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是現代有名的國學大師，但他同樣也是一位藏書家。他的藏書之愛，跟其早年的經歷有較大的關聯。如果追溯到五代時期，錢穆也是正統的名人之後，因為他是吳越武肅王錢鏐的第三十四世孫。
明代晚期，錢鏐的第二八世孫錢心梅，從浙江臨安搬遷到了江蘇無錫附近的鴻場鎮，於是錢心梅被無錫錢氏視之為史祖。這位錢心梅雖然是名人之後，但他卻很有經濟眼光，他發現鴻場鎮當地有很多的荒地沒有進行開發，並且這些土地很肥沃，於是他在本鎮大力發展農業。最終使他擁有了良田十萬畝，由此而成為當地的鉅富。
錢心梅有七個兒子，而後分家產，七子成為了七房，故其所住之村有一座橋就叫“七房橋”。光緒二十一年七月，錢穆就出生在七房橋旁的老宅之中。他們兄妹九人，錢穆排行老四。在他七歲那一年，父親從盪口鎮聘來一位姓華的家庭教師。華老師每天教錢穆識字，並且識字的數量每天都有所增加，錢穆的聰明讓老師很高興。可惜當年年底，這位老師因生病不能繼續執教。錢穆的父親錢承沛於是就到盪口鎮又找到了一位老師，這位老師同樣姓華。
慈祥的微笑
然而不知什麼原因，這位老師不願意兩個鎮之間來回跑，看來錢承沛對這個老師很滿意，於是他作出了一個決定：全家搬到盪口鎮。為了孩子的學業而進行搬遷，這種做法頗似今日之父母，寧可花很高的代價也要買學區房。
光緒三十年，錢穆和長兄一同考入了盪口鎮果育學堂。此學堂乃是華子才所創辦，此人三十三歲中舉之後，不想出外做官，於是他返回家鄉用家祠來辦學。原本本校只招華姓子弟，後來這個子弟學校改為地方學堂，於是兼招他姓。到了光緒三十三年，錢穆又跟長兄一同考中常州府中學堂。他在此校的同學有很多都成了後世的名人，比如瞿秋白、劉半農、劉天華等等，該校的校長屠孝寬乃是著名學人屠寄之子。錢穆在此校學習四年，而後經過屠孝寬的介紹，錢穆轉到南京鐘英中學繼續學習。
但不知什麼原因，此後不久錢穆就中止了學業。他在民國二年，又返回了盪口，到果育學堂去任小學教師，此時的果育學堂已經改名為鴻模小學。民國七年夏，錢家在七房橋的老宅發生了火災，故家中人全部遷到了盪口。在此之前的一段，錢穆還在縣立第四高等小學做兼職教師，而到此時他辭去了兼職，專門在鴻模小學做教職工作。正是這段任職經歷，使錢穆讀到了大量的國學著作，這是因為鴻模小學內，有一座規模不小的藏書樓。
陳燮君、盛巽昌主編的《20世紀圖書館與文化名人》一書中有羅義俊所撰《錢穆：從鄉鎮圖書館長到世界級學者》一文，該文中稱“盪口是蘇南大鎮，鴻模學校為晚清舉人華鴻模所創的華氏義學，1909年，錢穆即於此小學畢業。華氏乃盪口望族，家富藏書。1917年，校董兼校長華繹之捐巨資，興建一幢五間二層的新樓，命名為‘鴻模藏書樓’，盡庋家藏圖書供師生閱讀。據錢穆回憶，當他任教鴻模時，藏書樓樓門不輕開，但華繹之是他常州中學時的同學，對他信任有加，破例給了一把藏書樓鑰匙，任憑自由進樓讀書。錢穆因此得以在書海馳騁。諸如遍讀顏元、李塨的書；江陰南菁書院刻本的葉適《習學記言》，這些著述對他日後形成的新儒學思想甚有影響。”
生平事蹟
藏書樓不同於公共的圖書館，雖然是學校所辦，但平時並不開放。然而錢穆卻跟校長曾為中學同學，因為這層關係他有了書樓的鑰匙。錢穆從小愛書，而今這一樓的書讓他隨意翻閱，對於一位愛書人來說這是何等憨快之事。更為難得的是，因為他的愛書，後來他竟然成為了一個鄉鎮圖書館的館長。上書中談到了錢穆的這個機遇：“1919年秋，二十四歲的錢穆由盪口轉任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不久又兼任泰伯市圖書館館長。泰伯市圖書館於1920年由市扇東（市長）鄒茂如等創建，木樓兩層，佔地三丈見方，傍第一初級小學而起，是20世紀20年代無錫四大圖書館之一，為後來的無錫縣民眾教育館前身。館藏圖書達一萬餘種，其中有康熙時編、雍正四年（1726）印行的《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全書目錄就有四十卷。此書全國僅印64套，作為一個鄉鎮圖書館就設置一套。閱覽室還訂置《新青年》、《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雜誌。”
以上的這兩段經歷，對錢穆而言十分重要，因為他的很多學術成果都是由這段經歷而打下深厚的底色。陳燮君、盛巽昌主編的《20世紀圖書館與文化名人》中寫道：“錢穆在此期間，日以繼夜埋頭於圖書館。他自稱：蟄居窮鄉，卻未嘗敢一日廢學。晨昏讀古人陳編，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授課之暇則讀報章雜誌。鄉郊小學十年，他在圖書館讀了很多經史子集古籍，和全部嚴譯西學名著，還讀了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樣的新學以及《東方雜誌》。1918年，他將由鴻模藏書樓得來的知識，著作《論語文解》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這是錢穆出版的第一本學術著述。在任職泰伯市圖書館期間，連續在李石岺主編的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及《青年論壇》發表文章。在赴杭州採購圖書時，曾獲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石印本，因泰伯市圖書館須庋藏木刻大字本，此石印本乃歸他私有。錢穆後來回憶說，這是為他日後撰寫《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張本。”
再後來，錢穆到蘇州中學任國文課主任，在此期間，他開始大量撰書。比如當時商務印書館正在出版《萬有文庫》叢書，此館約錢穆撰寫兩部書，題目分別是《墨子》和《王守仁》，對於這樣兩部重要的著作，錢穆竟然以每週一本的速度將其寫了出來，可見其寫作速度是何等之驚人。
歎為觀止
也正因為如此，錢穆的學問漸漸為人所知。而後顧頡剛推薦他到廣州中山大學和燕京大學去任教。1930年，錢穆來到了北平，由此而開啟了他的大學教書生涯。而在這個階段，錢穆大量寫書，為此他也需要廣泛地購書，以給自己的撰述找資料。
從1930年來北平，到1937年秋離開北平，錢穆在京有八年的時間，在這個時段內他除了教學、讀書，剩餘的時間基本是泡在了琉璃廠和隆福寺的舊書店中。他買書數量巨大，在這個階段他究竟買到了多少書呢？劉宜慶著《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實錄》一書中有《戰時聯大學者與藏書的命運》一章，該章中寫道：“時間雖短，但錢穆淘得古書二十萬卷左右，五萬之冊，其中不乏珍本孤籍。如此坐擁書城，卻也來之不易。錢穆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於書。然而‘苦中作樂’，如錢穆在《師友雜記》中所寫：‘北平如一書海，遊其中，誠亦人生一樂事。’平時，錢穆常談笑說：‘一旦學校解聘，我就擺一舊書攤，可不愁生活。’1937年，錢穆匆匆忙忙南下時，將二十餘箱書籍交於某宅主保管。”
五萬之冊二十萬卷的藏書，這可是不小的數量，需要幾間房才能放得下。而錢穆僅靠薪水收入就能買到如此數量的藏書，由此可知當年的教授收入是何等之高。而他所買的這些藏書，也並非只是通行本，其中也有難得的善本。劉宜慶在該書中又寫道：
錢氏原藏有《三朝北盟會編》鈔本半部，出自漸東某名家，紙張墨堪稱一流。1937年春，錢穆在琉璃廠發現此鈔本的另半部，喜出望外，想買下合璧，為攤主察覺，欲購之，攤主問購此殘本何用？錢穆說，此書紙張、字樣、墨跡、書品皆佳，雖殘本，置案頭，亦堪供欣賞。書商久默不語。其後，錢穆委託書友代購，書商終不肯出手。無可奈何，與此書失之交臂。
雖然這部書未能合璧，但這樣大部頭的精抄本即使不全，當年也會是不小的價錢。
對於錢穆藏書的情況，馬斯所著《學人書情隨錄》中有《錢穆五年購書五萬冊》一文，此文中首先提及：“錢穆從1930年來北平，到1937年冬離平南下去長沙臨時大學，在北平共住了8年。是他一生中著意購藏舊籍，買書最多的時期，這些書便成了他藏書的基礎和主體。”
在雨中
這段敘述也是說錢穆在北平總共生活了八年，那為什麼該文的題目又說購書期限是五年呢？李斯在文中接著寫道：“從1933年到1937年，這5年中，錢穆經常奔走於琉璃廠、隆福寺之間，悉心訪求古籍，各書肆的老闆和店員皆與他相熟。他教學、研究、著述所需要之書，他便打電話到各書肆詢問，店中如有此書，便給他送去；如一時沒有，也要注意搜求。逢星期天，總是有十幾家書鋪的夥計給他送書來。他的書齋裡放了一個大長條桌，書商們把帶來的書放在桌案上即去，等下個星期天再來時，錢穆便將所要之書留下，不要之書退回，如此循環不已。”
看來錢穆是從1933年才開始大量購書，因為他很投入，所以他跟一些舊書店的老闆搞的關係很密切。所以他能買到很多的好書，然而馬斯卻說錢穆藏書刻意地不買珍本和善本：
錢穆購書以實用為原則，不是為藏書而買書。那些珍貴的宋元版書，他不要。不過，他也常常得到一些珍本孤籍，那多是由於書商不懂它的價值，他便以廉價購下。比如，他曾以極低廉的價格購得嘉慶刻本《讀史方與紀要》。還有一次，他在無錫的一個小冷攤上購得朱石曾《竹書紀年存真》一部，只用了幾角錢。後傅斯年曾囑北京舊書肆遍訪此書，仍不可得。
以我的理解，任何有眼光的大學者都會關注中國古書的版本問題，因為漢字屬於表意文字，通行本有太多的錯訛，以這種有錯誤之本來研究學問，很可能會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現瑕疵。像錢穆這樣的大學問家當然會明白這一點，但畢竟真善本一向不便宜，雖然在大學裡做教授收入不低，然而大量的買進古書仍然會捉襟見肘。所以他只能以有限的錢，儘量地多買一些品種，而這種購買方式也只能以買通行本為主。這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並非學人不喜歡真正的好版本。正如馬斯在這段話中的所談，錢穆能以便宜的價格遇到珍善本，他怎麼可能不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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