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妍46
周代是我國曆史上第三個名義上有共主（天子）且中央統治力比較直接的朝代，當然，這時期的天下共主宗親分封制度與秦朝的中央集權的君主郡縣制度相比，集權統一的程度又遠遜於後者了。而夏朝是第一個在三皇五帝的部落聯盟時代結束之後建立的第一個有天下共主的奴隸制度的朝代。之後，是契的第十四代孫商湯在滅掉夏桀之後建立的商朝。商朝(約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是中國第一個有甲骨文文字記載的王朝。商朝的祖先是堯稱帝時的帝嚳(kù)之子契，帝舜時期，商人的始祖契幫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商地（今河南商丘）。夏朝末年，商的勢力由黃河下游發展到中游，商湯滅夏後，返回亳都，以“商”作國號 ，建立商朝。到了帝乙帝辛時期，國內矛盾十分尖銳，東南方的諸侯起來反叛。商王帝辛（即殷紂王）素有大志，並有雄才大略，旨在開疆擴土，，派部下向東征討萊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將商的勢力延伸到了東海和長江流域。但其征伐東方和東南方過於頻繁，急切，造成連年征戰，國力消耗和空虛，受到周武王率領的諸侯聯合軍攻擊，倉促之間武裝京城的奴隸迎戰，但奴隸於牧野之戰臨陣倒戈，商紂王被逼無奈自焚而亡。商朝前後相傳17世31王，延續500餘年。
周武王取得勝利後，不久就去世。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輔助周武王的兒子成王料理國事。周公旦在平定三監之亂後，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主要如下：
一、加強中央集權，改商朝的方國林立的血緣關係上互不統屬的天下共主制度為按照宗親關係和開國功勞關係而施行的宗法分封制。一級一級向下分封，加強對周天子中央國度的向心力。
二、在宗親分封制的基礎上，確立了社會和行政禮儀等級制度，將禮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確立了上下尊卑等級制度，以及禮樂文化，即所謂的“制禮作樂”。這種禮樂文化經過多年的發展，滲透於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種行為規範的準則。
三、糾正了商朝的“敬神事鬼”、“迷信天命”的思想觀念，確立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新的思想觀念。在商朝的極端時期，商王認為自己是天子，天命所歸，所以就放鬆了道德的修養和要求，造成社會道德滑坡，影響到人民的正常社會生活。通過強大的商朝的很快覆滅，新建立的周朝充分地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是有德者居之。所以，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新的思想觀念。這個觀念是對夏商以來的天子是受命於天的觀念的繼承，又是對這個天命觀念的發展，從而有效地解釋了為什麼夏桀和商紂王是天子，卻最終落得家破國亡身死的命運的現象。也為周朝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的解釋。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共傳30代37王，共計約798年。西周由周武王姬發創建，定都酆鎬(宗周，今陝西西安)，成王五年營建東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定都洛邑，稱為東周。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周人的祖先是黃帝曾孫帝嚳(kù)和元妃姜嫄的兒子棄，即后稷。商朝初年，后稷的後代公劉率族人從邰遷到磁。周人早期居於今山西中南部一帶，公劉時，周部落則已遷居於豳（今陝西）。所以，商人與周人都是黃帝曾孫帝嚳(kù)的後代。根據最新一些考古成果，商族被打敗之後，有二十萬左右的在東方和東南方征戰的商人軍民在軍隊統帥攸侯喜的率領下，乘船東渡（商人已經掌握比較高級的航海知識），將25萬軍民和東夷百姓分五路分批乘舟從山東、安徽兩地入海，過日本三千諸島抵達墨西哥。但由於洋流和海洋風暴天氣等原因，一路上有的船隻沉沒，有的船隻擱淺，有的繼續東行。所以在日本、白令海峽的各個海島上，都留下了不少的軍民，但大部分人馬順著太平洋洋流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成為那裡印第安人的祖先，還有一部分沿著洋流南下，沿著南海和太平洋的洋流到了現在的印尼、菲律賓等國家所在的地區以及洋流沿線的各個島嶼，成為那裡土著人的祖先之一。2015年7月，兩大科研團隊分別在《自然》雜誌和《科學》雜誌發表最新研究報告，他們通過最新的DNA測序技術，分析了古代人和現代人的DNA組成，最後得出美洲原住民竟然與澳大利亞和美拉尼西亞土著民有相同的祖先。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大約2.3萬年前，北美原住民取道當時連接亞洲與美洲的白令陸橋，從西伯利亞進入阿拉斯加，最終一次性遷移到美洲新大陸。可見，從亞洲大陸移民到美洲，不只是從三千多年前的商朝開始的。商人開始逃命移民，一定是根據代代相傳的移民傳說來計劃自己的行程的。我國的古代典籍《三海經》中的記載，也許也是彙集了不同時期的各地移民所見的傳說。
美洲發現的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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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
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也就是說，中國政治和文化的變革，在殷周交替時代最為劇烈。殷周之間的大變革，從表面上看，不過是一姓一家的興亡和都城的轉移；但從深處來說，則是舊制度的廢棄和新制度的興起，舊文化的廢棄和新文化的興起。周代訂立制度的本意，乃是出於為了使萬代太平的大的計劃。
確實，周文化是一個革命性的文化、突破性的文化、開創性的文化。
在周代以前，中國文化或者說夏商文化本是重鬼於神的文化，這從商代留下的無數甲骨就可以知道了。和古埃及一樣，夏商兩代，鬼神是人們生活的主宰，巫師是社會上最權威的人物。人們整天求神問卜，幾乎什麼事都要聽從鬼神的指示。
而周文化則把命運的主動權從鬼神的手中奪回，掌握在人的手中。
《周易•革卦》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命，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概念，是周代提出來的。商文化中，神的統治不可能推翻，因此也沒有“革命”的可能。但是周公卻認為，天命並非永恆不變，而是基於人心。上天可以賦予你統治權，也可以奪去它。所以《詩經•文王》說，“天命靡常”。這樣，商人的“上帝”，就被周人置換為“天”。
那麼，天憑什麼來賦予誰統治權呢？“德”。“天”在人間任命天子，就看他有無“德”，當初商湯因為有德而被選中。現在又為什麼要推翻商紂？因為他已經耗盡了祖先的道德資源。 “天”如何對統治者的德行好壞進行判斷呢？那要看“民”——人民的臉色，就是上天的臉色；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視聽。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 所以“天”的意志與人的意志是相通的，人的意志決定了天的意志。
周人憑藉這套意識形態奪取了政權，這套意識形態對周政權自然也就形成了制約。因此周王朝開始，中國人對命運的信心，已經不是建立在對“上帝”的盲目順從之上，而是建立在對自身德性的修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