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明村，最早的住戶大多為四明銀行的高級職員。後來，陸陸續續搬進了些“大老闆”：有的開辦商行，有的經營汽車行……這些居民們都具備比較高的素質和良好的經濟條件。一個門牌號裡一個家庭，是四明村住戶的基本格局。大家庭十幾個人住近十間房間、一個人住一幢房子都不稀奇。這些教養良好的居民們相互來往很少，鄰里間幾乎沒有爭執，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語永遠傳不進弄堂……租界時代的四明村，安安靜靜，卻掩飾不了高高在上的氣息。
王福庵作品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就曾在這裡居住過。在四明村的牆壁上，可以讀到他的詩句：“世界用圖畫同我說話，我的靈魂答之以音樂。”另一句是：“樹就像大地的渴望，它們都踮起腳尖向天窺望。”
1949年初夏，一輛奧斯汀轎車開進了上海四明村的弄堂。四明村經常有轎車進出，這輛車的到來並沒有引起居民的特別注意。這讓車上一位叫陳叔通的中年人非常滿意。待車在法國梧桐下停了，走出車門的竟還有陳毅市長。陳毅引陳叔通走向四明村一幢弄堂房子的底層，叩開了篆刻家王福庵的大門。
王福庵
王福庵生於一個世代書香之家，其高祖為書聖王羲之，在濃厚的家庭文化環境薰陶下，他年僅12歲時即沉醉於玩刀弄石。
王福庵雖然沒有與解放軍和人民政府打過交道，但平津解放，百萬雄師渡江作戰，解放南京，解放上海……所到之處，解放軍秋毫無犯，這些新聞他還是知道的。他見了陳市長略微有些意外，可他畢竟是經歷過大世面的，他馬上將貴客引進了客廳。陳毅用爽朗的笑聲消除了王福庵的拘謹，介紹同來的陳叔通是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特使，是專程從北京趕來上海請王先生出山的。陳毅笑道，進了上海一直忙得不可開交，還沒有到府上來拜訪王老先生，這是他當市長的疏忽了。王福庵想上海解放後百廢待興，陳市長怎麼就有閒情來串門了。這時同來的陳叔通笑著用官話說周總理知道王老是中國最有名的篆刻家之一，特別是王老曾在北京擔任印鑄局技正，主持鑄造並刻制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周總理派他來就是想請王老出山，這次是主持並刻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印”。
王福庵書法
王福庵聽了很是感動。那都是30年前的事了，那時他才40來歲，正值壯年，民國政府的那枚大印是他耗費了無數精力才鑄造刻製成功的。可是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讓他非常失望，看不慣官場的腐敗，也由於秉性使然，此時王福庵的內心湧動起一股甘為閒雲野鶴的情懷。1930年底，王福庵決意引退，雖獲上司再三挽留，而其去意已定。他將眷屬悉數遷滬，在四明村置屋一所，日夕鑽研其間，所詣益進。此時所作“青鞋布襪從此始”一印傳遞了他的心態。他在是印的邊款中刻道：“庚午冬日，自金陵至滬，遂心閒神怡。”王福庵又在“不使孽泉”一印的邊款中刻道：“庚午冬月辭官來滬，賣字度日，刻此識之。”
王福庵作品
王福庵作品
那是段黃金時日，王福庵心無旁騖，專攻藝事，日臻完善。只是想不到周總理在百忙中還記得鑄印的事兒，還想到了他這個年屆七旬的老印人。他接過陳叔通遞上的大印設計稿，見印文描摹的是宋體字而非他擅長的圓朱文小篆，臉上的神色便凝重起來。陳叔通馬上解釋說國印的設計稿原先有篆文的，可毛主席選擇了宋體，說是要讓所有人看得明白。王福庵放下印稿，思索了片刻說，刻這枚國璽責任重大，他年齡太大了，曾遭電擊的右手握刀發不了力，再說刻宋體字也非他的強項。他推薦了在北京的弟子頓立夫來盡其所能刻制這枚新中國的開國大印。
頓立夫畫像
陳叔通是帶著些許失望離開上海的。當週總理聽了他的彙報，馬上決定把頓立夫請來，他相信老派文人重諾守信，王福庵推薦的人選應該是不錯的。頓立夫很快被接來，周總理看他是一位篤實的中年人，聽他談吐不俗，又看了他攜帶的印譜，當場下達了刻制大印的任務。
頓立夫作品
頓立夫領命後果然不負眾望，準時創刻了新中國的第一套國璽，受到了政務院的嘉獎。他面南遙拜，感謝老師王福庵的引薦之功。
時代變遷，文革時，四明村的住戶徹底換血，高級職員、資本家等等被掃地出門；再後來，四明村再也不是租界時代不可逾越的地盤了，它已經變得平民化，成為了上海一條有著歷史滄桑的老弄堂。
而王福庵先生，1949年後，步入古稀之年，然壯志不衰，於書於印，仍矻矻以求，曾刻“不須計較更安排，領取而今現在多”字印自勉。後實因年老力衰，目力不濟，刻印漸少，不久便封刀了。
王福庵作品
這套線裝《王福庵印存》，收錄王福庵先生經典篆刻作品資料，一函一冊，採用宣紙水墨印製而成，是王福庵先生的絕藝再現，是書藝印學這一中華國粹的弘揚，讓後學有更多的資料可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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