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5 請允許我斗膽評價一下,當代草聖林散之先生的書法

請允許我斗膽評價一下,當代草聖林散之先生的書法

林散之被譽為“當代草聖”,同時被評為“二十世紀十大書法家”之一,無論從書品還是人品的角度來衡量,都無可非議。放開暫時的名利,“一生只與古人爭”。林散之埋骨長江之畔採石磯,與李青蓮比鄰而居,修建了紀念館,其中有大量真跡作品陳列。我有機會接觸到林散之很多的書法作品,時時感受與反思,但崇敬並非崇拜,對於大師也不能盲目崇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算是王羲之的書法,也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也只是一家風範,而不是整個書法史的全部,同樣有“趁恣媚”的批評,但一切並不影響後人對王羲之書法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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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整個書法史不難發現,有成就的傑出草書創作數量不多,出類拔萃的大師更是少之又少,因為草書需要高超的技巧,但僅有技巧還不夠,必須有歲月積澱,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胸襟,有超人的才情,技巧只是基礎層面。從這方面來說,必須擇一正書固本溯源,而後再涉獵草書。所以林散之說“六十歲後再作草書”並非故作虛言,而有切身體會,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到六十歲之後再作草書。古人學書積累比今人深,時間可提前一些。目前書壇對草書重視程度過於強化,認為草書是書法藝術的最高形式,造成誤導。我認為,篆隸楷行與草書是並列的,不能認為草書高出一籌,以此來衡量書家在書史中的地位。米芾行書創作高邁無前,被評為“千年書家”之首,但草書格調不高,成就不如行書,卻絲毫不影響他在書史中的地位。在任何書體方面,如果想超越前人,皆非易事,顏真卿楷書化褚遂良而出,柳公權楷書化裁顏歐,同樣意義非凡,不可小覷,只不過今日已習以為常,並不能說比林散之草書出現意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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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傑出的草書大師應該有“自我之見”,既要有超越前人的創造,也可以讓後學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如懷素之於張旭,黃庭堅之於懷素,王鐸之於懷素,毛澤東之於旭素,莫不如此。從創造性方面來說,林散之比毛澤東和于右任都要遜色。毛澤東晚年草書已從旭素中走出來,達到人書俱老的境界。草書氣勢萬馬奔騰、直衝雲霄,林氏無自然法相比。從結字方面看,毛澤東結字含有豐富的構成意識,他的一些經典題詞,如“人民日報”、“向雷鋒同志學習”和“為人民服務”等,佈局謀篇,令人百觀不厭,主要得益於自然天成的空間分割意識,在這一點上,林散之也未能突破前人法。林散之晚年草書有些字形刻意拉長,讓人感覺很彆扭(當然,所論不包括他臨終前所創作的一些作品,因為生理原因,無力提筆和控筆)。于右任前半生專攻魏碑,晚年致力於“標準草書”。站在整個書法史發展的高度來講,于右任將魏碑中墓誌、摩崖和造像相結合,使民國時期碑學創作出現新的高峰,有篳路藍縷之功。至於標準化草書,則開一代新風。雖然就書法史來說,只是一個點,而非一個鏈。對他本人而言,仍然有獨特創造,成功地將二王書風和碑學創作相結合。從線條方面來說,林散之草書實出董其昌臨懷素《自敘帖》。墨法方面,林散之用墨技巧高超,但這種墨法並非是他獨創,而是取法黃賓虹,將黃賓虹繪畫中的用墨法應用在書法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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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一生淡泊名利,清貧過日,恪守知識分子的氣節,是有大學問和大性情之人,箇中滋味,盡是人世閱歷滄桑。效法吳昌碩“一月安東令”做法,謝官歸田。但一生缺乏大起大落的人生體驗,所以他的草書缺乏超人的氣勢,只是一種文人自憐式的清幽,有人評為“寒儉氣”,有一定的道理。在民國至當代的三個代表性草書家中,毛澤東和于右任是大政治家,筆下自然煙雲萬象,氣象萬千,林散之和他們宏闊的人生經歷相比,自然不可相提並論。他書法的氣勢格調甚至還比不上吳昌碩、潘天壽、沙孟海和陸維釗等人。與王鐸相比,就更顯得“小氣”。王鐸在五十歲後草書已經進入創作的自由之境,氣象宏闊,雖不乏草莽之氣,但大氣開張,“氣吞萬里如虎”,有龍驤虎步、振衣千仞的大美。林散之進入創作高峰期已是暮年,多文人氣,卻已無法激起彭湃。如果說王鐸草書如萬馬奔騰、白浪滔天,林散之草書則是清幽小溪、涓涓細流,雖不失為一家風範,而只適合於書齋中清賞雅玩,晚年一些作品牽絲連筆過多勉強,上一個字末筆連著下一個字起筆,好學者更是趨之若鶩,反為人所詬病。所以將林散之作為自旭素、王鐸以來的第三次高峰還有待歷史的定論,畢竟王鐸已經站住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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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應該瞭解世人對於林散之草書出現的心情。自晚清碑學興盛以來,草書沒落,大師匱乏。但“聖人”之名不可隨意加在某個人頭上。王羲之被稱為“書聖”,此後無人並稱,王獻之成就不讓其父,亦無“亞聖”之名。張顛被稱為“草聖”,懷素草書成就不輸張長史,堪稱伯仲,同樣不稱聖。按照草書創作成就來說,草書歷史中可稱聖者尚有黃庭堅和王鐸,但如果聖人的頭銜如果可以隨便加在某個人頭上,皆冠以“×聖”名,則“聖人”權威性就不存在了。對於後學者,乃至整個書法史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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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書法需要清醒而深刻的批判意識,如果沒有“恨二王無臣法”與“一洗二王惡札!”這樣近乎極端的批判,則書法就不能走出二王書風定勢,早已停滯並消逝於歷史的時空。在書法歷史定位評價方面,尤其是針對現代人,拔高几乎是通病,而拔高通常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分吹成十分,第二種情況則是五分吹成十分。任何書人都要面對歷史的選擇,回到自己應有的座標位置,前一種是從大師泰斗變成被後世遺忘的書家,徒有虛名、鄙薄唾棄;而後一種則是從大師泰斗變成一般書家,清代的張裕釗便是一例,儘管在清代碑學書系中有一席之地,但絕不是康有為所鼓吹的“國朝第一”,當今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麼個人。作為散老本人來說,他也是極力反對的,而自認為“能站住三百年再說”。歷史定論需要時間。林散之草書在當今書壇來看,確實屬於不可多得的草書家之一。對於林散之草書客觀的評判,並不會減少對他的仰慕之情,仍當為楷模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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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二十世紀最後一批使用毛筆的人,林散之一生浸淫書法,在草書領域取得了令人稱羨的成就,尤其是他做學問的方法,在詩學方面的成就,以及為人處世的品質,無疑是當代書壇最值得尊敬的代表性書家之一。但對於書家評價,我們不應當迷信任何權威或大師泰斗,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因為不存在沒有任何瑕疵的創作,也不存在某個書家所有作品都會是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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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相信能說話的作品,相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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