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這是1937年10月上海淪陷後，一批上海愛國青年，為了抗日救亡，輾轉13個月，艱難跋涉一萬多里，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來到革命聖地延安時的真實寫照。
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
著名詩人何其芳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地方走來的青年，揹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不僅要客服路途的遙遠，更要忍受國民黨政府的層層阻撓，有的甚至犧牲生命。據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到1942年期間，僅在途中被當局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董必武從重慶回到陝甘寧邊區，就沿途所見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寫道：“壘築山變色，丁抽路斷行。”可見在這種情況下，愛國青年奔赴延安都冒著生命危險。
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特別是出身於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過一條從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比如溫聯琛，她是復旦大學教務長兼政治系主任溫崇信的獨生女。儘管從小嬌慣，但她接受了進步的革命思想，在武漢時就從家裡偷跑出來，結果在鄭州被父親的朋友從火車上攔截下來。到重慶，她還要去延安，父親沒辦法，只好買機票讓她去西安。當時，她年僅14歲。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溫聯琛通過翻字典給自己改名為夏沙，後奔赴延安。還有個新加坡青年僑胞叫吳醒柏，也是獨生子。抗戰爆發後他不願做亡國的華僑，決心回國抗戰。家裡百般阻撓，他就偷偷跑到香港。他的父親坐飛機追到香港，稱只要回去答應他一切條件。可他還是堅持到西安，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孫錚，被稱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孫澤餘，安徽桐城人，科舉及第，官至漢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孫澤公，也是她讀書時的監護人，曾留學日本，出任馮國璋政府教育次長、陸軍中將；姐夫張先舉更是雍正王朝軍機大臣張廷玉之後。抗戰爆發後，孫錚從北平第二女子中學回老家奔喪，借讀安慶女子中學，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叔父怒不可遏，她乾脆登報聲明與叔父解除被監護關係。她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讀書會”和“安徽省抗敵後援會各縣流動工作隊”，1943年7月輾轉到達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為抗戰作宣傳，在讀書會上大膽發言討論。“在這些討論會上，孫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後來認識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評；看到別人的缺點，可以提出批評，幫助別人進步。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記憶中，孫氏大家族的人從來都是背後講別人的壞話，從來都不曾有過自己反省的時候。她彷彿沐浴到一股清風，和煦而有力地盪滌著自己的靈魂。”為此，她拒絕了家庭提供資金讓她出國留學的機會。“大家庭有什麼留戀的，連批評自我批評都沒有！我不能要這些金銀財寶！我要堅決走抗日的路！”
延安革命隊伍裡有知識、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過一條叛逆者的道路。她們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產階級家庭，投身抗戰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後，繼而更背叛自己曾經出生併成長著的那個階級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這給她們首先帶來的是一種離家出走、人身解放的無限暢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讀書的閻明詩，離開成都來到武漢，尋找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周恩來親自接待了這位時任新生活運動總會總幹事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謀閻寶航的千金，看其年齡幼小，問她：“你吃得了苦嗎？”她故意提高嗓門，聲音響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裡，她想到： 由於父親的社會地位，我一直過著教會大學生的優越生活。現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還需要做些什麼準備呢？我低頭看了看腳上的鞋，那是一雙進口的捷克皮鞋。這種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稱。我又摸了摸自己的頭髮，那是梳的披肩長髮。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個理髮店，理了一個露耳朵的短髮，大家看了都說我像個假小子。 不久，她被組織安排從武漢乘火車經鄭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車到延安。“我以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點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隨身帶的錢和衣物都分給了大家。”
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個個真實的歷史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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