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家族文化中的堂號
古丈縣牛角山牌樓
李德軍書寫的“堂號”楹聯
牛角山“知青場”前的石碑
文圖/ 向衛華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歷史上的名門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號”。高大寬敞的廳堂上，懸掛著書寫“堂號”的匾額，每逢年節喜慶之日，還在門前掛起書寫著“堂號”的大紅燈籠。老百姓談論某一宗族時，也都喜歡以“某某堂”來稱呼，這就是國人的祖宗情結，具有濃厚的宗親色彩與精神紐帶作用。
何謂“堂號”?堂號，顧名思義就是家族祠堂的名號，《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的解釋的：“堂號，本意是廳堂、居室的名稱，後來多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號。”堂號是一個姓氏的特殊標識，蘊含著同姓族人有共同的祖先，反映了同宗同姓族人尋根崇祖的人文內涵。歷史上的名門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號。堂號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傳統農耕社會里，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數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於某一處或相近數處庭堂、宅院之中，堂號也就成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號。同姓族人為祭祀祖先，在其宗祠、家廟的匾額上題寫堂名，因而堂號也就含有祠堂名號的含義，是表明一個家族源流世系，區分族屬、支派的標記;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揚祖德、敦宗睦族的符號標誌;是尋根意識與祖先崇拜的體現。所以說堂號是我國姓氏文化中特有的範疇，也是國人尋根問祖時必須首先熟悉的一個“概念”。
水有源，樹有根。堂號產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顯祖先的功業道德，二是顯示家族宗親的特點，三是訓誡子弟繼承發揚先祖之餘烈。例如：吳昌碩祖家被稱為“三讓堂吳家”、瞿秋白祖家被稱為“八桂堂瞿家”、惲代英祖家被稱為“承蔭堂惲家”、李四光祖家被稱為“立本堂李家”等等。著名的家族堂號如：向姓“河內堂”、趙姓“半部堂”、周姓“愛蓮堂”、楊姓“四知堂”、張姓“百忍堂”、魯姓“三異堂”、丁姓“御書堂”、鄭姓“玉麟堂”、陳姓“三益堂”、黃姓“懷德堂”、馮姓“善德堂”、高姓“聚慶堂”、彭姓“述古堂”、賈姓“積善堂”、王姓“三槐堂”或匾以“槐蔭啟秀”等。
堂號不僅僅是用在祠堂，同時還多用在族譜、店鋪、書齋及廳堂、禮簿等處;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鬥、口袋、錢袋、燈籠等上面大書堂號，以標明姓氏及族別。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屬的人，都不會忘記本族世代相傳的堂號。不僅漢族，其他少數民族，因為接受了漢文化或受漢文化的薰染，也都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業績之典故作堂號的。
歷來每個姓氏、每個宗族、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堂號，目的就在於讓子孫後代每提起自家的堂號，就會知道本族的來源，記頌祖先的功德。堂號與歷史上本族中傑出人物有關。如向姓的“河內”堂號。河內向氏家族在宋代是一個名門望族，振興家族的靈魂人物是向敏中。向氏家族這個枝葉紛披的大樹，最早可以追溯到向敏中的曾祖輩，但他們作為尋常百姓，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蹟。到了向敏中一代，開始振興，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時年31歲的向敏中參加科舉考試，一舉中進士甲等，從此釋褐為官，開始了他40餘年的仕宦生涯。其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在宋太宗、宋真宗兩朝都深受重用，尤其是太宗，“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工部)郎中至是凡百餘日，超擢如此。”真宗即位後，其仕途更加順利，先後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鹹平四年(1001)三月，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次年十月以違詔質故相薛居正宅及奏對不實而被罷相，出知永興軍(治所在今陝西西安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其再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天禧元年(1017)八月加監修國史，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天禧四年(1020)，向敏中卒於相位，年七十二，諡文簡，贈太尉、中書令。
溯本追源、尋根訪祖。堂號與家風、家訓、家規等一起，成為傳承家族優秀品德言行的重要方式。“堂號”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歷史名人的典故事蹟或趣聞佳話，往往都極富教育意義，能使族人緬懷先祖，激勵鬥志，奮發圖強。
一如孟姓的“三遷堂”，相傳孟子幼時家靠墓田，孟子就學埋墳、哭喪的事。孟母為了教育好兒子，就遷到集市旁邊住，孟子又學叫賣東西的聲音，孟母只好又遷。最後遷到學校旁安家，孟子學習禮讓進退。由於孟母三遷，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為聖人。二如劉姓的“蒲編堂”，源出三國時劉備與母親蒲編販席的典故。劉備祖居河北涿縣，幼年喪父，家境貧苦，嘗與母“織蓆販履”謀生。劉備建立蜀漢稱帝后，念母織蓆之苦，常懷孝思。為昭示後人勿忘創業艱辛，應以勤勞為本，後裔遂以蒲編作堂號。
三如趙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安天下”的典故。周姓的“愛蓮堂”，出自北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他在《愛蓮說》中，曾讚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四如楊姓的“四知堂”，出自東漢楊震拒收賄賂的故事。東萊太守楊震路經昌邑，當晚昌邑縣令王密求見。王密為討好上司送來“十金”，並對楊震說：“三更半夜無人知曉。”楊震嚴肅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麼說沒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慚而退。五如孫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晉孫康映雪夜讀的典故。孫自幼篤志好學，家境貧寒，無錢買油點燈夜讀，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讀。由於勤奮攻讀，學富五車，官拜御史大夫。孫姓後人把“映雪”作為堂號，旨在激勵子孫發奮讀書，立志成材。其他的還有顏姓的“陋巷”，遊姓的“立雪”，薛姓的“三廉”等，都含有中國傳統文化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內容，從宋代開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歡把“堂號”署在詩文書畫作品上。後來，乾脆自己命名一個“堂名”，在文化交流時簽署使用。實際上，這些文藝家已把家族的“堂號”逐步演化為個人的“齋名”而昇華。
文化人為書齋所取之名，又稱為“室名”， 古往今來，騷人墨客大都有為自己書齋冠名的雅習幽興，誠如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先生所說：“齋號是一種文化現象，且歷史悠久，品位高雅，寓意精深，可稱是歷代文人的一種雅嗜。”其含蓄的深邃意蘊，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例如：白居易“廬山草堂”、杜甫“浣花草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鶴堂”、 蘇軾“谷林堂”、陸游的“雙清堂”，元代文人黃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湯顯祖的“玉茗堂”、吳文華的“濟美堂”、譚元春的“嶽歸堂”，清代文人的“養真堂”、陳廷慶的“謙受堂”等。現代文學藝術家劉半農的“含暉堂”、豐子愷的“緣緣堂”、陳寅恪的“寒柳堂”、馮友蘭的“三松堂”、張大千的“大風堂”、劉海粟的“藝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齋名。也有單字的齋名，在20世紀前期較為盛行，如王國維的“觀堂”、 郭沫若的“鼎堂”、魯迅的“俟堂”、周作人的“知堂”、孫犁的“耕堂”等，已為廣大文學愛好者所熟知。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視祖先崇拜傳統的一個民族。堂號和姓氏、家譜一起，同為封建宗法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儘管如此，但在歷史上，對於敦宗睦族，弘揚孝道，啟迪後人，催人向上，維護家庭、宗族和整個社會的穩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由於種種原因，堂號曾一度消失。時下，隨著尋根熱潮的興起，許多姓氏宗祠被恢復，族譜被續修，因而堂號再一次盛行。不過，如今的堂號，已經沒有了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有的只是給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激勵後人的積極意義，其中的精華與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符合。特別是對於加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對於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堂號都必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湘西網-團結報)
(向衛華)
(滕佳)
閱讀更多 湘西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