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是什麼？是文字加工者？還是全書統籌者？編輯工作真的只是“為他人作嫁衣”？作為編輯，如何進一步理解自己每天面對的工作並從中找尋提升自我的空間？時代在變，編輯的內涵又有哪些改變？老一輩的編輯工作者，與當下的編輯在職業觀念上有何不同？有哪些寶貴的學識、經驗值得青年編輯學習、傳承？
本期將圍繞“我們的前輩”這一主題，邀請曾經在出版圈有所建樹的資深名編，回首往昔話崢嶸歲月，探尋編輯的本質與未來可循之路。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副總編輯何啟治、商務印書館原編審趙克勤、中華書局原副總編程毅中將分享自己數十年工作積累得來的“編輯觀”。
何啟治
努力推出無愧於時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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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於新時代，要努力做出無愧於新時代的偉大作品。就文學作品而言，作家是第一生產力，但也不要小看了編輯的作用。在複雜的情況下，編輯也是推出作品不可忽視的力量。作品是個體勞動的成果，文學作品是有個性的，記得詩人牛漢說過，“不讓寫個性，還有文學嗎？還有詩嗎？”但強調文學的個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又決不能忽略文學的意識形態以及和政治的關係。誰要說文學和政治、意識形態無關，那他不是無知，也是過於自信了。我們編輯就處在詩人、作家和政治或者說某種政治立場、意識形態中間。我們在定選題、用稿件時就必須做好協調工作，心裡不但要有作家、讀者，還要有政治，作家和編輯往往是一種特殊的共生、共榮的關係。
以我親歷的張煒的《古船》和陳忠實的《白鹿原》出版工作為例，張煒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古船》是時代的產物、是改革開放的成果。為了幫助讀者理解《古船》，我在刊發《古船》的1986年第5期《當代》的“編者的話”中指出，“新時代的文學呼喚史詩的誕生，許多當代作家都在做這樣的努力和追求——對生活作史詩式的表現和創作史詩式的作品。青年作家張煒繼引起廣泛好評的中篇《秋天的憤怒》之後，現在又把他多年經營、精心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古船》奉獻給讀者，就是這種努力和追求的體現。”我只是表達希望《古船》作為一種時代的要求，時代呼喚史詩式作品出現，具體是不是需要大家來判斷。結果，《古船》出來以後備受讀者歡迎。
從1973年冬天我到西安向陳忠實組稿，約請他寫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到2016年4月陳忠實病逝，我們之間的友誼已有40多年，回首往事，可以說《白鹿原》的誕生有三個奇蹟。第一個奇蹟是《白鹿原》從組稿到成書接近20年，陳忠實自己也很茫然，用了這麼久。過了差不多20年，《白鹿原》奇峰突起。第二個就是《白鹿原》發表以後，好評如潮，常銷不衰，評價很高。但是，批評壓力也不斷，最終，作者做了適當的修訂,在1997年終於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殊榮。第三個奇蹟是獲得茅獎以後，《白鹿原》在改編歌劇、舞劇、話劇、電影電視等方面還是波折不斷。直到作者去世，《白鹿原》終於成了公認的當代文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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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勤奮，擔當，團結
怎麼做好文學編輯工作？我有八個字的想法：熱愛，勤奮，擔當，團結。一個編輯想要做好工作，要兼顧這四個方面。
第一是要熱愛。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做不感興趣的工作，會很痛苦。真正做自己喜歡做的工作，會覺得很幸福。我當時編輯1981年版《魯迅全集》是工作需要，分配的編輯工作都做完了，才能按我的興趣到《當代》雜誌。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適合自己做，就需要自己能夠調整，把自己的興趣培養起來。
第二是要勤奮。人的編輯功力是實實在在的，不勤奮實在很難做出成果。我親眼見證過，才子也好，才女也罷，如果不努力，也可能一事無成。我寫書完全是在工作之餘，上班的時候不能幹別的，寫《少年魯迅的故事》時，一兩個禮拜寫一章左右，就靠晚上和禮拜天寫。
第三是要有擔當。所謂擔當就是要有責任感和使命感。能夠碰到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那是我的幸運。如果看不出它是優秀的作品，那真是瞎了眼、沒有判斷力，看出來了，不敢為它吶喊、呼籲，為它爭取應該得到的榮譽，那也是編輯沒有盡到責任。一個編輯遇到優秀的作品，應該下決心與它共榮辱，和它的作者同進退，這六個字說起來輕巧，做起來很不容易。2006年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給陳忠實做專題節目的時候，朱軍問我：“編輯生涯裡遇到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是你的幸運，是這樣嗎？” 我說確實是這樣認為的。因為編輯相對被動，你可以去做組稿工作，但是遇到作品以後，才是編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時候。什麼叫編輯？早先概括起來就六個字——組稿、審稿、發稿。但現在複雜得多，要計算成本、利潤，要搞宣傳策劃。但是最基本的還是面對作者和作品，手裡拿到好稿子是關鍵。
第四就是團結。編輯的努力、才華或者判斷都可能在關鍵的時刻起作用。但說到底，出版社是個團隊，編輯、出版、發行，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像《白鹿原》，當時六個人寫了七份審稿意見，如果這裡頭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出了內部紛爭，結果恐怕都不一樣。幸虧評價高低有區別，但是總體上都是肯定《白鹿原》的。整個編輯團隊是團結的，宣傳策劃出版發行都互相配合，才有《白鹿原》的今天。
編輯要有基本的素養能力，熱愛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努力工作！發現好作品，有使命感、有擔當，跟大家團結在一起。編輯工作簡單來說就是多出書，出好書，承擔好文化傳承的使命和責任。 ——何啟治
趙克勤
（商務印書館原編審）
1976年，在北京大學從事17年的教學工作之後，我調到了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這期間，曾先後參與了《辭源》第二版、第三版修訂工作，也參加了多部工具書的編寫，編輯過多部詞典、專著。因為重視學習，所以我在編輯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績，在學術研究領域也有很大收穫。商務印書館對編輯要求很高，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放手讓他們去幹，因此，編輯開展工作也比較能發揮主動性。編輯必須不斷地學習、廣泛地學習，善於學習是編輯必須具備的職業修養。編輯的職業素養，我認為主要還包括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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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能力
基本功要過硬，也要有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我參加編寫過不少的辭書，收穫最大的就是承擔第三版《辭源》的定稿重任。雖然這個時候我已經快80歲了。但這卻是我費力最多、發揮最好的項目。終審專家們提的意見都會彙集到我這裡，有的能解決，有的我也解決不了，就查書，家裡的書不夠用，就坐公交車去圖書館的古籍部查。有些人可能不理解，覺得不需要這麼費勁。但我認為這是編輯的職業操守，有問題一定要解決。
另外，編輯過硬的基本功還體現在知識面的廣闊性上。歷史知識、語言知識、天文知識等等，作為編輯，雖然不能每個領域都十分精通，但一定要不斷擴展知識面。比如，在第三版《辭源》修訂的時候，我發現一個錯誤。“三後”這個詞也指三個君主，原來的釋義有個義項說是指漢代的三個皇帝，宣、景、文。我覺得順序不對。後來，查閱資料，就發現它指的是晉朝的三個皇帝。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追封自己的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分別為宣帝、景帝、文帝。在參加《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編輯工作時，我發現“氣衝牛斗”釋義有問題。原來的解釋是怒氣衝到牽牛星、北斗星，這是錯誤的。“牛鬥”其實是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鬥宿，我就要求編者改正過來。當編輯要發現錯誤不容易，編輯應該是雜家，知識面要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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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視野要開拓，能夠跟著時代發展考慮產品革新。1984年，我任商務印書館漢語編輯室主任，提出當時詞典種類少，需要解放思想、開拓新的產品。但提議一開始遭到部分同事的反對。他們認為商務有《新華字典》《新華詞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源》就夠了。我們就到各地調研，根據調研結果策劃出版了包括《古代漢語詞典》《應用漢語詞典》《古今漢語詞典》在內的多部詞典。這些詞典都取得了很好的雙效。同時，商務印書館還根據需求開發了一系列成語詞典，其中，我參加審訂的《新華成語詞典》，當時印了100多萬冊，成為商務的暢銷書。由此可見，當編輯思想要開闊，不能保守。不能只守著幾本書，要根據讀者需要，不斷開拓新產品，保持活力。產品必須及時更新，這也是商務印書館的特點,《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也不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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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修養
要有職業道德，淡泊名利。由我主編的《新華成語大詞典》，編寫工作前後歷時8年。前期收集資料的工作就花費了1年以上。當時，電腦已經有資料庫可借鑑，但我們還是做了很多手工卡片。編之前，先寫試寫稿，總結經驗，查找問題，大家思想統一後才正式編寫。由此可見，作為一個編輯，不能光想著掙錢，必須嚴守辭書編輯流程，不能為了經濟效益偷工減料，否則辭書質量必然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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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度
要認真負責，高標準，嚴要求，要有耐心，有韌勁。《辭源》第三版修訂的時候，大家都會用電腦，打字也快，但我們還是選擇用最傳統古樸的方法，堅持用手工的方法修訂。複印第二版《辭源》，把詞條剪下來，貼在A4紙上，製作成卡片，然後手寫改正上面的錯誤。因為依靠電腦修改注意力容易分散，堅持手寫是在培養大家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包括主編也都是手寫。
更重要的是，
不要滿足於當一個編輯匠，要當一個編輯家。有當編輯家的意識，你就會養成從宏觀、微觀等多方考慮問題的習慣。拿我編輯過的《中國字典詞典概論》來說，這本書裡舉了很多古代字書詞書的例子。如果我自己不瞭解這些書，就沒辦法和作者交流。所以，我做了很多前期準備，查閱資料，找到相關書籍來看。有了這些基礎，我作為編輯提的修改意見就得到了作者的認可。如果自己不鑽研、不做準備，可能就提不出來意見。所以，我認為優秀的編輯都應該是學問家、編輯家。編輯能為出版品牌做什麼？做調查、做規劃、出點子、挑擔子。任何選題都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前期調查很重要，這也就是編輯為什麼需要有組織能力、活動能力的原因。編輯不能一直坐在辦公室裡，要打開思路，要多出去看看，做調查、參加學術會議等等。做調查之後，要敢於推陳出新，進行選題規劃，為圖書編輯出版工作貢獻思路；還要敢於挑擔子。《辭源》第三版修訂的時候，商務的領導來勸說我承擔終審工作，這個工作非常艱鉅，還要承擔很大責任。我很猶豫，最後還是答應了。好在修訂工作圓滿完成，我也算是華麗轉身了。
要注意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熱愛編輯工作，爭取做一個有開拓精神的、業務過硬的、品德高尚的合格編輯。 ——趙克勤
程毅中
取法乎上 精益求精
1958年2月，中華書局轉型為以古籍整理為主的專業出版社。我當年12月進入中華書局，編的第一本書是《王船山詩文集》。古籍出版整理工作對我來說是考驗，也是機遇。因為這項工作需要一定的專業背景，而我所學的語文專業，並不完全對口，只能從實踐中學習。之後編了《海瑞集》，通過編輯這本書，我學習了很多古籍整理的知識。當時，我去北京圖書館看了很多善本書來校勘，因為各個版本不一樣，要從中整理適合的版本。除了儘量做到全面，我還試著從他的墨跡中尋找線索，辨別是否是海瑞自己的詩。這是我學習古籍整理的開始。
1961年，我們文學組承擔了編輯出版《徐渭集》的任務，由我來負責。 我發現很多徐文長的書都是不全的，編輯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曲折。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同期交辦的兩個選題很快出來了，而我這邊一直在改，壓力很大。但是我還是覺得應該等編得更精準些再出，因為古籍整理就應該這麼做。1965年《徐渭集》打出了清樣，由於種種原因，到1983年才印刷出版。編書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要抓住機會。我自己基礎不好，就藉此向專家老師們學習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從個人來說，我的教訓是做編輯做古籍力戒浮躁。
對編輯來說，要取法乎上，一開始就取法乎中，不會有好的結果。要精益求精。雖然慢工出細活並不一定對，但太快往往會出問題。我們剛開始轉型搞古籍出版的時候，計劃定得很大，但是組稿不理想。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浮躁。另外，對待外來稿，編輯退稿也需要謹慎，否則容易錯漏有優點的稿子。在我主持編輯室工作時，一般同事看過的退稿，我都會再拿來看看，也會寫些意見，不少時間都花在寫退稿信上了。這恐怕是不足為法的，但對作者的勞動一定要尊重。精益求精，也體現在重印時的修訂工作上。這不意味著第一版可以放鬆，而是在取法乎上的第一版基礎上再作一次加工，如有錯誤，知錯就改，舉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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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讀者服務,為作者服務
編輯工作，第一是為讀者服務，第二是為作者服務。首先是為讀者服務。為了保證書稿質量，編輯有時對作者會苛求一些，提意見，甚至退稿。因為編輯首先是為讀者服務的。其次還是要為作者服務；作者有時候會出些疏失，但編輯作為第一個讀者，發現問題就要提，要幫助作者出主意。我們當時的總編輯金燦然先生說過，“編輯是理髮師，人家有點亂，你給他整齊一下，修飾一下。”有人說編輯沒有知識產權，出了書也是作者的知識產權，這是工作的分工問題。編輯的本職工作就是為作者做這方面的服務，有時候責任往往比作者負的要大。雖然說作者文責自負，可是編輯要是沒有把關，責任編輯就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對於現在的編輯工作，我認為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質量，培養人才。編輯的成長一定要安心，安心學習，學中幹，幹中學。幹中學的時候，你的能力就能提高，至於能不能成為學者，那是自己的努力和機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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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在外，致力創新
中華書局這個品牌已經106年了，這是幾代人積累下來的成果。老店有老店的優勢，畢竟品牌在外，但還是要創新。所以，我對中華書局的古籍數據庫很關心。因為古籍整理的傳統方法和先進技術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數據庫如果能搞好，就有很大的意義和作用。但是讀者希望更多更快，數據庫只能注重數量的擴大，來不及兼顧質量的提高。從頂層規劃來說，到底是不是數量越大越好，這是需要考慮的。我在2012年給國務院提建議的時候就談了，古籍數字化要加強統籌工作。從頂層設計來說，需要避免簡單重複。我很讚賞電子數據庫這個事，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不要單純追求速度，要提高質量。同時有原書圖像，就可以放心引用。所以對中華書局來說，把這個數據庫做好是件好事，我希望多花力量在這裡，這個力量不僅花在技術上，還要花在學術上。
讓古籍活起來，是一個創新的工作，值得我們花大力氣去研究。想讓它活起來，就需要做轉化的工作。
安心工作，認真工作。取法乎上，精益求精。 ——程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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