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30 顾维钧：外交家背后四位女人接力助推他的爱情

顾维钧：外交家背后四位女人接力助推他的爱情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协约，谁能接受？！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年轻的外交家将手中的合约重重的合上，转身，离去。

后面是一片喧哗声，无数的摄像机对准了那张英俊的脸庞。

外交家的脸上除了坚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表情。

这是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一九一九》中的一个片段。陈道明饰演的那位外交家，名叫顾维钧。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一生彪悍得不需注释：1912年，二十四岁就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他的一生，功勋赫赫。上面这个电影片段展现的就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一个场景。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虽然最后失败，但是他却代表中国发表了拒签宣言，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风骨。

他开创了一个传奇，一个“弱国也有外交”的传奇。

98岁去世之前，他留下了六百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就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他婚姻与爱情，也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张幼娥：门当户对的婚姻不过是镜花水月

张幼娥是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

张幼娥出身于中医世家，堂爷爷是上海非常著名的老中医，她的父亲也是杏林高手。这样的家庭教养出来的女性，自然是谦和温润，集传统美德于一身。

但是顾维钧不喜欢。

顾维钧与张幼娥定的是娃娃亲。两人定亲的时候，顾维钧十二岁，张幼娥十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顾维钧在自己的婚姻上没有任何发言权，父母根本没有征询过他的意见。关于这桩婚姻，还有一种说法，据说是张幼娥的父亲善于看相，看出顾维钧的面相不凡，所以就主动托人与顾家提亲。当时张家的家境比顾家要好的多，这事儿自然一说即合。——不过张幼娥的父亲虽然善于看相，却没有看出自己定下的婚约，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一生的不幸——这是闲话了。

育才中学毕业后，顾家没有能力再让儿子升学。岳父资助顾维钧进了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变卖了一部分祖产，资助顾维钧去了美国。可以说，这位岳父为了培养女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从中学到大学，顾维钧接受了最新的教育。少年男子，对爱情也有了自己的朦胧的想法。他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一位新式女性，与自己志同道合，能与自己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但是，他注定要失望了。

顾维钧去拜见岳父，岳父设宴招待。酒酣耳热，顾维钧就提出，他要见自己的未婚妻。

这是一个新旧思想交锋的时代，岳父虽然花大气力培养女婿接受新式教育，但是从来也不曾想过要让女儿的思想方式跟上女婿的步伐。说一句题外话，张幼娥的婚姻悲剧，她的父亲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不让女婿接受全西式的教育，这婚姻也许不会如此；如果他让女儿也接受西式的教育，这婚姻也许是另外一个结局……

张幼娥很害羞，她躲在闺房里不肯出来。顾维钧心中当然不喜欢，又听闻未婚妻是一双小脚……这与接受新式教育的顾维钧理想中的妻子形象有极大的差距。

1904年8月，顾维钧去了美国，次年进入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了：回来成亲吧，我们想要抱孙子了。

顾维钧不乐意。他想行缓兵之计，于是讨价还价说：我成亲应该在完成学业、事业有成之后。顾爸爸生气了，顾维钧的哥哥好说歹说，顾维钧又讨价还价了一番，才郁郁不乐的回国，回国之前，还与父亲说：这一次讨论一下婚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结婚。顾爸爸答应了，于是顾维钧回家。

可是没有想到，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母亲就告诉顾维钧：父亲要你这次就结婚！顾维钧不干，于是，父子吵架了。父亲收拾不了翅膀硬了的儿子，于是气得要绝食……又是哥哥在从中斡旋，好说歹说，顾维钧无奈之下，答应履行结婚仪式。注意，顾维钧答应的仅仅是仪式而已！

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夫妻对拜”这个环节的时候，顾维钧与张幼娥，谁也不愿意先躬下身向对方磕头。因为迷信说法，谁先躬下身的，谁就会被对方压制住。僵持了好久之后，司仪才打圆场，双方同时磕头，谁也不压制谁，这礼节才算完成。

结婚仪式之后，顾维钧径直去了母亲屋子睡觉。这事儿掀起了轩然大波，谁都料想不到这个少年的脾气竟然硬到了这个地步！在母亲的屋子里过了两个晚上之后，母亲无法护着儿子了，顾维钧去了自己的新房。在新房，顾维钧睡在椅子上，新娘睡在床上。

于是，张幼娥说：你睡床上吧，我睡椅子。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下张幼娥此时的神态。记录下这件事的顾维钧，当时他正沉浸在被逼婚的苦恼之中，他根本没有余力去关注自己新娘的神态与心情。

但是从顾维钧的回忆录里读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心却猛然跳动了一下，然后出现了极短时间的停顿。这是一个何等心酸的场景啊，一个新婚就被抛弃的女子，你又是用何等温润婉转的姿态说出这句话？你是眼角含着泪说的，还是眼角含着笑说的？你的语气，是平静的，还是平淡的，或者是温柔的，又或者，是带着隐隐心酸的哀恳？

我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的心跳为此停跳了片刻。

顾维钧想要回美国，他要尽快的摆脱这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眼不见心不烦，去了美国，见不到她，自然也不会苦恼了。

顾爸爸说：去美国可以，你带着妻子去。如果不带妻子去，你就别回美国了。

于是顾维钧就带着不是妻子的妻子去了美国。轮船之上，两人没有谈论过任何有关婚姻、有关两人未来之类的话题，仅有的几句话都是围绕着张幼娥的教育问题来打转。到了美国之后，顾维钧将妻子安顿在费城一个朋友介绍的家庭里，让张幼娥在那里学习英语，进学校读书，自己只身回到纽约。此后顾维钧也曾回到费城与张幼娥见了几次，两人之间的谈话都没有涉及夫妻之间的关系话题。

但是这样的畸形关系终究不能持久。1909年，顾维钧向张幼娥提出了离婚问题，张幼娥没有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这其实是一种沉默的反对——但是作为一个女性，自幼被教导为温柔和顺的女性，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对丈夫的意见。此后又拖延了两年，到了1911年，张幼娥接受了两年西式教育，思想观念也渐渐不这么保守了，两个人终于签订了离婚协议。为了向家人显示顾维钧并没有逼迫张幼娥离婚，顾维钧要求张幼娥手抄四份，寄给双方父母。张幼娥照办了。

这个有名无实的婚约终于告了一个终结。张幼娥顺从的姿态，反而让顾维钧心中多了几分愧疚。

张幼娥随即出家。这个柔顺而坚毅的女子，用这么一种决绝的姿态向这个世界表示她的反抗。

多年之后，已经担任高官的顾维钧听闻张幼娥生活清苦，于是派人给张幼娥送了一大笔钱财。张幼娥全都退了回来。

张幼娥离开了顾维钧的生活。在顾维钧的生活里，她不是归人，她只是一个过客。或者说，她连过客也算不上，她只是一只蜻蜓，在顾维钧的生活里，没有激起半点涟漪。

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回味这桩婚姻，就会发现，张幼娥没有错。顾维钧也没有错。岳父没有错。父亲也没有错。

但是当所有的正确都杂糅在一起的时候，这桩婚姻就错了。

中西文化观念两条长藤被命运之手强行揉成一根鞭子，将婚姻的双方抽打的鲜血淋漓。

当然，受伤最深的，是女性。

唐宝玥：你侬我侬的爱情如昙花一现

1908年，清政府派唐绍仪访问美国，商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问题。在使团离开之前，唐绍仪邀请留学生们去华盛顿作客，顾维钧是其中之一。二十岁的顾维钧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在学生们崭露头角，深得唐绍仪之赏器。此后国内发生辛亥革命，随后不久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拜把子兄弟，自然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

唐绍仪立即向袁世凯推荐了顾维钧。袁世凯向顾维钧发出了邀请，让他来总统办公室做秘书。当时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非常为难之下，与导师商量。导师看了他博士论文的序章之后感到非常满意，就让他以一个序章去参加论文答辩。1912年4月，顾维钧提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到了祖国。回国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袁世凯要顾维钧做秘书，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要顾维钧兼职做自己的秘书，袁世凯不是很高兴，两个人之间甚至还发生了争执。

此后不久，袁世凯与唐绍仪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唐绍仪去职之后，顾维钧也辞职，跟随唐绍仪去了天津，在天津呆了两周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与唐宝玥邂逅了。

唐宝玥是唐绍仪的三女儿，自幼接受西式教育，非常羡慕留洋回来的学生。顾维钧又是其中的精英，甚至被排为“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而唐宝玥青春靓丽，性格开朗，又符合顾维钧心中的那条择偶标准。两块磁石互相遇上，就再也不能分开。

对于两个人的互相“看对眼”，唐绍仪是乐见其成的。一个是自己看重的得意下属，一个是自己的宝贝女儿。不给宝贝女儿争取，更待何时？于是，在唐绍仪的安排下，顾维钧与唐宝玥总是在下午一起外出，闲逛、买东西、喝茶；几乎每天都上唐家吃中饭和晚饭。两人之间的感情日进千里。

顾维钧从美国回来之后是直接前往北京就职的，还没有回过家。现在有了空闲，当然要回上海走走。大约是怕女儿与顾维钧离开日子久了生变吧，唐绍仪立马安排女儿同路回上海去看望姑母。

顺理成章，唐绍仪就托顾维钧一路上照顾自己的女儿。

十年修得同船渡……两人同船回上海，一路同行，感情更深厚了。剩下的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回家之后，顾维钧向父母提出：向唐宝玥求婚。

距离上次离婚已经过去一年多。父亲曾很生气，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年过去，这气也慢慢消了。见儿子追上了高官千金，真正的名门闺秀，当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才子佳人的结合，顺理成章。从上海回来，两个人就订了婚，顾维钧去外交部任职。

顺路提一句，关于这桩婚姻，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是唐宝玥对顾维钧一见倾心，从此死缠烂打，甚至威胁要出家……不管是哪个版本，两人热恋是不争的事实。

1913年6月，顾维钧与唐宝玥的婚期渐渐临近。正当两人忙着准备婚礼的时候，唐绍仪却通知顾维钧：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也打算续弦了，父女的婚期居然定在同一日！父女当然不能同日成亲，于是唐绍仪就要求女儿婚期改日……顾维钧欣然从命。

顾维钧的两位岳父都是顾维钧命中的贵人。如果不是第一位岳父的资助，顾维钧也没有求学美国的机会，说不定就只能成为一个银行小职员；如果不是第二个岳父的鼎力推荐，顾维钧起步也不会这么高，也不能这么快就展开腾飞的翅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绝对保密，尽速答复”的《二十一条》。外交总长陆征祥跟日本公使秘密谈判，这是顾维钧第一次接触山东主权问题。

当时局面，对中国十分不利。君子身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聪明的顾维钧很会借势，他有意把消息透露出去，想借助英美势力，牵制日本。没有一个强国，愿意看见别的国家崛起，来瓜分自己势力。这招得到袁世凯默许，同时引发了国内抗日情绪。

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国内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外交部一直周旋。最后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答复，袁世凯只答应其中十二条。五月九日，因此被称为国耻日。后来与5月25日签字，史称《民四条约》。

胡适评价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凭借此事的出色表现，顾维钧的才华被袁世凯看中，27岁的顾维钧被任派驻墨西哥公使，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最年轻的全权正使。不久，受命为驻美大使。顾维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历史上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顾维钧的事业登上了一个高峰，但是这还不是最高峰。

顾维钧在华盛顿时常拜访交战双方的驻美公使，了解核实欧战的真正情况及他们各自政府对战争前景的看法，并及时电告中国政府。顾维钧工作量非常大，工作的难度也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大使夫人，唐宝玥也经常要给丈夫帮忙。这天美国两个盛大活动要举行，顾维钧两边都要参加。分身乏术，只能让夫人帮忙。唐宝玥主动要求奔赴路途遥远的费城。

这一行，就成了顾维钧心中永远的痛。

当时正是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的时候。唐宝玥在归途之中，不幸染上了西班牙流感。回到华盛顿之后，她已经感到体力不支，但是她依然强撑着帮助丈夫去参与应酬。

流感发作很快，当时的医疗条件又太落后。两天之后，在顾维钧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爱妻就撒手人寰。

那是1918年，他们结婚才五年。仅仅只有五年。五年的时间，热恋期还没有过去，却已经天人永隔。我们不能想象青年男子当时的心境，这种凄凉与沧桑不能用笔墨来形容。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件事对顾维钧的打击有多少大，因为再怎样的想象也无法替代他心中的痛楚。

顾维钧花费重金厚殓了妻子，将她的遗体放在玻璃棺内运送回国，放在老家江苏嘉定顾氏宗祠里，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之后每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和乡人瞻仰唐氏遗容。后来遭遇兵乱，棺椁被打开，棺内珠宝被劫，顾维钧才决定将其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自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还经常去爱妻的坟前祭扫。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之后，顾维钧返回美国。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悲哀，他必须振作起来，面前还有一场战斗在等着他去拼杀。

那就是巴黎和会。

中国自知名义上是战胜国，却也是弱国。派出的五名外交官，会议上只有两个席位。中国满怀希望可以废除《二十一条》了；然而，当头就是一棒：日本要求继承德国人在华的全部权益！

顾维钧听罢，在和会上慷慨陈词：“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

顾维钧的出色演讲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被赞为“青年外交家”。可是局面突然变化，意大利退出了和会，这给了日本一个契机，如果和会不满足日本，日本也会效法意大利。赤裸裸的威胁让英美法动摇，最后决定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妥协。

在这样的情况下，顾维钧有意将此事泄露出去，借用国内爱国人士的舆论压力，像北洋政府施压。国内反应激烈，此事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最后签订《凡尔赛和约》时，涉及中国部分，规定德国占领的山东胶州湾领土归日本所有。中国代表团的提议被完全否决掉了，这让与会中国代表不能接受。

陆征祥当时因病入院，顾维钧征得其同意之后，以拒绝签字来表明中国立场。

1919年6月28日，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而中国列位席上空无一人。

因为这一战，顾维钧名声鹊起，成为了西方世界里最能代表中国的“青年外交家”，在国民的心中，他成了真正的英雄。

也正是这一次拒绝签字，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中国第一次坚定的说出了一个“不”字，打破了之前外交史上的“始争终让”的惯例，成为了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此后，经过三十六次谈判，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日本无可奈何的一次次让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完成这一胜利的，是三十三岁的顾维钧。

唐宝玥泉下有知，也当含笑。

黄蕙兰：疯狂的热恋终于变成劳燕分飞

1920年，顾维钧担任“国联”理事。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前往欧洲。在巴黎，他与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了。根据黄蕙兰女士的自述，她与顾维钧的这次相遇，姐姐与母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蕙兰并不十分漂亮，但是她家里有钱，有无数名贵的首饰可以将她收拾得光彩夺目。据说她脖子上挂着的钻石竟然有十八克拉！更难得的是，她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会荷兰语、英语、法语、马来语，会音乐、舞蹈、书法，会骑马，会开车，会交际，简直是一个样样出色的全才。

顾维钧对黄蕙兰一见钟情，于是展开了疯狂的攻势。黄蕙兰不懂政治，顾维钧就不谈政治；带黄蕙兰去看歌剧，坐在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里；不断的给黄蕙兰送糖果和鲜花；黄蕙兰如果出门，他就会想办法找到她，甚至还非常不得体的出现在美容院里。

在这样猛烈的攻势下，黄蕙兰很快就为顾维钧的口才与智慧所折服。

顾维钧引领着黄蕙兰看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包括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的世界。黄蕙兰很好奇的对顾维钧说：“我从来也没有奢望过能被邀请去那些地方。”

顾维钧告诉黄蕙兰说：“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黄蕙兰说：“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顾维钧说：“是啊，而我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这就是求婚了。黄蕙兰很直接的问：“你想娶我？”

顾维钧很严肃很认真的说：“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读到这里，虽然知道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最终结局，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笑了。顾维钧虽然三十二岁了，但是他求爱的时候依然稚嫩得像个普通大男孩；满嘴都是标准的外交辞令！

不管结局如何，此时的爱情，都如鲜花一般美丽绽放。

黄蕙兰有些愣住了。她告诉顾维钧，她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黄蕙兰的母亲与姐姐希望女儿跟着丈夫进入真正的上流社会，当然是举手赞成。尤其是黄蕙兰的母亲，她认为，嫁给一个外交官做夫人不但体面，还是日后安定生活的保证——黄蕙兰的母亲与其父关系不是很和睦，担心自己死后黄蕙兰被继母欺负。

黄蕙兰的父亲派私家侦探查访了一番之后，对于顾维钧曾经的两段婚姻，非常不满意。直接对女儿说：你可以回家与我一起生活，没有必要结婚——后来，这位岳父也没有来参加顾维钧与黄蕙兰的婚礼。

顾维钧希望马上就可以将黄蕙兰带回华盛顿去。黄蕙兰紧张起来，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办嫁妆。顾维钧虽然心急，但是黄蕙兰的借口也无可辩驳，于是婚期就定在一个月之后，那时候顾维钧将再来欧洲参加一个会议，婚礼地点就定在布鲁塞尔公使馆。

这婚礼虽然很仓促，但是依然轰动了当时的整个上流社会。因为嫁妆之阔绰，让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事隔多年之后都津津乐道，且不提那陪嫁的劳斯莱斯，且不提那枕头上钉着的金扣袢和钻石，且不提那花了1万英镑的36件套的金质餐具，光是桌子上搁着的黄金座位名片架，就足以使人诧异感慨。那座位名片架上，雕刻这中文的“顾”字，一面花纹是龙，一面花纹是凤，雕刻精美，以至于此后每次宴会，这个座位名片架都会有丢失——这是闲话。

黄蕙兰真的很满足。但是……当她换上专门给丈夫看的华贵晚装，走进自己的婚房，却瞠目结舌的发现，自己的丈夫正与几个助手紧张的准备各种资料，记述备忘录……因为第二天就要召开国联大会，顾维钧必须带着夫人出席，必须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

黄蕙兰的新婚之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黄蕙兰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外交官夫人。她并不完全懂得政治，但是她完全理解顾维钧的事业；她开始改造丈夫的外貌，改变丈夫的发型与着装，教导丈夫学骑马、学跳舞；她精通外语，善于交际，很快就融入了欧洲贵族圈子里。有贵族甚至给黄蕙兰用英语题字“远东最美丽的明珠”。顾维钧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

黄蕙兰父亲有钱，她也舍得花钱。丈夫为国奔波，但是经常缺少经费，这事儿就靠着黄蕙兰支撑。黄蕙兰认为中国使馆关系着中国的体面，就自己花钱将整个使馆装修了一遍。当顾维钧需要的时候，她就帮他用钱开路，解决问题。——因为有了夫人的财力，顾维钧很快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看透世事的章士钊说，“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顾维钧）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果然，顾维钧成功组阁，黄蕙兰成了真正的第一夫人。再后来，北洋政府垮台，顾维钧隐居欧洲。又是黄蕙兰帮助他去张学良那里游说，用钱帮助他东山再起。顾维钧先做了张学良的外交咨询，后来凭借多年外交经验，跟出色的口才，又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黄蕙兰的学习能力也很惊人。新婚之后，他们要在日内瓦举行一次家宴，邀请客人。当黄蕙兰发现丈夫与管事给自己的座位旁边安排了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她顺手给客人们重新安排了座位。为了这件事，顾维钧和妻子很严肃的谈了一次，告诉妻子：这不是你的私人宴会，你是为中国国家款待客人，要按照他们的品级安排座次，这才符合礼仪。

黄蕙兰很认真的学习权势圈子里的规矩，而且变得非常擅长。此后，甚至顾维钧都不再依靠使馆里的礼仪专家，反倒倚靠黄蕙兰的指点。

黄蕙兰的出色人人有目共睹。有次说起大使们的功劳，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外交官袁道丰也说：“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顾维钧是一个纯粹的外交家。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超过了对妻子的热爱。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所难免。因为太过理想主义，顾维钧有时就看不到别人的阴谋诡计，当黄蕙兰提醒的时候，顾维钧却难免感觉到男人的尊严受到挑战而不耐烦。而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也很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而黄蕙兰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像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黄蕙兰要用父母为他们购买的汽车，顾维钧却坚持要买同事留下来的旧车：“因为那车我买得起。”顾维钧忍受不了旁人可能的“吃软饭”评价，而黄蕙兰用“我们是国家橱窗”的理由反驳，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虽然顾维钧也渐渐的不把花妻子的钱当一回事，但是两人之间的隔阂渐渐出来了。

顾维钧的心思都在国家大事上，对妻子的关注自然就难免少了一些。在外交圈子里，黄蕙兰也会受到骚扰和委屈，她也曾向丈夫述说，可是丈夫并没有像她所想象的那样充当骑士去帮妻子解决问题，而是吱吱嗯嗯心不在焉的考虑自己的国家大事——他根本没有听见！他们常常被邀去参加宴会，黄蕙兰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想得到顾维钧的欣赏，“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

而黄蕙兰的奢侈之风也不能被顾维钧所接受。顾维钧虽然接受了西式教育，但是他骨子里依然与黄蕙兰有着不小的差距；黄蕙兰也不会特特意为顾维钧改变自己的性格，这样，两人的心终于越走越远。

顾维钧与黄蕙兰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六年，一直到他从美国大使任上退休。

在在三十六年里，顾维钧成为驻法大使，驻英大使，甚至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制宪大会，担任驻联合国代表。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凭借多年外交经验，顾维钧务实地提出一些建议被写入宪章，达到了他外交官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黄蕙兰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夫人，但是不是一个最出色的妻子。顾维钧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外交家，但是他不是一个最出色的丈夫。所以，当顾维钧的外交官生涯结束的时候，两人的婚姻也结束了。

黄蕙兰写了一本书，叫《没有不散的宴席》。是的，这场婚姻，就像宴席，还是一场盛大，奢华的宴席。顾维钧一吃就是三十多年，吃完了，人还是走了。

他们两人的婚姻，是中国的幸运，但是，不一定是他们自身的幸运。

严幼韵：年老的爱情如菊花一般灿烂开放

1959年，七十二岁的顾维钧牵起了五十四岁的严幼韵的手。

严幼韵祖籍浙江慈溪，1905年9月生于上海名门。她的祖父严信厚曾为李鸿章幕僚，同时也是上海巨富。严幼韵在1927年入读复旦大学，成为复旦首届女毕业生，不但是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有一绰号叫“爱的花”，缘逢汽车牌号。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 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后来嫁给清华大学教授杨光泩。杨光泩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杨光泩不久进入外交界，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比较多，彼此之间很有交情，作为夫人，严幼韵与顾维钧也熟识了。严幼韵与杨光泩结婚后生育有三个女孩，生活也很幸福。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30年，杨光泩出任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领事，不幸于1942年日军攻占马尼拉时遇害，严幼韵从此寡居。二战结束后，严幼韵携三女杨蕾孟、杨雪兰及杨葸恩来到纽约生活，并在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寡居的日子比寻常妇女的生活更加艰难，作为老朋友，又有工作上的关系，顾维钧当然要对严幼韵多加照顾。其时顾维钧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

两个人，一个是青年丧夫，寡居已久；一个是婚姻受创，急需慰藉。两颗孤寂的心就这样，在别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悄悄的撞在了一起。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的过从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几乎同时与黄蕙兰仳离。他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了。

但是晚年的生活并不如他设想的那般安逸。台湾当局突然给了他命令，要他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于是顾维钧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顾维钧身边必须有人照顾，于是1959年秋顾维钧与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海牙。一直到1967年才真正退休，在纽约定居下来。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严幼韵三个孩子，顾维钧四个孩子，严幼韵对于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绝对不出现任何偏私偏袒之类的事情。顾维钧名望既高了，前来拜访的故旧亲朋也多，严幼韵殷勤款待，礼数周致，绝不留人闲话。

更难得的是严幼韵在照顾丈夫生活方面做到了细致入微，专心致志，可以说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照顾丈夫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还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严幼韵为顾维钧选择的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这样人体各部位自然下垂，并且可以和床面接触吻合。

在对枕头的选择上，严幼韵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

首先，不让他睡高枕头。因为侧卧时枕头过高，容易妨碍血液循环。严幼韵给顾维钧枕的是菊花枕。菊花枕具有醒脑明目、祛风清热的作用，质地柔软轻松，气味芳香，只是菊花容易受潮霉变或虫蛀，要常常翻晒。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间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还通常会给顾维钧准备一些点心，让他配着牛奶吃。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

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他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前一日，还诚邀牌友在家“雀战”，次日中午洗澡时跌了一跤，便遽归道山。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一百五十五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十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

2012年，严幼韵107岁大寿。五代子孙同堂欢庆，一张合照传遍了华人世界，无数祝福从世界各地传来。这是她应该得到的，因为之前她二十余年无微不至的付出。

爱情是一场长跑，起步早的不一定能取得胜利，一见钟情的也不一定能笑到永远。观看顾维钧一生的四位女性，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