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上海街頭遍地可見共享單車，同時，又有許多個性化的、造型具有設計感的自行車停放在大街小巷吸引了路人的目光，成為這座城市的特別風景。
上海人對自行車的情感由來已久，有一些飽經風霜的老“鳳凰”，或者老“永久”，即使車身已經斑駁，主人也捨不得丟棄，就是因為那記錄了他的人生歲月。
1984年，淮海中路瑞金路口東望
西方舶來器物之一的自行車
在19世紀50年代上海租界內華洋雜居格局形成之後，上海人親身體驗到諸如煤氣燈、電報、電燈、火車、縫紉機等各種西方舶來器物所帶來的便利，對其心態由嗤之為奇技淫巧轉變為接受認同。
清末，北京街頭穿長袍，騎自行車的人，車為英國“藍苓牌”
自行車登陸上海灘
據《上海新報》1868年11月24日記載：“茲見上海地方有自行車幾輛，乃一人坐於車上，一輪在前，一輪在後，人用兩腳尖點地，引輪而走。又一種，人如踏動天平，亦系前後輪，轉動如飛，人可省裡走路。不獨一人見之，相見者多矣。”
當時自行車數量極少，寥寥可數，騎行者也都是金髮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車發展史來看，此時自行車在歐洲也是新創，僅幾年後就已傳入上海，可見其引進速度之快。
上海灘最早出現的自行車，就是1817年德國的卡爾•杜萊斯男爵發明的木質結構自行車
在上海的洋人非常喜歡這種新型機械，一有閒暇就會騎車在外灘轉來轉去，作為一種消遣。隨著上海外僑的不斷增多，自行車數量也不斷增加，到1897年上海已經有幾百輛自行車。
上海人對這種自行車充滿好奇。一是之前從未見過，二是驚訝於人居然可以坐在這個兩輪之物上，而且不會倒地。
1897年，上海租界內接連發生兩個爆炸性的新聞事件，激起了中國人對試騎自行車的莫大興趣。
“
公共租界為慶賀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登基六十週年，在賽馬場舉辦了一次自行車比賽。當時《點石齋畫報》報道說：“腳踏車，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見，至近年來，始盛行之。本屆慶祝英皇之日，各西商喜腳踏車之多而乘坐者之眾也。”
另有3名英國人騎自行車環遊地球來到上海。據當時《點石齋畫報》“同軌蒙庥”中記載，此壯舉始於1896年7月20日，3人從倫敦出發，由印度入中國，歷經漢口、蕪湖、蘇州等城市，1897年12月22日抵達上海，歷時520餘日，行程14332公里。騎行者每到中國的一個城市，都有大批的中國人前往看稀奇。抵上海時，寓滬外國人騎幾百輛自行車蜂擁出城迎接，一時蔚為壯觀，華人觀者如潮。
”
如果前一事件只是讓國人認識到自行車有馬車、人力車所不能及的獨特魅力，後一事件則大大超越了國人對自行車固有的認識。僅靠如此單薄的一輛自行車，人居然可以行駛如此長的距離，甚至可以環遊地球，真是不可思議。有財力支付車費的國人當中開始有很多人迫不及待也想掌握這個神奇機械。
由於華人騎自行車在當時還比較少見，滬上各種報紙都將華人騎車當作重要社會新聞來報道。
1898年4月1日《申報》以“腳踏車將來必盛行說”為題作了頭版社論。社論裡說，自行車這樣東西不需要像汽車那樣耗費汽油，而且比汽車便宜，但又很便捷速度很快。這幾年裡在上海的外國人都很喜歡騎自行車，黃浦江畔車輛來來往往十分熱鬧，外國人“得心應手，馳驟自如”。《申報》此時就大膽地預言了自行車將來一定會盛行於中國。
成為時尚的代步工具
當時自行車全賴西方重資舶來，是稀罕時髦之物，主要消費對象是紳商等社會上層人士。那時上海路上已是車水馬龍，人若想騎車上街瀟灑一遊，必先將騎車技巧習練純熟才行。而滬上諸多名園就成為紳商聚會習車的理想去處。
清末的張園
“
張園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動場所和遊樂中心，自然成為騎車遊樂的首選之所。老上海陳無我所寫的《遊張園十快》中有“一快”就是記述當年園中習練自行車的情形，“青草隙地見有多人試演腳踏車，有一人軀體粗肥，見獵心喜，必欲一試。友人苦勸不聽，甫踏上即跌下，車即滾倒，此人費盡氣力尚未爬起，豈不快哉！”
1903年秋，張園還舉行了腳踏車大賽，賽程是一英里，設有貴重獎賞，參加者不限資格，只要交費五角即可，進場學習、練習者不取分文。
”
不僅張園，梅、愚兩園也是聚集了很多騎腳踏車的人，車都是歐美製造的，“光澤可鑑”，而且“點綴於香車寶馬間，如蛺蝶穿花，有聲有色”。技藝純熟的人看上去頗為靈巧，縱橫馳騁，不比外國人差。
此時自行車不僅是件時髦東西，在很多人心中還是一種西化、文明、進步的標誌。騎車的中國人當仁不讓地成為追逐時尚潮流的代表，在馬路騎車穿行時不免洋洋得意、目中無人。
當時擁有自行車是件很稀奇的事情，也是身份的象徵
1899年的《遊戲報》登了不少這類故事，其中有一個講，上海一名青年教師，看到腳踏車風行，認為如果不學會騎車就無以表率，會被學生看輕。於是就買了一部，日夜操練。當他能熟練地在路上騎行時，他非常得意，左顧右盼，即使馬車行來也不必讓，險些釀成事故。即便如此，他當下卻也不聽別人勸說，飛行如鳥而去。
其實當時國內流行的長袍，給騎車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當然其中不乏逞能初學者，騎車出洋相。滬上倘若哪裡青年騎車跌倒，往往都會有各報紙以重要社會新聞加以報道。1898年1月28日《申報》之“踏車傾跌”報道：“前日四點餘鍾，有一少年乘腳踏車從新閘向西正在疾馳，適有貨車一輛停於路旁，少年欲從路側向前，不料偶一不慎，竟致跌入小浜中，渾身泥汙，不啻落湯之雞。旁觀者鹹鼓掌大笑，而少年則連呼晦氣不止。”
清末民初，自行車在一般人眼中尚屬奢侈品，很多青樓女子以到照相館中拍一張騎車照為榮，用自行車作為道具來顯示其追逐時尚流行。《畫圖日報》之“上海社會現象”記載，“婦女亦乘腳踏車之敏捷”。之後很多家中殷實的女子也開始騎自行車。
宋靄齡的自行車
“宋氏三姐妹”之一的宋靄齡在她10歲生日（1899年）的時候，她的父親宋耀如送了一輛自行車作為生日禮物。日後，宋大小姐時常騎著自行車和父親一起去街上游樂。
尋常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
1911年，上海市郵政局從英國購買100輛自行車，開始用自行車投遞郵件。這是自行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了公用，自行車自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也標誌著自行車的普及程度進入更加大眾化的層面。
1911年3月，上海郵政局新裝備100輛自行車的投遞員們整裝待發的場面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自行車已成為上海中產階層所擁有的經濟便利的交通工具。郵政局、電報局、電話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眾多機關，為提高辦事效率，紛紛為職員配備自行車。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車消費者逐漸擴展到各洋行裡的職員和洋學堂裡的學生，當時的“貴族女校”墨梯女校中，自行車已成為流行的代步工具。
中西女校的學生們擁有自己的自行車，很是風光
當時《新聞報》、《申報》等各大報紙中遍佈著自行車的廣告，售賣廣告語中也由“商紳樂步”的玩物轉變為“大眾樂見之代步工具”。自行車提升了人們的行動能力，擴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隨著社會的發展，自行車開始漸漸普及
總之，自行車已經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老上海周仲英先生回憶道：
“
假期或者是週末，我們約些朋友一起到公園裡去玩或到郊外去旅遊的時候，就騎自行車。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槍’、‘飛利浦’多數，‘蘭苓’最最多——上海人最喜歡‘蘭苓’。大家許多車子一起鬨出去。
”
戰時上海的自行車擔當重任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汽油供給受到了嚴重限制，汽車數量大幅度縮水。電車也因為戰爭破壞關係，縮減了大部分線路。上海市的交通任務除人力車外，幾乎全部由自行車和由其改裝的三輪車來承擔。
照相館留影
自行車作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無阻的輕便交通工具的優勢顯露無遺。不僅如此，自行車可以馱物的運輸功能此時也被開發出來。
紅軍抗日自行車戰隊
同昌車行在《申報》的廣告寫道：“各商店經理先生注意：寶號每逢收賬送貨，既覺麻煩又恐危險。此兩難題惟用同昌飛人牌腳踏車可解決之，用以收賬不獨事半功倍，又免種種意外；用以送貨則手續簡便、時間節省。同昌飛人牌系純鋼國貨腳踏車，堅固耐用，經濟便利，誠各商店之需要品也。”
不僅是市內商號收賬送貨，因戰爭關係上海本市與郊區遭受封鎖，各地單幫商販都是依賴自行車以運輸物資。自行車需求更是與日俱增。
租賃業務興起
戰爭期間，上海下層民眾有出行之需，對自行車卻無力購買。這使得自行車出租業務應時興起。
那時的許多自行車行有專供人學車的出租車，一毛錢一個鐘點。出租車輛通常是流行的26寸兩輪腳踏車，規模較大的車行業備有24寸、28寸的腳踏車和專供少年兒童學習用的小腳踏車和三輪腳踏車。
著名電影藝術家沈寂先生回憶說：“此行業上海在30年代汪偽時期已見有，當時因戰事緊張，汽油嚴格控制，即使僅有的公交汽車也多用木炭為動力，民間更無力購置自備汽車。而腳踏車也因為資源困難，價錢即貴，很少為私家佔有，於是私家腳踏車行租賃業應運而生。開始車行租賃有論小時和天數計算，後也有包月租賃，所付押金不等，漸而形成一大行業。此類車行在1955年私營資本主義改造前仍見有。”
自行車銷量隨人口猛增
解放戰爭打響後，上海人口數量持續猛增，至1949年已達545.5萬人，比1945年淨增208.5人。大量移民成為自行車銷售的新增市場，自行車也隨之大量增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的四川路
根據上海市公用局的統計，1946年上海有自行車108,226輛，1947年有191,907輛。一年內上海就淨增自行車83,681輛，人均自行車保有量1947年也已達25人一輛。巨大的市場空間刺激下，上海自行車廠家也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
但這四年中上海物價一直處於異常不穩定的狀態下，自行車廠商也乘機作祟，自行車的物價是一天一變，嚴重影響到自行車的銷售。
上海有了“永久”“鳳凰”
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努力下，通過公司合營、統購包銷等措施，自行車工業和價格才告穩定。1955年6月，《國營商業牌價掌握分工制度》規定：商業部掌握自行車零售價；中國百貨總公司掌握進口自行車零售價。
上海自行車三廠，鳳凰牌自行車生產車間場景
到1962年3月，國務院批准自行車在上海實行高價政策之前，上海自行車廠及三廠出產的“永久”、“鳳凰”牌各型自行車價格都是維持在150元上下。由於建國初期實行低工資制，上海人民的收入普遍在10元上下。自行車對一般上海市民來說又變得高不可攀。
“
“上海永久”的前身是昌和製作所。解放後，工廠全面恢復中斷了近一年的生產，還設計了一個新的商標，畫的是一隻北極熊站在地球的頂端並暫定名為“熊球”牌，最後決定採用“熊球”的上海話諧音“永久”作為產品名稱。
1957年工藝美術設計家張雪父先生設計了家喻戶曉的“永久牌”標識，沿用至今。以漢字“永久”二字設計，簡潔直觀、極易識別。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輛屬於自己的“永久”是當時很多小青年的夢想。老上海人賦予“永久”的意義和情感是很多現代人難以理解的。
”
1984年，黃陂北路
隨著自行車的普及，使用群體之社會階層逐漸下移和擴展，自行車表徵意義和實際作用都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自行車工業、商業和修租業還為十餘萬上海人提供了就業的飯碗和生存的空間，相應養活的社會人群數目更為巨大。上海城市的生活節奏和市民生活狀態都因為擁有自行車而變得不同。
黎魯：自行車速寫上海
九十多高齡的黎魯老先生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書畫出版社總編輯。在他所著《自行車速寫上海》的序言中，他寫道：
“
“要深刻了解中國社會的新老衝突，看看自行車就明白了”，這是一句美國人的話。我於1936年開始騎車，1952年買了自己的新車，常年以自行車代步。到了1997年，突想寫一本《騎車六十秋》，重點是描繪上海，為此也努力過一陣，寫出《黎魯:自行車速寫上海》內的幾篇。
現在看來，上海的西北西南角偏重了些。1997年，也曾由周家渡騎到楊思三林，穿過六里游到世紀公園和錦繡路，用了大半天。其他如江灣、南市都一再遊過，至於黃浦、盧灣各地都是很熟悉的地方。終因上海的變化太快，自問無能力去認識它、概括它而停止，只算寫出一些片段性的個人所見。
”
黎魯老先生根據自己在上海幾十年的騎遊經歷整理而成了《黎魯：自行車速寫上海》這本書，書中包括他創作的前後連貫的15篇文章和120多幅速寫、繪畫和攝影作品，是他一生的“傳騎”。
全書是他對上海幾十年來飛速發展的全面見證與真實記錄，也敘述了他與諸多畫家、連環畫工作者的交遊。
這裡摘出幾段他對在上海西北角騎行經歷的描述。
新村路不知道是哪一年造起來的。1953年的一個秋天，我曾沿著江寧路騎過蘇州河橋，經過一段光新路，便見到新建的志丹路，這路上只有緊挨著的幾家小店和新造的甘泉新村，再朝前可直達滬太路，由此朝北遊向大場。當年還不曾有這條“新村路”，而志丹路用革命先烈命名，自非解放前所建。果然，以後在附近又出現了子長、延長等等的路名。
新村路逐漸漂亮起來，20世紀90年代之初，已經在通向滬太路的地方造了好幾幢高層，附近的子長路、延長路、宜川路也不知不覺跟著一起繁盛起來了，一律綠陰大道、商店林立、道路明淨，構成大片新型馬路群，其中還包括被新聞媒體介紹過的“甘泉苑”，這是一個綠樹成陰的居民小區。
上世紀50年代，甘泉新村
1997年秋天再遊甘泉苑，牆外好多勻稱的新雪松已變成大松群，左面出現過去不曾見過的“華靈路”。我索性離靈石路左拐，向這條新馬路騎去。華靈路上的左側又出現一條支路，店主告訴我這條路叫平利支路。而地圖上只標著新滬路字樣，其實平利支路再向前才是所謂的“新滬路”，是又向左拐的。
前面施工堵塞，於是再回到那“平利支路”的原路向北騎，從左面又分出條路，標明大華二路，這條路也是新築成的平坦水泥路。沿著它向兩，竟然又進到一條極寬大而為過去所不知的馬路，它叫大華路，很長很長，北通華靈西路，再向北己無路，南通新村路，橫隔著的大華一路、大華二路、大華三路，都是嶄新的居民住宅區，這好大一片又統稱大華新村。
回到南端，新村路作為丁字路橫在面前。新村路向西竟又是狹窄髒亂。騎了很久很久，路牌不覺已消失，路面雖然有路，已不太平坦，而且是越發不正常。不過有時偶遇些廠房，牆上以黑粗的刷子刷著新村路一千幾號幾號的字樣，大多的房子被拆，已拆除的空地變成原野，那原本為農田的地方似乎也恢復了原野的舊貌。
路面上已是到處流著泥漿，愈走愈多，以致有些騎車人已不願在泥漿路上行進，而是推著車子在路邊磚石泥堆之間上上下下前進著。我不顧及此，仍在泥中滾動，路也不太直，時左時右，這樣又騎了好長一段，終於踏進仍不知名的乾燥的路面。問了人才知道新村路己遠在幾百米之外，而此路叫什麼，連當地屆民也不知道，只有一個工廠的門衛告知我：“前面就是3250弄。”
交通路3250號
到了一個幾家小店聚集的地方，又像個弄口，牆上面掛著“交通路3250弄”的藍牌字，有家小店門面卜頭，標著“萬里某某店”字樣。啊！才知道這便是萬里！正是不久前聽說上海將建造的四大“樣板住宅小區”之一的地方。我已看到它的規劃圖，呈亞字形，位於普陀區的東北角，說將於21世紀建成，結束了遊程，慢慢騎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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