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也就是戊戌變法的那一年，時年四十二歲的光緒甲午舉人劉大鵬落第歸家。
劉大鵬同許許多多傳統的儒生一樣，人格中充滿了“濟世”與“出世”的矛盾，一方面，儒家的傳統教育使他立志走入仕途報效朝廷，另一方面，科聲落第和清王朝的腐朽沒落又無情地擊碎了他的夢想。
隱居於晉祠堡外赤橋村的劉大鵬最終從懷才不遇的滿腹塊壘之中解脫出來，以寧靜淡泊的心態獨善其身，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平衡與超脫。
他將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晉祠。
幾乎所有介紹晉祠的書中，都不約而同地引用了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昔智伯遏晉水灌晉陽，其川上朔，後人蓄以為沼。沼西枕山際水，有唐叔虞祠。”
這是有關晉祠的最早記載。也就是說，晉祠至少也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
唐叔虞祠現在位於晉祠的北側，當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將年少的叔虞分封到了唐地，後來，叔虞的兒子燮父見到晉水日夜奔流，於是改國號為晉。
後人為了紀念第一代晉君叔虞，就在晉水源頭修建了叔虞祠，也就是日後的晉祠。
那麼，當年的桐封之地究竟在何處呢，史家歷來爭論不休，主要有太原說和翼城說。古人多贊同太原說，近年來人們大多傾向於翼城說，當然，這並不妨礙晉祠的地位。
就在酈道元去世五年之後，公元 532年，北魏權臣高歡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儘管天龍山上建有他的避暑行宮，但高歡在閒暇之時光顧最多的，卻是晉祠。高歡之子高洋建立北齊後，將晉陽定為別都，在擴建晉陽城的同時，也在晉祠“大起樓觀，穿鑿池塘”。此時，晉祠已成為一個融水光山色和人文古蹟於一體的皇家園林。曾在玉壁城指揮三軍齊唱《敕勒歌》以激勵士氣、安定軍心的大將斛律金經常陪同高洋暢遊晉祠。
在晉祠南五里有晉王嶺，得名於這兒的三座王墓，傳說唐叔虞和燮父葬於此地。但是，根據唐城翼城說，叔虞父子不可能葬於太原。也有人說是唐末梟雄晉王李克用之墓，但史籍記載，李克用葬於雁門關內的代縣柏林寺。1951年，一座王墓被打開，它主人是斛律金。這位南征北戰猛將最後長眠在了晉祠之側。
在《晉祠志》中，《流寓》一章中，第一位介紹的就是斛律金，遺憾的是，他在後代儒生的眼中只是一員戰將，晉祠七賢祠裡沒有他的位置。
七賢祠位於晉祠文昌宮內，供奉著晉祠鄉紳學子崇拜的七位歷史人物。雍正進士，曾為官臺灣的晉祠人楊二酉在晉水七賢祠碑記中說，“七賢者，雖生不同時，居不同地，而大節鴻文，豐功偉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為晉水光也。”
這七個與晉祠結緣，讓晉祠人引以為榮的的賢士分別是豫讓、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歐陽修、于謙和王瓊。
文昌宮前，便是智伯渠，春秋末年，智伯討伐趙襄子，修渠引晉水以灌晉陽。晉伯被趙、魏、韓三家消滅在晉陽城下之後，他的家臣豫讓在晉祠以北一里的赤橋下謀刺趙襄子，留下千古俠名。
另外六賢之中，只有白居易沒有來過晉祠，但白居易祖籍太原，他自己一直自認為太原人，李商隱為他作墓誌銘時也稱他為太原白公，更重要的是，他為晉祠留下了一首至今仍在傳誦的詩作。
領導了明代北京保衛戰的忠肅公于謙是永樂進士，33歲便巡撫河南山西，在他“手帕蘑姑與線香，清風兩袖朝天去”進京任兵部尚書之前做了這兩個省十九年的父母官。于謙和晉祠和山西淵緣極深，山西產煤，而他最有名的一首詩就是《詠煤碳》，借前代文人從未提及過的煤碳來表達自己為國為民利及蒼生的弘誓大願和開闊胸襟。清廉剛直的于謙曾得罪權貴，被誣下獄，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為他鳴冤。于謙不僅贏得了兩省民眾的崇敬，而且也感動著上天，曾經遇旱親自前往晉祠祈雨，並作詩以記之，竟然甘霖普降。
其實，對晉祠影響最大的卻是七賢之外的另外兩個人，他們就是李淵、李世民父子。
公元617年夏天，在隋朝江山的風雨飄搖之中，太原留守李淵正在加緊起兵的最後準備。與此同時，隋煬帝安插在太原的兩個親信，李淵的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也做出了李淵將反的判斷，設計以太原天旱，需到晉祠祈雨為名，準備藉機誘捕李淵。但他們的計劃被李淵心腹，晉陽鄉長劉世龍察覺，於是，李淵擒殺二人於晉陽宮。
李淵最終還是來到了晉祠，但他不是來求雨的，而是為起兵祈禱。在他看來，自己起兵無異於當年武王伐紂，而唐叔虞正是武王之子，求他來保佑自然是寓義深刻。
617年7月，李淵在晉陽誓師起兵，僅僅126天之後便攻佔了長安。第二年年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開創了大唐帝國三百年的基業。
李世民跟隨父親在晉陽居住多年，時人稱之為太原公子，他也一直把太原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是“王業所基，國之根本。”
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唐太宗在東征高麗的歸途中來到了太原。第二年正月二十六，唐太宗駕幸晉祠，留下了晉祠最為珍貴的文物，樹立於貞觀寶翰亭內的現存最早的一塊行書碑——《晉祠之銘並序》。
早在四年前，唐太宗就曾計劃效仿秦皇漢武通過“封禪大典”來標榜自己“受命於天，功德卓著”，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對而作罷。這一次，他要借發跡故地的山水神靈一吐心中的塊壘。
《晉祠之銘並序》一方面通過歌頌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國史蹟以達到宣揚李唐王朝文治武功、鞏固政權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答謝了叔虞神靈保佑李氏王朝“龍興太原，實禱祠下，以一戎衣成帝業”的冥冥之功。它既是一篇代封禪之作，又是一篇對當年李淵禱於祠下的還願之作。
唐太宗一生雅好翰墨，尤其酷愛王羲之的書法，以至於很多人猜測《蘭亭序》被他帶入了昭陵。《晉祠之銘並序》的書法頗具王體特色，全篇四十個“之”字無一雷同，是唐太宗書法藝術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融其政治思想、文學書法藝術於一體的曠世之作。《晉祠之銘並序》從碑成之日起人們就爭相拓摹，被譽為僅次於《蘭亭序》的藝術瑰寶。唐太宗曾將其拓片作為禮物贈給外國使節。
唐碑歷經千年風雨，表面損壞漫漶，乾隆三十五年，楊二酉從民間找到原碑拓片，請族孫、書法家楊育摹鉤一通新碑立於唐碑之側。現在，為了保護文物，新舊兩碑均禁止拓印，祠內僅有一小店還保存著一張原唐碑的拓片。
唐碑使晉祠名噪一時，唐代許多文人顯貴都慕名而來。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喜好仗劍遠遊的李白與好友元參軍來到了太原。在這裡，他為了一名剛剛結識的士卒向元參軍的父親求情，赦免了他的過失。這名士卒就是後來對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儀。二十年後，李白因跟從永王獲罪，正是郭子儀仗義解救了他。
在太原的半年多里，李白和元參軍常到晉祠遊覽，眼前是良辰美景，身邊有佳人作伴，一生浪漫的李太白或許是歷來遊覽晉祠的文人墨客中最為愜意的一個。十幾年後，這一切依然歷歷在目，倒映著美人倩影的碧玉般的晉祠流水還在眼前盪漾，更唱起舞的羅衣仍舊隨風飄動，暮年淒涼的李白感嘆著“此時行樂難再遇”，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吟詠晉祠的佳句。曾看過一本小說，作者為李白杜撰了一段在太原的浪漫情緣，這位紅顏知已的名字就是詩中的“翠娥”。唯一遺憾的是，李白在北嶽恆山曾醉筆寫下了“壯觀”二字，卻沒有為晉祠留下墨跡。
三百年後，七賢祠內曾被並指為“朋黨”的二位宋代文豪先後在慶曆三年和慶曆四年來到晉祠，他們是奉使河東的歐陽修和陝西四路宣撫使范仲淹。兩人分別留下了一首詩，尤其令人稱道的是文正公的那首《詠晉祠水》，作者開篇先描繪了晉水源頭的秀麗景緻，然後筆鋒一轉，一句“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抒發了經過前一年“慶曆新政”失敗打擊後，作者治國之策難酬的憂憤，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良好祝願，表現了作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濟世憂民的高尚情操和寬闊胸懷。
詩中的嘉泉就是晉水之源，它由難老泉、善利泉和魚沼組成，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詠頌過晉水。儘管它也曾三次被利用來水灌晉陽，但正因為有了它，才有了晉祠內外的滿目水鄉田，才有了晉祠的鐘靈毓秀，晉祠也才有了靈性。當年李白曾坐船暢遊晉祠，直到明代，晉水仍能行舟，可見當時水量之大。曾經以為哺育三晉的晉祠水如同歷史長河一樣無窮無盡，但“永賜難老”的晉水終於流到了它的盡頭，無可奈何地在1994年斷流。看著難老泉下艱難地從龍嘴中滴下的水珠，此時晉水更象是遲暮的美人流盡了最後一顆相思淚。有人以有興就有衰來對晉水的斷流自我安慰，但是，僅靠循環水系統來維持景觀的晉水什麼時候才能迎來它再次興盛的一天呢。
難老泉亭的北側，就是北魏便有記載的魚沼飛樑，這是一座造形奇特的十字形橋樑，有人甚至認為它是最早的立交橋。
常聽北京人嘆息，悔不聽梁思成之言，拆了北京舊城牆，1936年，梁啟超之子梁思成與他的夫人林徽因來到了晉祠。這位著名的建築史學家看到魚沼飛樑之後不由得發出驚歎，他說，這種橋樑在古籍中有過記載，在古畫中也偶有所見，但現存的實物，僅此孤例。
飛樑之後，便是今天晉祠的主建築——聖母殿。聖母殿裡祭祀的誰呢，清代曾因指證《古文尚書》為偽作而揚名的學者閻若璩經過考證，認為聖母是唐叔虞的母親、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女兒邑姜。對此，不僅閻先生本人“狂喜欲絕”，長期以來，對唐叔虞失去晉祠主祭神地位而耿耿於懷的學子儒生們也都不禁欣欣然。
過去，人們普遍認為聖母殿創建於宋代天聖年間，也就是公元1023年之後，但近年來很多學者得出結論，聖母殿的修建時間應當在宋太平興國四年到九年，也就是公元979年至983年。
在晉祠專著《文化的烙印》中，作者彭海根據細緻考證和史籍記載，以及1994年聖母殿落架大修時發現的一些證據，進一步作出了聖母殿祭祀的並非邑姜的結論。
那麼，如果不是邑姜又是誰呢？彭海認為，只是一個地域性的民間俗神，只因為宋朝統治者的倡導和祈雨屢驗、庇護一方的靈性，才逐漸香火鼎盛。其實，聖母殿在山西其它地方也有，例如，原平五峰山壽寧寺就有聖母殿，傳說是由民間的線姑娘坐化，主管風調雨順，殿中同時供奉著龍王像，原平每遇大旱，鄉民多來此祈雨。
那麼，一個用來祈雨求子的民間俗神又是如何取代唐叔虞佔據晉祠主祭神的地位的呢？這先得從叔虞祠的地理位置說起。歷史典籍中多次指出，叔虞祠“枕山際水”，“前臨曲沼，後擁危峰，”而且還提到了祠前有周柏，再加上其它一些證據和推斷，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過去的叔虞祠就在今天的聖母殿這個位置。
極具傳奇神秘色彩的明代嘉靖八年狀元羅洪先曾為晉祠留下一首極為隱晦的詩：“懸甕山中一派清，龍蟠虎伏隱真明，水飄火劫山移步，五十年來帝母臨。”詩的後兩名句或許對我們有所幫助。
太平興國四年，宋太宗攻滅北漢之後，火燒被稱之為“龍城”的晉陽，拔龍角，釘龍脈，次年又引汾、晉之水衝灌晉陽廢墟。
宋景德年間，太原地震，據說懸甕山移步半里。移步，用今天的說法，應當就是山體滑坡。懸甕山之名緣于山腹有一巨石，形如甕形，可惜巨石毀於宋仁宗年間的一次地震。
天聖初年，趙宋王朝在翼城縣故城村叔虞真正的始封地重修唐叔虞祠。天聖六年，又在翼城縣剪桐坊新建唐叔虞祠。與此同時，唐叔虞祠改祭民間俗神，也就是後來的聖母，取代了叔虞主祭神的位置。而天聖年間距“水飄火劫”的太平興國四年恰好是五十年。
對民間祭祀宗教的禁絕和引導，始終是歷代專制政權維護安定的重要問題。趙宋王朝的用心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或模糊晉祠山水人格化的表徵——唐叔虞神靈，改變和剷除晉祠祭祀的主題思想，從而消除太原危及其統治“盛則後服，亂則先叛”的心理基礎。你能想像當年李淵去跪倒在一個民間女神的腳下祈禱興國安邦、平定天下嗎。
當年宋太宗平定晉陽之後，也曾仿效唐太宗立碑晉祠的做法，由趙昌言撰文，張仁在書丹，刻了一通《新修晉祠碑銘並序》立於唐碑之東，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太平興國碑》。民間傳說，當地人民痛恨宋太宗焚燬晉陽，暗中破壞，以至《太平興國碑》幾乎成了一塊無字碑，並最終在清代失去蹤跡。
聖母殿南方百餘米，有王瓊祠，祠前有兩株古銀杏樹，相傳是明代重臣王瓊親手所植。
嘉靖初年，已經63歲的兵部尚書王瓊獲罪謫戍綏德，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沉重打擊。在綏德的五年裡，王瓊“世態浮雲一笑看”，產生了棄官歸隱的念頭。
王瓊的長子按照父親的意思，於嘉靖五年在晉水之濱建造了一座私家花園，園內遍植翠竹與水稻，花園以王瓊之號為名，稱作晉溪園。第二年，王瓊被恩准還籍為民，被貶五年的一代名臣終於得歸故里。
王瓊在晉溪園裡山水怡情的田園生活僅僅持續了近一年，嘉靖七年，因西北邊事緊急，又被朝廷起用，授兵部尚書督陝西三邊軍務。王瓊又以70高齡為安定邊防馳騁西北疆場四年。嘉靖十一年，王瓊死於吏部尚書任上，諡恭襄，建專祠於晉溪園之西。後來，晉溪園改為晉溪書院。1992年，當時的太原市地方官員出於發展經濟的考慮，在晉溪書院舊址上新建了太原王氏祖祠——子喬祠。
另一個將私家別墅建在晉祠的是唐代大將尉遲恭。兩次救駕於危難之際的尉遲恭曾跟隨李世民征戰十餘年，也曾箭射齊王李元吉，持槊逼宮。為此他深感殺戮太多，惶恐間多有悔意，於是向高僧智滿請教：“割絕他命，敢問還否？”答曰：“將軍有悔心，天啟之也。”再問：“若齋僧建剎如何？”智滿回答道：“一念善心生，獲福無涯矣”。於是，尉遲恭將其別墅改建為梵剎，並由唐高祖賜名為奉聖寺。寺內有尉遲恭的掛甲松，至今尚在。
1213年，蒙古兵攻太原，奉聖寺毀於戰火。元代由高僧洪智重建。1950年，佔據奉聖寺的一所療養院以寺廟殘破，不是文物為由，強行拆除了寺院的全部建築，山西省曾就此事通令全省從此事中吸取教訓，保護文物。
八十年代初，或許出於一種拾遺補缺的心理，在老市長嶽維幡的提議下，將幾座不同地域、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古建築遷建於奉聖寺原址，對此，學者們多有微詞，但願破壞和重造文物的行為以後再也不要發生。
劉大鵬生逢亂世，依然自甘淡泊，窮年累月，跋山涉水，遍搜廣求，在古蹟湮沒、文獻零散的情況下，僅憑藉個人的力量，於重重困難之中，歷時五年，終於完成了唯一流傳於世的《晉祠志》。然而，這樣一部豐富完整的晉祠史料集，卻長期未能刊印。直到1979年，才由慕湘、呂文幸整理點校，於1986出版。
登上懸甕山，舉目遠眺，只見今日滿目水鄉田，不見當年紅牆碧瓦，唉，幾時卻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朋友笑道，想什麼呢，那麼出神，我笑笑說，好紅的雲霞，他說，是啊，是夕陽染紅了它，我說，不，不是，是一千年前的火焰映紅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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