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蘇州潘姓有兩大家族，一家以發財致富為奮鬥目標，被當地人稱之為“富潘”，而另一家則以科舉走仕途為整個家族的追求，因此這個潘姓被當地人稱之為“貴潘”。柯繼承在其所著《望族秘事》中稱：“清代蘇州（府）吳縣望族中以潘姓為最，潘姓中的一支即‘大阜潘氏’，因在科舉仕宦中取勝而成為當時蘇州最顯赫的門第，民間習慣上稱這一支為‘貴潘’，以和另一支因經商而發家致富的‘富潘’相區別。”
關於“貴潘”的來由，《望族秘事》一書中則稱：“‘貴潘’一族原籍安徽歙縣南鄉大阜村（故後稱‘大阜潘氏’）。明末，大阜潘氏族人經商往來吳中，卜居在城西的南濠，後遷至黃鸝坊橋。第二十九世孫潘奕基家居馬醫科，嘉慶時遷居到平江路鈕家巷，鈕家巷故宅至今基本保存完好，所以蘇州人又稱大阜潘氏為‘鈕家巷潘家’。”
對於“貴潘”在科舉上的成就，柳和城、宋路霞、鄭寧合著的《藏書世家》一書中則稱：“吳縣潘氏，又叫大阜潘氏，清初由安徽歙縣遷來吳地。從乾隆中至光緒末的120年間，潘氏先後約35人鄉試、會試金榜題名，進士9人，其中狀元1名，探花2名。朝中為官二品以上的有尚書、侍郎3人，巡撫1人，中下級官員則更多。李鴻章譽潘氏為‘祖孫、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天下無雙。”
一個家族中能夠出現這麼多的金榜題名人物，並且相互之間的關係又如此之近，這在科舉時代的確是個了不起的成就，確實稱的上是天下無雙。
《鴻雪姻緣圖記》 清道光二十七年揚州刻本
“貴潘”第一位金榜題名的人物乃是潘奕雋，他在乾隆二十五年中舉，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潘奕雋兄弟三人，其為長子，他的二弟潘奕藻在乾隆四十九年考中進士，他的三弟潘奕基在考試方面沒有什麼成就，僅是位府貢生。然而他的兒子潘世恩卻在乾隆五十八年考中了狀元，這位潘世恩不只是考試好，他在朝中為官，歷事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其做到了武英殿大學士，此為宰相之位，可謂位及人臣，因此“貴潘”之名應當是本自潘世恩。
關於潘世恩的生平事蹟，《清史列傳》卷四十有著幾千字的詳細記載，從嘉慶三年，皇帝給他寫的硃批即可看出，他在年輕的時候皇帝就對他頗為期許：“少年得進崇階，又系鼎甲，宜愛惜聲名，切勿恣志。前程遠大，莫貪小利。秉此寸忱，以匡朝政。勉之慎之！”
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潘世恩在朝中的各個部門頻繁調動，但他早期所任職務有不少都跟書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清史列傳》中稱：“七年，回京，歷署兵部左、右侍郎，尋調兵部右侍郎，兼署戶部左侍郎。八年四月，以續行繕辦《四庫全書》，命偕禮部尚書紀昀等經理。七月，充教習庶吉士。八月，以兵部題本內抬寫錯誤，部議褫職，上加恩改為留任。九年正月，上御重華宮茶宴，世恩恭和御製詩章，賞如意、荷包等件。旋署戶部左侍郎。二月，上幸翰林院，賜宴聯句，世恩恭和御製詩章，頒《御製味餘書屋全集》，及諸珍綺賜之。”
嘉慶八年，潘世恩跟著紀曉嵐仍然在完善《四庫全書》之事，但後來他在題寫公文時，發生了格式上的錯誤，為此被兵部免職，但嘉慶帝卻將其改為留任。兩年後，在皇帝的某次宴請上，潘世恩唱和的詩章受到了皇帝的賞識，他為此得到了賞賜，而後他又因為詩章作的好，皇帝賞賜了他一套殿版書。
從嘉慶十二年後，潘世恩的官越做越大：“十二年，回京，署戶部右侍郎。九月，充教習庶吉士。十一月，充續辦《四庫全書》總裁、《文穎》館總裁。十三年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官、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六月。署刑部左侍郎。七月，署戶部右侍郎。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復署戶部右侍郎。十四年二月，以《文穎》館《全書》告成，賞加二級。三月，署刑部右侍郎。四月，充朝考閱卷官。五月，命查三庫。閏七月，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六月，復署戶部右侍郎。八月，提督江西學政。十七年，召來京，擢工部尚書。十八年九月，調戶部尚書，仍署工部尚書，旋署吏部尚書。十二月，充經延講官。十九年二月，署武英殿總裁，旋以《全唐文》繕刊告成，三月，復署吏部尚書。四月，充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五月，充國史館總裁，復署武英殿總裁。”（《清史列傳》）
由以上記載可知，潘世恩在朝中任職仍然掌管文苑，他曾任續辦《四庫全書》總裁、國史館總裁、武英殿總裁等等。然而到了嘉慶十九年，潘世恩的母親去世了，於是他返回了家鄉守喪。兩年之後，不知什麼原因，他卻沒有按例返回朝中任職，他給皇帝寫了封奏摺主動提出退休，理由是父親年紀大了，他要在家中陪伴。潘世恩有著這樣的退休理由，皇帝當然不好批駁，並且對他的孝行鼓勵了幾句，然事後該事終究令嘉慶帝不高興：
二十一年，服闋，未回京，即以父年老，具摺告養，硃批：‘忠孝二字，不可歧視。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復諭曰：‘潘世恩奏請終養，又因伊子中式舉人，具摺謝恩。伊系一品大員，自應親身來京具摺陳謝，即因伊父年俞七旬，欲求終養，於到京召見時，據實陳情，朕必俯允所請。今伊摺內祗雲體察伊父精神，迥不如前。並非疾病沉篤，刻不可離。潘世恩來京往返不過月餘，反憚於跋涉，輕率陳情，殊乖人臣之義。著降為侍郎，準其終養。俟養親事畢來京，以侍郎補用’。（《清史列傳》）
皇帝當然不便因孝道而懲罰大臣，但找別的茬兒自然不會有什麼難度。嘉慶帝找茬兒的理由似乎有些牽強，他說潘世恩的兒子考中了舉人，他只寫了一封謝恩折，卻沒有親自來京表達謝意，而他要求退休的理由只是因為其父精神狀態有些不好，並沒有得了重病，也就是說潘世恩來京謝恩並非不可能。因為從蘇州往返北京，路途也就一個多月，這麼短的時間內離開其父也沒有問題，而潘世恩卻不這麼做，看來他以陪伴父親為理由，真實的情況是不願意來就謝恩的旅途勞頓。這樣的工作態度當然要予以懲處，於是皇帝對潘世恩予以了降職處分，但同時也批准他在家陪父，等父親的事情了結後再讓他入京任職。
看來嘉慶帝的態度只是為了教訓一下潘世恩，以便培養他能夠擔當起重任，此後的潘世恩沒多久就官復原職。進入道光朝，新皇帝仍然對潘世恩予以重用，更為難得者，在道光十四年，皇帝命他任軍機大臣，同時在圓明園賞賜了一套別墅給他，這樣的賞賜極其罕見，可見皇帝對他十分地重用。然而從相應的記載來看，潘世恩在工作方面未曾做出大的業績，故後世把他視之為太平宰相。然而從實際的記載來看，潘世恩也舉薦過不少重要的人物，《清史列傳》中說：“三十年三月，應上登極求賢詔，保舉在任、在籍人員，首以告病在籍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歷任封疆，有體有用，所居民樂，所去民思，奏請徵召來京，以備簡用；並保前任福建臺灣道姚瑩等。”
原來林則徐的再次被啟用，正是潘世恩所舉薦者，其實早在此十幾年之前正是因為潘世恩的支持，林則徐才有可能有所作為：“時兩廣總督林則徐等議復御史駱秉章條陳洋務，並奏籌章程五條，上命軍機大臣議奏。世恩等疏言：‘招來之道，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而制馭之方，峻其防而後可以祛其弊。未有內治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該督等所議定章程五條，或為變通舊例，或循守成規。通商所以裕民，貴興利而除弊；撫近即以柔遠，在因時而制宜。應如所請，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則夷情悅服而海防肅清矣。’允之。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
如果沒有潘世恩的支持，中國近代史恐怕是另一番面目，僅憑這一點就可看出，潘世恩對於晚清政局有著重大影響。但可惜的是，他的這些影響卻蓋過了他的藏書事蹟，我所查到的史料均未提到他的具體藏書事蹟。然而他在為官之餘，一生卻寫了許多的著作，根據《江蘇藝文志·蘇州卷》所載潘世恩所作及所輯的著作有如下之多：
《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十二卷、《熙朝宰輔錄》二卷、《思補老人自訂年譜》一卷、《使滇日記》一卷、《潘世恩日記》不分卷、《讀史鏡古編》三十二卷、《讀史隨筆》不分卷、《古史輯要》六卷、《正學編》八卷、《潘文恭公遺訓》一卷、《思補齋筆記》八卷、《思補齋筆記續編》一卷、《消暑隨筆》四卷、《有真意齋文集》二卷、《思補齋詩集》六卷、《感舊詩》一卷、《思補堂文鈔詩稿附雜錄》三卷、《有真意齋詩集》不分卷、《玉堂鳴盛集附補編》五卷、《蘭陔絜養圖詠》一卷、《家慶圖詠》一卷、《歲朝賞菊詩》二卷、《重遊泮水詩》一卷、《二十臺詩》二卷、《藤花亭偶吟草》及《清頌堂叢書》七種五十三卷等。
潘世恩撰《有真意齋文集》二卷 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書牌
潘世恩撰《有真意齋文集》二卷 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卷首
除以上這些之外，李貴連在《碩望耆臣，因以自在——潘世恩論析》又稱潘世恩編纂的著作另有《欽定戶部漕運全書》九十二卷和《律賦正宗》兩卷等。
潘世恩編纂有這麼多的著作，除了他給宮中所編之書外，他個人的作品也很多，由此推論，潘世恩應當有不少的參考書，否則他難以寫出《讀史鏡古編》、《讀史隨筆》和《古史輯要》這類書。
潘世恩《讀史鏡古編》三十二卷 清道光四年鳳池園刻本，書牌
潘世恩《讀史鏡古編》三十二卷 清道光四年鳳池園刻本，卷首
潘世恩所編纂的著作以《律賦正宗》較受後世所關注，關於何為律賦，李貴連在其文中稱：“後世因稱限制立意及韻腳的命題賦為律賦。”其實律賦應當是科舉考試的產物，隋文帝時科舉考試就已經包括了詩賦，然而那時的賦並有限韻，所以還不能稱之為律賦。到了唐代，進士科考開始對詩賦有了韻律上的限定，以此來增加考試的難度。由此可知，律賦產生於唐代。
進入宋代，律賦的要求比唐代更為嚴格，因此宋代的許多名人高官都是寫律賦的高手，比如范仲淹就現存律賦三十五篇。然而到了元代和明代，科舉考試不再考律賦，而僅由館閣試賦，因此律賦就漸漸地衰微了下來。進入清代，律賦再次受到重視，而這也正是潘世恩輯選評點《律賦正宗》的原因。他在道光元年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稱：
餘始學為詩賦，輒就選擇為家塾課本，凡唐賦四十八篇，宋賦六篇，又念六朝諸家以庾子山為大宗，為律賦之所自出，因附於後。雖所登頗隘而勝致略備。至其興會標舉，體裁明密，休文所稱實有兼擅。自應童試，嘗用究心。洎登館職及奉命校士，教習庶常，所由商榷古今。而是經是程者，未嘗不出於此。夫繩墨之陳，百工之所肄也。津樑之利，非一人所得私也。爰付梓人，公諸同好。至於閎博瑰異，恢張而潤色之，所謂尺澤之水必有演迤於無涯者，將以俟之印浦云爾。
潘世恩撰《正學編》八卷 清同治六年刻本，書牌
潘世恩撰《正學編》八卷 清同治六年刻本，卷首
可見《律賦正宗》乃是潘世恩所編的一本最佳律賦之書。由這點也可旁證潘世恩應當藏有不少相應的書，否則他難以找到編纂該書所用的底本，而更為難得的是《律賦正宗》一書在目錄之後附有《論賦十七則》，這十七則乃是前人或者潘世恩本人對於如何寫好律賦所總結出的經驗。比如：“四六太多，則轉運不靈。唐人每段多不過兩聯，蓋每段必有精神團結之處。前只淡淡著筆，越顯出此處妙來，此亦疏密相間之法。至換韻處，務在點清作意，俱不用四六。至宋人間有用之者，以大氣行之，固不覺其拖沓。然究當以唐人為法。”
難怪潘世恩能夠考中狀元，原來他在寫律賦時也總結出了那麼多的技巧與經驗，而他能把自己的這些經驗寫成書，以便讓更多的學子掌握這門技巧，可見他是一位心胸開闊之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部書可證潘世恩蒐集到了不少的歷史資料，潘曾編輯過一部《熙朝宰輔錄》，關於該書的內容，胡玉縉在其所撰《許廎經籍題跋》稱：“是編記有清順治以來宰輔，至道光十八年止，分滿、漢為二類，滿人始蘇納，訖伊里布，凡六十八人；漢人始范文程，訖湯金釗，凡一百一人。”
由此可知，這是一部高官事蹟錄。這樣的書當然需要具備大量的史料，然而胡玉縉卻認為該書有可能是他人的代筆，究竟實況如何，也只能任後世猜測了。
閱讀更多 芷蘭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