同時也不遺餘力地推動插畫的普及。我受其感染，當然也是在河邊走定然會溼鞋，對插畫藝術也漸有了解。某次，綠茶先生在讀易棟組織了一場讀書會，我在會上結識了洪顏女史。洪顏是一位插畫創作家，她的繪畫風格跟比亞茲萊頗有一脈相承的形態。我很希望洪顏的插畫能變成藏書票，但似乎她對我的提議沒有很濃的興趣。而我以往僅對比亞茲萊版刻風貌感興趣，對他的歷史卻知之甚少，讀到此期的介紹，又讓我對這位26歲就去世的版畫家有了更深的認識。
本期《書都》的主題採訪乃是劉秋香採寫的“尹昌龍：通過書城抵達並克服這個時代”。尹先生乃是深圳出版發行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他可是業界響噹噹的人物。通過這篇採訪錄，讓我得以瞭解到，他何以能夠把深圳搞得那麼有名氣。僅此一點，就不愧“書都”之名。
《書都》這本雜誌有著客觀的視角：它既會報導書界的光明，也同樣會提及令人沮喪的話題。比如本刊的“資訊·國際媒體”一欄中摘錄了2017年12月14日《衛報》的一篇文章，該文中講述的則是紙本書下滑的狀況：
目前，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CE）發佈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大幅下跌的銷量，價格以及難以協商的預付款讓英國作家們越來越難以依靠寫作維持生計。研究者對過去5年中銷售量前一萬名的文學小說進行了分析。
用5年的時間來調查銷售量排在前一萬名的文學小說，這樣的調查樣本足夠廣泛性，而調查的結果卻令人不樂觀：“前1000名開外的作家們壓根無法靠寫作爭取體面的收入。……在零售商、分銷商、出版社和代理機構分別抽取各自利潤分成之後，留給作家的收入寥寥無幾。”
看來，寫作這個行業指著它吃飯絕不容易，即使一位作家能夠寫出一本暢銷書，但也不意味著能夠長久坐享勝利果實：“小說家Kit de Waal接受了此次調研邀請，她在2016年出版的My Name Is Leon是當年的暢銷書，‘寫作這份職業真的、真的太艱難了，’她說，‘對很多人來說，花兩年時間專注於寫作這一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和我背景相似的作家們都只能在零散時間裡進行創作。如果你決定花大量時間專心寫作，必將在貧困線上掙扎。”
書界的未來究竟在哪裡呢？難道真的就這樣江河日下了？至少從情感角度來說，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那就期待著奇蹟的發生，至少有《書都》在，就說明讀書不死。
《聽李心田說心裡話》《心田書棧》薛凱洲編著
去年我在濟南古籍書店結識了幾位愛書人，其中之一就是薛凱洲先生。前一段時間，收到了他編著的這兩本大作。
說來慚愧，我沒有讀過李心田先生的著作，然而我對他的一部作品卻十分地熟悉，理準確地說，我是熟悉他作品的名稱及故事情節，這是因為他的一部大作我都是從電影上看來的，這一部電影是《閃閃的紅星》。
語態確實能夠暴露年齡，我看到電影《閃閃的紅星》已經記不清是小學的後期還是初中的前期，而那個時代看一場電影不輸於今日的饕餮大餐，那幾乎是唯一的娛樂活動。而這樣的電影都是學校組織學生集體去觀看，因此看這樣一場電影要興奮許多天。而對電影中的人物，也如刻在腦海般久久不能磨滅。
這部電影的主題當然是正能量，但不知為什麼，我對電影中的壞蛋更加記憶深刻，比如那句著名的臺詞：“沒想到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這句臺詞成為了同學們的口頭禪，看來有這種偏好者，絕不僅我一位。想到這一層，讓我有了讀原作的衝動，因為我想看看原著中有沒有這麼一句著名的臺詞。
王偉篆刻印章 王偉篆書對聯
近日又收到了王偉先生的幾幅書法作品及其他篆刻的印章——芷蘭齋。此印的篆刻風貌既有傳統漢印的風格，又融匯了清初篆刻家的意味。這樣的兩結合，應當是王偉篆刻的基本面目。
就我的個人偏好來說，我更為喜歡秦漢印，然而藏書家印鑑則更為適合黃牧甫、趙之謙、陳巨來的主體路數。因為這樣的印章更適合在古書上鈐蓋。可是這樣的印很難體現個人的面目，想來王偉是欲打破固有格局，而將不同篆刻風貌熔鑄於一爐。清許容在《說篆》中稱：
夫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八分則兼有之。杜甫嘗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漢孔安國以隸寫籀，謂之古隸。古隸出於篆，今隸依乎真。
其所言亦是熔鑄之概念，故其此乃王偉篆刻的總體心思亦在於此。然而許容又稱：“夫刻印之道，有文法、章法、筆法、刀法。文須考訂一本，不可秦篆雜漢、唐，如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混雜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雜廁，即不成文；異筆雜廁，即不成字。”
看來，一印本持一體乃是正道。正如許容所言：“夫白文，以漢文為主，朱文以小篆為主。朱文不可逼邊，白文當逼邊。朱文不可太粗，粗則俗，不可多曲疊，多則板而無神。若以此刻白文，則太流動，不古樸矣。凡豎宜細，畫宜粗，勾連處宜斷，交搭處宜白，圈周合須起刀過筆，忌牽連，不宜深細，深則文不自然，細則體多嬌媚。”
然而，王偉的篆書所寫頗為正宗，而這正是篆刻的功底所在。想來，他若堅持傳統，從大篆及小篆兩個角度致力於印學，加上他有著天然的超邁古人的雄心，若以傳統為基，以個人的才智為發揮，其定然能在印學方面創建出自己的獨特風貌。
翁志飛治印
我與翁志飛先生相識於網上，承蒙其厚意，他為我篆刻了三方印章。其中兩方為白文，一方為敲邊朱文，而其所用印石也頗為溫潤。素不相識而能受其之贈，令我頗為感動。而關於他的情況，我在網上搜得了一些資料，原來翁先生是中國美院書法篆刻專業本科生。這是典型的科班出身，難怪他獲了那麼多的獎項。經我查得的資料，他的相關專著就有《名家閒章趣談》《篆隸技法教程》《行書技法寶典王羲之蘭亭序》《行書技法寶典趙孟頫洛神賦》《歷代碑帖實臨叢刊-懷仁王羲之聖教序》《歷代碑帖實臨叢刊-曹全碑》《歷代碑帖實臨叢刊-雁塔聖教序》《歷代碑帖實臨叢刊-多寶塔碑》《王羲之蘭亭序精選百字卡片》《王羲之蘭亭序宋拓定武本、翁志飛臨本、趙孟頫臨本》如此之多。
以上乃是他對篆刻及碑帖的研究，這當然是他學術功底所在。而他的篆刻作品曾入選第六屆全國書法篆刻展、首屆國際篆刻藝術交流展、第四屆全國篆刻藝術展、第三界全國楹聯書法展，並獲西泠印社第三、四屆全國篆刻評展優秀獎。
能有這樣高的成就，而其又如此年輕，想來在印學方面定然有大展鴻圖之勢。然其所篆之印我則更偏愛於他的白文，尤其在滿白方面，更符合古人章法。袁三俊在《篆刻十三略》中稱：“滿，非必填塞字畫，使無空隙。字無論多少，配無論方圓，總以規模闊大、體態安閒為要。不使疏者嫌其空，密者嫌其實，則思過半矣。如徒逐字排列，即成呆板。”
把玩翁志飛先生的篆刻作品，確無袁三俊所說之弊，可見，翁先生在謀篇佈局之時，定然有著仔細地考量。這也正如古人所說的章法，吳先聲在《敦好堂論印》中稱：“章法者，言其成章也。一印之內，少或一二字，多至十數字，體態既殊，形神各別，要必渾然天成，有遇圓成璧、遇方成硅之妙，無齟齬而不安，無臲卼而不合，斯為縈拂有情，但不可過為穿鑿，致傷於巧。”
賈建鋼治印“便縱有萬千善本，更與何人說”
前一段又見到了賈建鋼先生，聽其聊天，真可謂一種享受。近來，他已主政某學刊，其負重有所增加，然古人所重視之選學，賈兄亦可藉此申其志。
賈兄在百忙之餘又給我刊刻了多方印章，其深情厚意令我感念不已。而其對我所提供的一個章文有了感慨，於是他將此章鈐蓋於箋紙之上，而後在下方以工楷書寫題記一篇。其全文如下：
四庫館臣以詞曲為倚聲末技，標之閏餘，知其論微也，故不足輕重，聊存一格而已。古之文士亦然。詩言志，降宋而為詞，音律宛轉，管絃近情因以為盛。其言情於易，遂作吟詠之文章矣。及《樂章集》出，柳氏則稱詩家之有樂天，此《雨霖鈴》播之益廣。其旖旎心旌，搖盪不已，而“風情”易之“善本”，其謂音律吟詠之易外，亦有伶工士夫詞之變乎！甚矣哉，觀堂之謂後主詞其旨一也，寄慨遙深之造！韋兄哂正。時在丁酉長夏以刊冬月補款寄盦。
確如賈兄之解讀，我的這句章文乃是出自柳永《雨霖鈴》一篇最後一句：“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知音難覓，解風情之人同樣難覓。這正是柳七感慨之處，藏書亦然，得一佳本不禁手舞足蹈，俗與人分享，然解人難覓，這同樣是煞風景之事。賈兄單將此印拈出，想來此印文之意令其心有慼慼焉。然細思之，有這樣的心心相通之友，真可應古人不亦快哉之語。
《王個簃箋譜》《吳湖帆箋譜》
這兩部新作箋譜均為揚州大學趙宣先生所贈，雖然兩部箋譜乃是以現代之技術積印而成，然其製作精良而考究，以此足見風雅不絕。而趙宣先生見面之時，贈此雅物，亦為古人之風。
對於箋譜的收藏，此風興起較晚，乃是因箋譜原本為古代文具店出售箋紙時的樣本，民國年間經魯迅、鄭振鐸的大力提倡，由此使得該物成為了愛書人爭相購求之品，而價格也扶搖直上矣。到如今，明代箋譜已極其珍罕，清初箋譜則大為翻刻之本，原刻初印之本則極其罕覯，偶能得見者大多為清末幾種，例如宣統元年之《文美齋詩箋譜》，其價格亦在幾萬元之上。
正因原譜難得，近些年有幾家出版社紛紛翻刻，然囿於技術，其呈現的複製品難愜人意，而趙先生贈送的這兩盒箋譜從實際來說，更是兩盒箋紙，因為其未裝訂成譜，然其印刷技術卻較他家有較大的提高。正是因為未裝成譜，則其具有使用價值。而趙宣先生在贈譜之時，當場提出讓我題字一頁。這等佛頭招糞之事，真令我左右為難。把那等醜陋之字，書寫在這典雅的箋譜之上，其煞風景之為不輸於美人黥面矣。
《覓理記》精裝毛邊本 韋力著
前一度到孔夫子網簽字，劉傑老師則告訴我，他們進了一些《覓理記》的毛邊本，且分紅色和大貨兩種。我說未曾聽聞過拙作還有這個制式，劉傑拿出來讓我翻閱。從製作手法上看，這款毛邊本作的還算地道，但海豚社的相關人員卻未曾告訴我還有這樣的特裝之本，大概這是想給我一個意外驚喜吧。
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各家出版社在製作毛邊本時比以往地道了許多，因為以前的作法基本上可以稱之為毛坯本。看來，技術在進步，觀念也在進步，就目前的形式來看，紙本書依然有著繁榮景象。我不清楚這是未來的大趨勢，還是隻是一種迴光返照。某次的會議上，出版界的資深專家胡洪俠先生談到了紙媒的衰退，他的所言我從情感上難以接受，於是堅定地反擊他所陳述的客觀事實，其實冷靜思之，當今的社會處在鉅變時期，自己對未來沒有多少預估能力，但我卻覺得他山之石：日本有很多傳統的手工作坊，完全不受現代化的影響，他們努力以最原始的方式來製作器皿，而這種行為卻受到了世人的高度尊重。紙本書是否也應當效仿這樣的真正工匠精神呢？以此來製作出更為地道，更具收藏價值的特裝本。雖然俗話說，這個世界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但我覺得這句話說的有點絕對：除了大自然之美外，人工之美如果沒有造美之人，那欣賞美的人哪裡去尋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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