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在一篇回憶“氫彈之父”于敏院士的文章中提到：在兩彈研製問題上，如果沒有美蘇的成功範例在先，那麼我們也絕對不會下決心闖這個重大難關。他認為，當時的我們尚缺乏“獨立自主地開拓原始性創新”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的兩彈是追趕式創新的產物。當然，我們無論何時地都知道兩彈之於當年中國沉甸甸的分量。
如今，原始創新正被提上日程。《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強化原始創新，增強源頭供給”，而在今年的兩會上，“強化原始創新”被再次強調。在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特定歷史進程中，“原始創新”正在被國家賦予別樣的意義。
華為們的“跟隨者紅利”
呼喚原始創新，緣於缺乏原始創新。作為最根本性的創新，原始創新意味著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原理性主導技術等創新成果，它被視為一個國家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貢獻的重要體現。
原始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科技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會產生的需求，如同“倉廩實而知禮節”。之所以如此，全在於原始創新的重要、崇高而又艱苦無比，週期長、見效慢，想人所未想，做人所未做，也許會有好的結果，但也有相當的可能是一場失敗。但對於有志於此的企業而言，只有做出原始創新，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才能站在產業鏈最高端。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在享受政策紅利、人口紅利的同時，也在不斷承接全球產業分工乃至產品內分工所帶來的技術溢出紅利。但是，還有一個極為關鍵但很少為人注意的紅利，我們姑且稱之為“跟隨者紅利”。
就像當年美蘇成功試爆核彈，讓我們的兩彈研製有了準星和信心那樣，“跟隨者紅利”在中國領先企業特別是產品型企業的崛起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華為、中興所代表的中國通信設備企業群已經躋身世界前列，實現了後來者的完美超越。但至少在5G之前，我們還不能說他們具備了原始創新能力，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益“跟隨者紅利”。
華為、中興的自主研發是真實的，但他們的大部分研發和營銷也的確是建立在某項技術或產品“能夠被實現，能夠被市場接受”的樣本之上。通信業的成功企業，普遍受益於當年愛立信、思科、朗訊等產業領軍者在產業技術方向上的探索，讓一眾跟隨者節省了極大的試錯成本，而這種領軍者特有的隱性成本卻往往容易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
2013年，華為的銷售收入對愛立信實現了歷史性超越，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但這一結果給華為帶來的並不是僅僅是額手相慶，更多的則是焦慮和忐忑，原因無他，中國企業還“不習慣”作行業老大。高處不勝寒，行業的方向盤不是那麼好掌握的。
我們的原始創新為什麼不行？
需要說明一點，追趕式創新同樣需要企業格局，需要技術底蘊，它更不是抄襲、侵犯知識產權的概念，這種方式的創新往往是後發者最為有效的發展方式，不僅中國企業是這樣做的，當年的日本工業體系和產品企業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正如上文表達，在全球座標下，我國通信業的原始創新也只是剛剛開始。要知道在改革開放後國內所有行業中，通信業是國際化最早、技術創新最活躍、市場化最為徹底的行業。即便如此，在原始創新問題上也僅僅如此，這就是現實。
我國的原始創新為什麼不行？前科技部領導曾談到，之前國內更多的是立足於跟蹤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習慣做外國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所以“幾乎沒有遇到過哪個項目失敗，這本身就不符合科學技術探索的客觀規律”。在他看來，這種科研模式很難做出原始創新成果。
換句話說，我們力行原始創新尚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短板：我們沒有一套成熟的原始創新模式，這種模式完全區別於追趕式創新，它的內涵將不僅僅侷限於對標技術發明，還將帶來企業經營模式、商業模式、技術標準、產業鏈協同等環節的徹底改造。在如此龐大的系統工程面前，原始創新的難度可想而知。
以目前情形，中國企業從組織架構、日常管理乃至組織記憶等方面，極少具備面向原始創新的設置。而具備這種特點並做出了原始創新成果的企業，又往往不被當下的產業環境配置所兼容，例如20年前發明了三元對等鑑別理論和技術的西電捷通公司。他們完成了網絡安全基礎理論創新，實現了技術研發和產業化，併為之設計了更利於技術轉移的專利許可商業模式，這應該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企業探索原始創新比較成型、成功的範本，但是這家企業的經歷卻很坎坷，技術領先（在網絡安全實體鑑別機制技術領域），商業模式創新，但是在企業們還不習慣交專利費的年代，這家企業招致打壓，甚至被汙名化。當原始創新意味著犧牲，那麼也就沒人敢於投入原始創新了。
心無旁騖的原始創新環境難覓
西電捷通的經歷折射出國內原始創新的困境，但是當經濟、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原始創新就不可避免，問題是，誰來做原始創新？大企業？非也！多年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小企業才是創新的主力軍，國家發改委披露的信息表明：當前我國中小微企業完成了70%以上的發明專利。
不過，現實問題也不容迴避，原始創新者們的處境有些尷尬：在技術創新上他們可以是佼佼者，但是在社會生態中他們往往處於弱勢，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本/資源與大企業外企抗衡，而他們的原始創新行為又不可避免地會與這些大企業在技術更替過程中發生碰撞，如果沒有公平合理的環境保障，他們的原始創新行為就形同唐吉坷德挑戰風車。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他們也沒有足夠的力量與數不清的行業大V、分析員、專家、記者相抗衡，技術上的領先最終只是招來了更多的獵槍，他們的每一次挫折都會被傳媒無限放大，他們的每一項成就都會被同行無限貶低，他們的每一個細節不周都會被競爭對手拿來作為攻擊的把柄，就像西電捷通當年遭遇四方圍獵那樣，在各方勢力的壓迫之下，他們一方面要應對各方的汙名化，一方面還要在夾縫中力行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談何容易。
Imagination CEO李力遊就國內創新環境問題談過自己的思考：“CPU和GPU這兩項基礎技術都是在英國產生的，為什麼不是在硅谷？當我加入Imagination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初步答案，就是那裡的人可以靜下心來認認真真做研發，而我們恰恰缺乏這樣的環境和精神。”
在經濟體量達到全球第二，在高鐵、特高壓、核電、基建等領域成為國家創新名片之後，在中國企業們競爭力不斷升級的當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基於原始創新的自主創新階段，這是經濟、科技發展到一定水平後的必選路徑。只是在邁向美好願景的行程中，我們註定會經歷千山萬水，艱難險阻，但大勢已現，只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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