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覺寺位於成都市北郊5公里，素有川西“第一叢林”之稱，在唐貞觀年間改為佛剎，名建元寺，宣宗時賜名“昭覺”。宋崇寧年間佛果克勤說法於寺，複名昭覺。南宋紹興初年，敕改昭覺為禪林。明崇禎十七年毀於兵火。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殿宇規模宏大，林木蔥蘢，為成都著名古剎之一。1983年，昭覺寺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是四川重點佛教寺院，也是我國重點的佛教活動場所，不僅有川西“第一叢林”之稱，更有川西“第一禪林”之譽。
建築格局
昭覺寺位於成都市二環路外動物園背後的青龍場，與成都動物園相連，據老人們說動物園當年都是寺廟的一部分，可見昔日寺廟的壯觀。
“第一禪林”便是現昭覺寺的大門。
原來有著“昭覺寺”匾額的大門緊鄰動物園，遊客反而很難注意到。
昭覺寺整體佈局非常完善。中軸線由大山門、八角亭、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組成，兩側是觀音閣、御書樓、石佛殿（涅槃堂）、大師殿（御書樓）、先覺堂、鐘樓、鼓樓、普同塔院、圓悟禪師塔、禪堂、客堂、僧房、齋堂、放生池等等。
穿過寬敞的林蔭道，便是八角亭，之後是第一座大殿“天王殿”。
天王殿內供奉彌勒佛、四大天王像等。天王殿前的石橋最為古老，應該是所存不多的歷史遺蹟。
大雄寶殿內供奉著漢白玉雕塑三身佛像。分別是“毗盧遮那佛”、“盧舍那佛”、“釋迦牟尼佛”，三身佛兩旁侍立著阿難、迦葉立像。大殿兩側是神態各異的十八羅漢像。
大雄寶殿外有個著名的所在，叫做“樹包碑”。這是棵有著千年樹齡的大樹，在這大樹的裡面包有一個石碑。
據說當年昭覺寺的道魁祖師所留遺偈，“樹包碑，椰瓢飛，柱頭落地祖師歸”，後來全部應驗。因此這個樹包碑便成了寺內的佛法應驗處。
圓通寶殿造型是昭覺寺獨有的，屬於寺內標誌性建築。
藏經樓裡有眾多年代久遠具有歷史和文物價值的經書，這是不對外開放的。
主要景點
建築
其主要建築有：山門、八角亭、天王殿、先覺堂、圓覺堂、御書樓、觀音閣、涅槃堂、藏經樓和圓悟禪師墓園等，是西南地區規模最為宏大、壯觀的寺院之一。
寺內殿堂內留有不少寺內僧人自撰的贊詩：聚沙亭在寺南三里聚沙橋側，明蜀藩建。
明代丈雪禪師有《聚沙亭》詩：“鎮日風和太古絃，聲前常見萬峰攢；沙浮水面人初集，雨洗芙蓉露未乾。徑引小橋天上下，亭高半月鎖琅殲；呼童漫把霜花葉，瀹茗炊成詩一聯”；
涅盤堂，堂廣五楹，樸雅古潔，為誦經之所。清代歸一大禪師有《涅盤堂》詩：“生死關頭定不訛，伊誰解脫涅盤過；化身西向彌陀國，幻影南無法會羅。舍利子兮皆若是，須菩提也意云何；去來如果全滑滅，極樂隨緣自在鄉”；
說法堂，堂廣五楹，規模闊大，為方丈說法之所。歸一大禪師《說法堂》詩讚曰：“功德莊嚴佛殿庭，法堂說法響雷霆；何須樹下跏趺坐，便可階前仔細聽。
詮到無言花雨異，傳將有相石頭靈；宗門演教應如此，鄭重從來戴典型”。
詩畫
宋代名臣範鎮遊昭覺寺，有詩曰：“唐寺傳城北，春風引客遊；殘碑橫竹徑，疏磐出僧樓。塔古苔花積，房深只樹幽；漫嫌人寂寂，好與客勾留。”
劉道開遊昭覺寺詩：“出郭尋幽十里賒，梵宮元是古宣華；寶函街貯高僧衲，王殿曾頒古佛牙。
正法昔嘗傳五葉，虛堂誰復演三車；此來欲訪勤公跡，襲襲香風飄桂花。”
釋印昌宿昭覺寺詩：“乘閒遊勝地，杖策月明中；煙散山光淡，春深草木封。泉流分野色，溪度引長虹；難盡歸歟興，仍聞靜夜鍾。”
曹禮先遊昭覺寺詩：“偶尋仙梵識華宮，小向山幽折桂叢；晝永梵香宗定慧，雨餘蒔藥悟參同。高城雲壓千峰黑，野樹霜酣萬葉紅；憑眺移時成小憩，微聞鍾韻散松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賜昭覺寺“法界精嚴”匾額，並題五言律詩一道贊之:“入門不見寺，十里聽松風。香氣飄金界，清陰帶碧空。霜皮僧臘老，天籟梵音通。咫尺蓬萊樹，春光共鬱蔥”；
1919年，朱德曾在昭覺寺避難，與當時方丈了塵法師相交甚深，他住在現寺內的八仙堂。離寺後曾贈“應世人間”匾額給昭覺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多次贈蘭花等物予寺；
近代畫家張大千先生曾在昭覺寺住了4年，潛心研究繪畫藝術，也給寺內留下了不少珍貴手跡。
寺院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昭覺寺立即受到政府的保護，並被省、市人民政府明令確定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多次撥款進行維修。
寺院的宗教活動正常開展，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
在土地改革期間，寺僧54名，分得田39．27畝，地17畝，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農禪生活，同時煥發了空前高漲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
當時的糧食畝產就達到千斤以上，從來就為當地糧食畝產的最高產量。監院廣隆法師曾被評選為全省勞動模範。
1956年，在實行合作化的高潮中，寺院自己成立了農業生產隊，同時受糧食加工部門的委託，成立澱粉加工坊。
在國家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期間，面對著商品奇缺和價格昂貴的周圍環境，昭覺寺還無償向農業生產隊提供紅苕種一萬餘斤、紅苕藤數萬斤，支援了當地的農業生產，也履行了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誨，受到社會的讚揚。
解放後昭覺寺第一任方丈是當年曾極力推辭，堅不升座的慈青法師。
法師俗姓杜，名白，滿族，成都人。早年依新繁戒明和尚座下出家，曾經到西藏學法，具有極高的佛學造詣，持戒精嚴，受到廣大佛教徒的崇敬。
當被闔眾師父重新禮請回寺時，義不容辭地立即承擔起領眾的擔，率領僧團，管理好寺務。
與此同時，1951年6月，他同王文鼎居士發起倡議，在成都武聖街十方堂成立了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小組，組織起一百餘人學習政治、時事和《共同綱領》。由於學習活動開展得十分踴躍，1953年，在文殊院，該小組擴大成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仍青法師為主任，劉亞休居士當選為副主任。
1956年，教四眾弟子的普遍請求，慈青法師同聖欽。寬霖、宗鏡潛、圓照、劉亞休、張淨侯、牛次封等九人聯名具文，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提出成立成都市佛教協會的申請。
同年月2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他們成立成都市佛教會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除他們外，增加宏暢、廣隆、隆澤光朗、伍心言和熊子寧。
成都市佛教協會就是在慈青法師的努力下成立的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徒代表會議在文院隆重召開，慈青法師在聖欽法師致開幕詞後，作《關於都市佛教徒解放以來的情況報告》又並當選為會長，會議出聖欽為名譽會長，寬霖、牛次封、劉亞休為副會長，昭寺監院廣隆法師與張淨侯、宗鏡、圓照、能潛等九人為常理事。
成都市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是1962年10月日在銀絲街招待所召開的，會議歷時10天，代表53人。在這屆會議上，永光法師當選為會長，慈青法師以四教協會會長的身份，被禮請為名譽會長。
昭覺寺監院福田和能真，以及水光、寬霖、心全、光性、仁勳、永建、能潛當和能真，以及永光、寬霖、心全、光性、仁勳、永建、能潛當選為常務理事，福田當選為秘書。
昭覺寺始終在貫徹黨的宗教政策中，發揮著積極作用，並在新的形勢下，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作出突出貢獻。
1957年，原草堂寺的僧人也被集中安置在昭覺寺裡。
在‘大躍進”時期，為響應國家“大辦鋼鐵”號召，寺院將所有能捐獻的金屬都捐獻給國家，同時組織僧人積極參與同天主教、道教等友教共同興辦硝廠、農藥廠等活動。
一批在昭覺寺成就並卓具造詣的僧人，為適應社會的需要，也經政府安排，走出昭覺寺，離開衣缽堂，到更廣闊的領域施展才華，其中有海燈法師，曾任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清德法師1948年在昭覺寺受戒後，曾被送往中國佛學院深造，畢業後曾任四川省資中縣佛教協會籌備組負責人，內江市聖水寺方丈，內江市佛教協會會長和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濟塵法師早年從慈青法師披剃，1942年在昭覺寺於定慧和尚座下受具戒，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退休後，長期在彭州地區開展宏法活動，開建彭州銀廠溝接引殿、丹景山金華寺和九隴鎮關口佛光古寺，是成都市佛教協會副會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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