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等高校以及領信評級公司主辦的“全球信用峰會：金融科技和信用風險”論壇上，JP.摩根中國區主席兼CEO李一表示，
中國目前面臨著基礎市場風險、改革風險以及新興型風險三大風險，其中部分領域的風險尤其值得關注，更為值得關注的是三大風險的疊加效應和交叉感染。不過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已經對這種風險有了充分的認知，在這一大背景下提出三大攻堅戰，並且成立了金融穩定委員會，“能明顯感受到金穩委的工作強度，據我所知，金穩委正在大力招募人才，不僅在吸納國內金融機構的職業高層，同時也在招募不同領域不同機構的專家，甚至也在從國外引進人才。”
三大風險中，李一表示，第一個是基礎性風險，中國資本市場建立20多年，到目前從規模上來看已經十分龐大，全球第二大的股市、全球第三大債市，但是這只是數字上龐大，市場本身仍然存在很多基礎性問題，比如交易方式、產品的流程等。
更應關注的是第二個風險，也就是改革性風險，這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到今天逐步積累起來的。“中國市場的建立和發展走的是一條全世界都沒有走過的路子，不是按照大家熟悉的書本上的那套來的，這個過程中就產生了很多發展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對GDP的追求與金融市場追求穩定的行為就是相違背的。”
具體而言，李一指出，改革性風險中有兩大風險尤其嚴重，一個是房地產的風險，另一個是高槓杆的風險。關於高槓杆風險可以分為顯性和隱性兩類，其中顯性的也就是通過基礎性金融工具帶來的債務，全國大概30萬億的規模，其中中央14萬億，地方16萬億，共計佔GDP3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略了隱性風險，隱性槓桿的規模差不多是顯性的3倍，而且對於其中的資金流向等問題根本無法掌握。”
這種改革性的風險，李一表示，如果按照西方理論的標準，可能已經破產無數次了，但是在中國現有的管理體制下，還是有可能防範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強大的國家信用，“大不了最後還可以關停，國家可以用它強大的信用來緩釋，比如此前產生巨大的不良風險的時候，出現了四大AMC，用時間換取空間。很多這種方式是其他國家無法做到的，但是中國可以。”
這一前提下，李一認為，不管是基礎性風險還是改革性風險，政府都還是有辦法處理和防範的，但是其成本是巨大的，包括對改革進程的影響等。
第三大風險是新興型的風險。李一表示，首先是諸多新的技術湧現，金融科技領域暗藏的風險；其次，金融行為出現了普遍的“跨”的現象，跨部門、跨行業、跨境，跨越了原來某個具體行政部門的監管範圍，這種複雜性帶來的風險；另外，新的交易方式和工具的產生，比如北上廣很多地區出現了很多資金，成立私募基金，金融衍生品、高頻交易等新生事物越來越頻繁，這一資金體量一點都不小，這個領域是現有的監管體制在認知上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最後，地域性的風險，部分國家加息、區域戰爭、金融限制等國際上的問題可能引發的風險。
“目前的情況，風險確實是巨大的，但是政府已經對此有了認知，加上集中辦大事的決心和能力，相信這些風險都是可以規避的。從經濟上、民族性上以及區域發展上來講，這個國家都還是有很大的彈性。”李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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