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文学博士、著名作家、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大讲坛》、山东教育卫视《新杏坛》等栏目的主讲嘉宾。浦江学堂创办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风流去》《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传》《孔子如来》《论语导读》《寂寞圣哲》《先秦诸子八大家》《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诗经》《致命倾诉》等著作二十多部。全国多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美文赏读】
生存还是死亡——阮籍与嵇康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当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这是阮籍《咏怀诗》第四十二首。前四句所述宛然建安时代，俊才云蒸，可谓一时之盛。“阴阳”以下四句则如百花凋残，一派萧瑟。魏明帝曹睿临死诏命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幼主，曹魏政权急剧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而使大权落入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家族之手。昙花一现的建安时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时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凯”式的“建安烈士”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和像老聃那样的隐士，保身、念道、服药、饮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晋书》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现实逼得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有很大的抱负，而只是喝酒、弹琴、谈玄，打发无聊时光。上层统治者矛盾激化，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政治权力之争演变为最极端的对对方肉体的消灭。偏偏是握有实权的一方(司马氏家族)最残忍无道，文人们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从而在政治上无所凭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经有过的那种友朋式的政治后台。同时，上层统治者对外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为对内的争权夺利所消解，他们不再具有曹操那样对天下的责任心，而只关注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权力，这也必然导致文人的精神因无所着落而渐趋颓丧。在现实的无聊赖中，玄谈成为他们打发生命、挥霍才华的时髦行为。这种玄谈，和高压政治结合，便流为清谈，并以清谈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实际抱负和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比如阮籍，就只是“发言玄远”而“口不论人过”。唯一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历史来进行社会政治影射式批评的嵇康，被弃身东市，时政批评已成为禁区。
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而“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恰恰是政治。政局的黑暗，使得他们从道德上鄙视政治;政局的凶险，又使得他们从自身安危考虑远离政治。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为生命短暂而痛苦，建安作家为“去日苦多”功业未建而痛苦，那么，正始作家则是为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偏又充满艰辛与屈辱而痛苦。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其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对生命荒诞性的前无古人的思考并给出悲观的结论。在阮籍那里，生命既不能用来及时行乐(如《古诗十九首》所宣扬)，更不能用来建功立业(如建安作家所表达)，生命的存在，只是体味痛苦，甚至只是恐惧地等待外来的暴力结束这生命：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咏怀诗》其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咏怀诗》其三十二)
如此，生命只是以自身的存在为唯一关心，这是生命的堕落，已堕落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动物的生命比起这样的生命，尚有两点尊严：其一，动物的生命仍有繁衍后代延续物种的使命;其二，动物并不为生命的死亡而困扰。所以阮籍一方面忧生惧死，另一方面又不免觉得这样活着太无聊。前者出自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动物性的;后者出自对生命尊严的理性思考，是人性的。所以他发出疑问：
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
(《咏怀诗》其五十五)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延续生命为了什么?人的生命若没有尊严，它怎能自诩有方向与目的?人类的生命若没有目的，它从哪里获得意义与价值?被这些矛盾纠缠，思想在现实与精神的牢笼中冲突而不得出，他焉能不痛苦?痛苦又不能明白地倾诉，焉能不怪诞?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声大哭的机会以一泄胸中块垒?所以，在《晋书》本传中的他，才如此怪诞：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母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似的记载：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自由与人的自由意识有关，自由意识越强烈，对自由的追求就越强烈。阮籍就是个自由意识极强的人，竹林人物中，除嵇康外，刘伶也属于这一类人。刘伶“志气放旷，以宇宙为狭”，以宇宙之大，尚不足以称自己自由心灵之意。他脱衣裸体室中，自云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世说新语·任诞》)。这些略显变态的行为，正见出自由心灵遭受压抑后的正常反应。他的《酒德颂》写大人先生：
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这是对大空间、大时间的渴望。阮籍《大人先生传》在这点上与刘伶几乎如出一辙，他说大人先生是：
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
空间大到“万里为一步”，时间大到“千岁为一朝”，犹嫌不足，于是干脆“不处”而“无所寓”，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时空的约束。像阮籍、刘伶这样对大空间、大时间的追求，凌越庄周而空绝后代，正可以看成是那个不自由的时代心灵受到压抑产生的过激反应。
有意思的是，阮籍在他的散文类作品中简直是肆无忌惮、张狂万状地鼓吹“大”的东西，大人格，大精神，鼓吹狂放无状的行为做派，但在他的诗歌里，比如在他的《咏怀诗》里，他却小心翼翼，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以至于让人发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文选》注)的感叹。如果我们承认，《大人先生传》之类的散文作品是他压抑的想象力的爆发或升华，那么，《咏怀诗》就是他匍匐精神的写照——在专制暴力的现实生活中，一切浪漫都不易想象——除非有拼却一死决不苟且的大勇气，而这种勇气，阮籍尚不具备。但他有这样的朋友，那就是嵇康。
嵇康在那个近乎嬉皮士的时代显得有些特别。他高贵、单纯，不愿作践自己，更不愿委屈自己的良心与判断力。所以，他“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无万石之慎有好尽之累”，这种性情固然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但他的内心却因这种无所顾忌的宣泄而较为宁静。王戎说，与嵇康比邻而居了二十年，不曾见到他的喜怒之色(《世说新语·德行》)。这则记载与嵇康的一贯作风颇为不合，或者是嵇康厌恶王戎的人品，不在他面前流露真性情。
有意思的是，与阮籍相比，嵇康把他的想象力表现在诗歌里，而让他的散文成为匕首与投枪在现实中冲杀。阮籍在散文里虚构现实中没有的自由与自由的人物，而嵇康却在诗歌里这样做。这使得他的一些诗歌成为那个灰暗的诗歌视野里难得的阳光地带。我们看他的《赠秀才从军》：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其九)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其十四)
这是写乱世艰险中的理想生活。他知道在黑暗中仰望光明，在肮脏中向往纯洁，所以他不颓丧，不隐忍，不苟且，不赖活，不自卑。生活得太不自由，使得他愈加向往自由，他不仅是一个自由意识极强的人，他还是一个精神力量极强的人，上引的两首诗不就是他的一种自由的畅想吗?生活太沉重，所以他写轻松：“风驰电逝，蹑景追飞。”精神太沉重，所以他写放逸：“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些都让我们心仪于他风度上的潇洒飘逸，心灵上的自由舒张。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心态，则竹林名士中唯他独有了。谁的心灵能有他那么纯净?谁的精神能有他那么超拔?我们尊敬嵇康，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骨气与傲气，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逸气。有此骨气、傲气与逸气，便是司马昭的屠刀，也不能剥夺他的精神尊严。阮籍缺少的正是这种傲气，他在感叹命运的强大时忘记了人性的强大。所以，尽管他睁大眼睛，率意独驾去寻找，他仍然找不到值得追求的东西，以至于他怀疑还有什么值得坚持。而他身边最好的朋友嵇康，则有更大的自信：一切美好的价值，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坚持之中。只要我们不放弃，不投降，不叛变，正义就不会泯灭，人类就依然拥有美好的未来。当然，这往往需要我们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当嵇康在刑场上顾视日影，索琴而弹时，他是何等孤独。谁能待在这种孤独的境地中而仍能潇洒沉着如嵇康?一曲终了，他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乃引颈就戮，颜色不变。这刑场，就是一种高度。阮籍就到不了这种高度。是的，阮籍有他的深度，但嵇康有他的高度。当时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诗人，有这样不同的取向，很好，这个苦难而卑鄙的时代，却同时又是风流而浪漫的时代，就是因为有了他们二位：一个代表了时代的深度，一个代表了时代的高度——哲人往往以一己的精神提升了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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