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槐村是鄭州市東北隅的一個小村莊，從連霍高速柳林收費下車即到該村。著名的國際文物單位——大河村遺址就是在該村一片稱作“花崗”的地方發現的。可見該村在仰韶、龍山文化時就一片繁盛。但這個遺址為什麼不叫“楊槐村遺址”，而非要叫“大河村遺址”呢？
——它的鄰村便是一個叫河村的村子。這讓楊槐村人一直耿耿於懷，念茲在茲。不過，真正的答案在這本《楊槐鄉村志》中便可找到。
讀完這本《楊槐村志》，讓我眼前發亮，心中一陣澎湃，感到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村志。但還有很多不足：第一，它的結構框架很散亂，需要重新梳理調整。第二，它的語言並不優美，錯別字很多。第三，它的某些記述偏大偏空，水分不少，需要“擠幹”。但為什麼它會讓我眼前一亮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編輯《楊槐村志》之餘，讓我產生了不少的聯想和啟示。
啟示一，是它的第二章“楊槐村史話”。一個村莊的由來在村志中很重要，而要講清村莊的來歷是很不容易的。傳說是一方面，畢竟是口述歷史，不見得全是虛假。但凡有文獻資料的蛛絲馬跡也須留心。比如石碑資料、挖掘出土的文物等。20世紀70年代楊槐村發現了大河村遺址。作者結合大河村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那些發掘出的生產、生活工具，聚居地的當時建築，一下子把楊槐村人類歷史活動推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其實，透過楊槐村，不僅是楊槐村，周圍的村莊在編寫村志、村史時，也是可以佐證這些資料的。
由此聯想到我們的一些志書，僅在“文物”篇中，列舉了一些遺址基本資料，乾巴巴的，索然無味。為什麼不利用這些遺址中的考古發掘資料梳理我們的歷史呢？
楊槐村原村名不叫楊槐，村裡主要的姓氏不姓楊而姓戴，後來明初從山西洪洞縣播遷到山東曹縣的一支，又於明時到了楊槐，才有今天的楊氏後裔，而且楊氏又與楊家將有關。這在《楊槐村志》第九章“楊氏族人”中有詳細記述。這部村志，為了搞清楊氏的來歷，作者翻閱了大量的資料，又訪到山西洪洞楊氏祠堂、山東曹縣楊氏祠堂，並佐以碑刻資料，終於搞清了楊槐村楊氏來歷。
“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族譜、家譜在中華民族血脈傳承上留有極重要的印痕。也是民族、家族凝聚力的紐帶。村志不同於省志、市志、縣區志乃至於鄉鎮志，它是中國人聚集區最小最初的單位，因此，村志的編修上，宗族、宗親、族系，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是需要大書特書的，這也是村志的特點。
當然，不僅僅是族系，村裡的其他“大事”也是村志的記述內容，比如：村裡的民俗（有特殊性的更佳），災異，傳說，居住的建築風格，特殊的生產、生活工具，遊藝戲曲；再如知青下鄉等一些與村當時息息相關而市志、縣誌又往往顧及不到的內容，皆可述之，皆當記之。而不必一味照搬市縣誌中什麼“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財稅、金融”等等。
由此又聯想到鄉鎮志的編修，鄉鎮志不等同三級志書，不必完全照搬省市、縣誌的模式。我覺得鄉鎮志只要在鄉村二字上多下功夫，多記述內容便是特色突出，便是答對了題。
我個人覺得，鄉鎮志也好，村志也罷，它在編修方法上應該與市、縣誌有很大的不同。鄉鎮志（街道志）對鄉鎮志而言，則是農村中濃濃的鄉情、鄉愁，是農村中最質樸的生活和情調；街道志對城市而言，則是充滿著五味雜陳的市井生活。
鄉鎮志應該著眼於鄉村，語言可質樸，鄉情可濃烈；可大不必一板一眼地圍著鎮那一小塊“地”打圈圈，大書特書什麼現代化的農村、建設，要知道，那是市、縣誌的內容。
街道志應該著眼於城市中市井、衚衕、四合院；城市的流俗可“豔”些，該“土”則“土”，該“洋”則“洋”。也不必城市道路、建設、金融、財稅一概全上，那是區志的內容。
村志的寫作上，語言可以質樸些，“事兒”可寫的小些，鄉鎮志也然。
凡鄉鎮、村發生的“大事兒”，市、縣（區）志不屑記述的，皆可以記述。
——以上為讀《楊槐村志》的幾點感想，信手拈來，聊備一樂。
王小方，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長助理、地方文獻編輯部主任，從事方誌出版30餘年，對方誌、年鑑編纂出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特在方誌出版網開通“小方說志”專欄，發表其個人對地方誌編纂出版的感悟，冀與方誌界同仁交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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