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的棒棒》進行點映時，何苦給自己下了一個定義：“中國最有力氣的導演。”
在採訪時，何苦再次重複了這句話。此時他在一群媒體工作者的包圍中，穿了一件乾淨，卻一看便屬於體力勞動者的無袖上衣，衣服上有幾個並不是為時髦而破損的口子。
這個定義聽起來有點荒謬不經，如同他的片子和個人的經歷一樣，帶著一點傳統式的中國男性的浪漫，是被時髦者評價“老土”，被有知識者稱“堂吉訶德”，容易被嘲諷為“直男”的浪漫主義風格。
這個看起來與藝術毫不搭邊的男人，幹了一件現實社會聽起來荒謬不經的事情。2014年從部隊轉業後，他把豐厚的退伍安置費丟給父母，拿著1300元生活費，加入重慶的體力勞動者“棒棒”集團，和這些平均年齡60歲的幾位“棒棒”們，生活了將近一年，拍攝了自拍體紀錄片《最後的棒棒》。
這不是某種輕浮的“採風”“積累素材”。在鏡頭裡，何苦和棒棒們一起扛包、拎袋子，做大量需要強大體力支撐的工作，然後賺回十塊二十的零錢，被簡易自主快餐店的老闆娘嫌棄吃得太多。
他把鏡頭伸到了一個以體力為門檻，以汗水為計量的世界裡，然後自己邁過了這道門檻，記下了在以體力為生的年代裡，理所應當的生活邏輯。
雖然這樣的邏輯，就像“棒棒”一樣正在被世界遺忘。
《最後的棒棒》拍給誰看？
《最後的棒棒》去年在網絡上播出後，一時引起無數好評。
電影版《最後的棒棒》的製片人也是在看過電視系列片版本後，主動聯繫了何苦。何苦自己坦言，當時兩萬六的價格賣給愛奇藝的時候，壓根沒有想到電影版的事，在許多人的強力要求下，他才進行了電影版的剪輯，並做了一些關於“棒棒”們現狀的衍伸。
然而，走進院線，就註定這部片子要被大眾審視和評價。電影版上映前後，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評價蜂擁而至，褒貶不一。200萬的宣發費用，也讓這部影片的狀況並不十分理想。
何苦對此沒有什麼擔心。許多人都為他擔憂，擔憂宣發費用不足，票房不佳。而他卻開著自己的車，去了鄉村放映自己的片子，就在點映前幾天，他還在一個僅有三個人的場次上放了自己的影片，來的人是一位留守老人，帶著自己家的兩個孩子。何苦陪著他們看完了這一場電影。
他對誰會喜歡這部電影，誰又會不喜歡這部電影，心知肚明。
“我們拿著紀錄片的題材，不靠內容去找市場，光靠情懷，即便讓《人民日報》寫一篇稿子，即便你哀求所有人，有什麼意思呢？票房不好，我最多寫一個公開信說，片子不好看。院線給我排了，我感謝院線。如果沒有人不買票，該下就下，我絕對沒有半句怨言。”
“把情懷留給市場，把臉留給何苦，這就是我的想法。我天天讓別人關注，別的好片看不著，觀眾又不想看爛片，我站著茅坑不拉屎，佔著別的好片的檔期，你說我丟得起那個臉嗎？”
這話聽起來頗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鄉野氣，卻又十分耿直。他像一個傳統又樸素的中國農民一樣，希望自己靠付出生存，看重自己的尊嚴。
關於未來，何苦表示自己除了還會追蹤“棒棒”們的生活外，還在做新的素材積累，2014年拍攝《最後的棒棒》結束後，他再一次把鏡頭對準了一群敏感人群。
或許是他身上體力勞動者的痕跡，讓這些經常出現在“快手”、“抖音”裡的群體，在他面前卻可以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他也有能力讓這些真相出現在鏡頭裡。
“城管大多數並不是那麼壞，他只是在完成這個城市賦予他的職責，但也不一定是每個都值得可憐。他們最期待的就是能有一部法律，像北京也只有一部《城市衛生管理條例》。這種條例，他們去執法，就只能進行勸說。那勸說不敢用，怎麼辦？也不能怎麼辦。”
“高素質的人才不可能當城管的，像我進入這個大隊，臨時城管才1900塊錢，不到2000元。城管的流動性特別大，進進出出，他們在搞招聘的時候，來報名的人，初中畢業都沒有幾個，你能要求他具備素質去執法？它的現狀就是這樣。”
何苦一直勇於挑戰一些除了他少有人會去拍的紀錄片，而他對紀錄片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定位。他認為，紀錄片的價值有在於讓人看清那些表面上沒有看到的事情，或者在碎片式的信息接受過程中，沒有了解清楚真相的事情。天生的倔勁，讓他想奔著一個挑戰努力：把這件事真正地呈現給觀眾。
一個“二桿子”的拍攝者
何苦的成長經歷聽起來與“電影”二字扯不上什麼關係。小學考初中，何苦復讀了4年，好不容易14歲上了初中，被開除了3回。何苦的父親把一頭留著過年的豬殺了，開拖拉機找校長送禮，好不容易才讓何苦讀到初中畢業。
而進部隊，他坦誠自己只是為了不繼續讀書。從偵察兵到政治處的報道員，為《解放軍日報》撰稿。十七歲，第一次寫簡單的通訊，表揚部隊的優秀連長，在同一個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了十一年，何苦洋洋灑灑地寫了一萬多字的簡訊。
當時何苦的老領導哭笑不得：“你自己看看，這個稿子一萬多字，發在《解放軍日報》上還要發兩個版，我幹了這麼多年的新聞工作，還都沒發過兩萬字的稿子。而且，一個連長，工作這麼多年還沒得到提拔，你覺得讀者會怎麼想？”
何苦形容當時自己像是被開了竅：“五雷轟頂，從那時候我才開始學會如何思考問題。”兩年時間，他寫了八篇稿件，倚靠這八篇稿件，他被提幹升為軍官，隨後工作也被調整為電視記者。
他絕非什麼天分不俗的創作者。何苦的第一次拍攝電視新聞，趕上了1998年抗洪救災。“當時我在大壩上，扛著機器拍的可高興了，因為對機器有特別強烈的好奇心，左推右拉前後搖，最後我把素材交上去，審素材的編輯們都看吐了。”
但從部隊出身的何苦，對自己的錯誤有著簡單的邏輯，一個錯誤只能犯一次。很快，他就以積極的態度勝任了這份工作。隨後，他再次被調任至中央電視臺軍事頻道。
“去學習的第一天，同事拿來了一則簡訊讓我編輯。當時軍事報道每天下午大概五六點鐘開始審核當天的片子，主編當著所有人的面大聲說：‘這個簡訊誰編的！這是人編的嗎！’”何苦談起這段經歷時，哈哈大笑。
成長的經歷，在他描述起來，沒什麼情感上的負面色彩，甚至有些幽默。其後，他還曾在重慶衛視工作兩三年，擔任製片人，負責專欄工作。
原本，這樣的工作，加上部隊經歷，讓他本可以這個崗位上還可以舒舒服服度過不少時日。然而，2013年的4·20雅安地震，讓他的人生產生了轉變。
“當時我開了一臺很先進的裝備去現場，那臺車花了好幾百萬，裡面裝著各種傳輸設備，然後我就成了一個司機，每天往返，只是搬運視頻素材。其實在那個地方，找個地方把天線架起來，就可以把素材傳走，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後來我就在反思，好像是不行，真的有點力不從心了。”
一個部隊出身的幹部，即便轉業到地方，也同樣有著很多工作可供選擇。而何苦居然選擇了當一個“棒棒”。這在辛辛苦苦一輩子的父母聽起來，簡直難以想象。埋頭勞作的父母連夜包車，花了一千多塊錢趕到重慶，就為了搞清楚在部隊幹得好好的兒子到底為什麼要提前轉業，去賣力氣的苦力。
何苦後來在網絡上曬出了自己給父母寫的信，洋洋灑灑五千餘字，從自己的函授大學文憑，到“庸人報國，就用不著麻煩地方了”，再到囑咐自家父母燻豬肉的小事，娓娓道來。
“父母看過以後有什麼反應？”他笑道：“我爸說，沒看，捲菸抽了。”
在大眾價值觀裡，自找苦吃，尋找挑戰，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但何苦從自己沒覺得自己拍《最後的棒棒》在吃苦：“我流了很多汗，但沒有吃苦。”
這對於他，以及很多體力勞動者來說，是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流汗，是理所應當的，不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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