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1927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第一次讀是15歲。當時在我家裡是禁書，我在廁所裡找到了一本姐姐偷藏的，就拿回房間，偷偷趴在床上看。那時候對《紅樓夢》毫無感受，看了沒多久就被收走了。再次讀是在大學，覺得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所以會不滿意舊有的解釋，考慮自己寫文章。如果讓我推薦的話，就是人民文學1982年版。
張慶善（1952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紅樓夢學刊》社長、主編，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讀《紅樓夢》是隨著你人生閱歷的變化而變化的，隨著你經歷、認識的豐富，對書的描寫內容以及其包含的文化意蘊會有更深入的感受。現在讀《紅樓夢》變成一種習慣。以前都是從頭讀起，現在是我來這裡開會，床頭也會放一本，隨便翻到哪頁就可以開始讀。另外一種讀法，就是做研究寫文章的時候需要用到，就會翻出來再細看。當時我們還是喜歡讀雜書的，讀不進去是因為小說的氣質、內容跟我那時的閱讀習慣不大一樣，我喜歡看故事情節曲折的書，我還記得我看《基度山恩仇記》時的入迷情景，連讀了兩天兩夜。《紅樓夢》就沒有那麼一口氣讀下來的衝動。但時代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現在的年輕人不僅不讀《紅樓夢》，也不讀《基度山恩仇記》，再好看的小說也不讀了，這是和時代變化、生活方式改變、生活壓力及社會氛圍的變化有關係的。我在地鐵上公交上看到的年輕人沒有讀書的，在這樣一個快節奏、高壓力、站著都能睡著的時代裡，並不是教你一個閱讀方法就愛讀《紅樓夢》了。需要做一些通俗易懂的闡釋、普及型的工作，讓人容易理解，引導他們走進《紅樓夢》的世界。但更重要的還是營造讀書的社會氛圍，提高全社會的人文素養，讓大家把讀書看做輕鬆愉快、提高修養的事情。
胡文彬（193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我是農民的孩子，11歲才上小學，看了一些書，但主要都是三俠五義之類的公案小說，或者薛仁貴徵東之類的故事。中學也沒特別多的讀書機會，到了大學就有圖書館了，那時候喜歡讀《三國》、《水滸》，連《西遊記》都不怎麼讀，《紅樓夢》就更排不上位置了。讀是讀過，但連一半都沒讀完，因為我是一個農民子弟，裡面展示的貴族家庭的生活方式，那種花花草草、男男女女、談情說愛的內容，對我這種出身的人來說格格不入。所以讀不下去。
真正讀《紅樓夢》，應該是1968年以後畢業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很多書都作為封資修封起來了，除了毛主席語錄和魯迅，還有一個例外，就是《紅樓夢》。因為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而且獨身，每天在宿舍的時間很多，那個時候才開始讀《紅樓夢》。
蔡義江(1934年，原民革中央宣傳部長、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我是1954年1月份大學畢業，大學時代把古典文學沒有讀過的書基本都讀了。對《紅樓夢》，當時也沒什麼很深的理解，感覺一般。現在很少從頭翻到底，都是需要的時候翻。前面80回看得比較多，反反覆覆。我建議就把它當一部小說來讀。如果按照劉心武的講法，那《紅樓夢》就是宮廷鬥爭；按照霍國玲的講法，那就是說曹雪芹是一個兇手。要把這些都拋開，就當你是一個小學生，偶然找到一本書，那樣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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