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課堂裡，老師會用普通話為我們授課；打開電視機，主持人會用普通話為我們播報新聞......
生活中，普通話無處不在，溝通自我與世界，聯繫你我他。
然而，沒有一個地域的普通話不受當地方言的影響，儘管仍是普通話，人們依然能從吐字與音調裡找到習焉不察的鄉音。
銀川普通話也是如此。
作為移民城市的銀川，它的普通話，有多少本地方言的影子，又受到多少遷居者的影響呢？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因素，造成我國漢語方言複雜、分歧嚴重的現實。
《中國語言地圖集》將我國漢語方言做了比較細緻的劃分，有學者提出西北官話作為官話方言的一支，範圍宜縮小到只包括甘肅蘭州、寧夏銀川等地的方言，稱“蘭銀官話”。
“蘭銀官話”:清入聲派進去聲，濁人聲派進去聲（次濁）、陽平（全濁，分佈在甘肅、寧夏部分地域，如蘭州、銀川、張掖等）。
銀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話靠攏的過程中曾經出現了一個過渡性的語言流派，即“寧大話”（寧大指寧夏大學）。
“寧大話”是社會上學說普通話不太標準的語言現象的一種概括，它不是一個學術概念，有關部門在尚未定出一個更科學的術語之前，先暫時使用這一概念，追尋分析這種語言現象。
“寧大話”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因為說這種話的人是力圖在說普通話，但說得不好，有很明顯的方言色彩而受到大家的嘲笑。
“文革”中，銀川的普通話又有一定的規律，於是，大家把此種話冠名為“寧大話”。
其實它並不只屬於寧夏大學，並不是寧夏大學的“專利”。
作為一種語言現象，它有其自身固有的規律，它的母語是寧夏境內說方言的人說得不太標準的普通話。
當時寧夏境內的方言研究尚不深入，方言與普通話的對應規律尚在研究之中，對大家的理論上的培訓就更不夠了，於是可以說是學說普通話的一個必然過程。
如今，研究這一語言現象，對提高和普及普通話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對揭示寧夏境內方言內部規律更是非常必要。
“寧大話”中保留了很多寧夏境內方言的一些深層次的語言現象，又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必須把它記錄保留下來。
它可以揭開方言固有現象表層，把內部演變情況顯示出來，讓人們更清楚地看到它的演變過程，因而有著很重要的學術價值。
原寧夏語言學會副會長馬學恭，對銀川普通話有著自己的見解。
他認為銀川話源遠流長，其形成經歷了寧夏的幾次大的人口遷徙，使它在有“江南之風”的同時，又與“吳、湘”方言類似。
“寧大話”是在新派銀川方言的基礎上說普通話，也具有特色，它是發音不太標準、有濃重方言色彩的普通話。
在“文革”時期，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寧夏大學的學生也參與到當時的社會活動中。學生們進行演講、辯論，頻繁的語言交流，使得寧大說普通話蔚然成風，他們努力的說著不太標準的普通話。
馬學恭認為，不能把“寧大話”作為笑料，“寧大話”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會進步意義，從語言學角度分析。“寧大話”在客觀上為推廣銀川普通話做出了貢獻。
改革開放後，寧夏大學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全國各地學生和教師，社會的發展和語言環境的改變，使得“寧大話”逐漸向標準普通話靠攏，“寧大話”也隨之淡出校園。
銀川話屬於北方方言，與普通話差別不大，大家都能聽懂，又和其他方言明顯不同，這會讓當地人產生一種親切輕鬆的感覺，會很快喜歡並接受它。
同時，由於歷史的變遷，使得銀川地方方言分成老派銀川話和新派銀川話，他們之間的互動也存在著細微的差別。
比如：標準普通話說“水很涼”，“寧大話”卻說成“睡ba得很”，又如：普通話中的“街”發（jie）音，銀川話發的是（gai）的音。
老派銀川方言中的“北、百、白、掰”幾個字全部發（bia）音，而（bia）音在新派銀川方言中已經消失了，這四個字發各自的音，北發（bei）音，百發（bai）音。
久居銀川的老人常能聽到這樣一段順口溜：“一出北門走了一百步，拾了一百塊錢，買了一百個西瓜，掰開一看，白籽白皮白瓤，白白花了一百塊錢。”它用老派方言讀（bia）音就會別有一番地方語言趣味。
而像“去”、“隔”兩個字在老派銀川方言中發（ke）、（ga）音，在新派銀川方言中也已不再發這樣的音了。
因為新派方言有語音、語法，成系統，具有絕對優勢，老派方言漸漸被其取代。
“寧大話”中的一些本土方言詞彙容易讓人誤解，如：普通話中的溫水，銀川話卻是兀（wu）都（du）子水，有時候人們就聽不懂；銀川話的“黑（he）油（you）麥（mia）蚱（zha）”，普通話是蟋蟀。
還有些有意思的日常用語方言，至今還被一部分老銀川人沿用，比如：“討吃毛”不是指乞丐，是指具有乞丐習氣的人；“二百五”是指說話做事不能把握分寸的人；“死皮子”指無賴，“倔乎頭”指性格倔強的老頭兒；“嗇鱉”是小氣毛，“無二鬼”是指好吃懶做，遊手好閒，甚至有偷雞摸狗行為的人；“身上有了”指女人懷孕；“羞先人”指辱罵祖宗；“幹球蛋”比喻不管用。
還比如“酒行令”是銀川人在飯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種喝酒娛樂方式，如：一心敬你（點點元）、哥倆好、三星高照、四季發財、五魁首、六連高升（六六順）、七巧梅（巧巧端）、八抬關、九葉子紅、滿堂紅等濃厚且頗具趣味的銀川話，成為銀川人酒局飯桌上的一道獨特風景。
銀川普通話的形成還與寧夏解放後的三次人口遷徙有著密切的聯繫。
第一次人口遷徙是1952年～1954年，北京市政府組織了一批移民來銀，稱為“北京移民”。
他們帶著不管是標準的北京普通話還是北京土話來到銀川，與銀川地方方言發生語言碰撞。今賀蘭縣金星農場就是當年北京移民興建的，如今生活在那裡的人都還說著一口京味很濃的北京話。
第二次人口遷徙是在1956年～1958年，國家為支持寧夏的經濟建設，從外地調來了很多支寧幹部，僅上海支寧的“文教大隊”就來了三批，大約有1萬人。同時，沿海許多大廠也遷到內地銀川，如銀川橡膠廠、長城機床廠、長城鑄造廠、銀河儀表廠、西北軸承廠等。
此次遷徙有職工及家屬達10萬人之多，為銀川最大的一次外來人口遷徙。
在1956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中，浙江的一大批知識青年來到銀川和永寧縣插隊落戶，也把他們的鄉音帶到了銀川，此為第三次外來人口大遷徙。
60年來，銀川經過幾次外來人口大遷徙的融合、交流和社會經濟的進步發展，使銀川普通話逐步走向規範、標準。
馬學恭這樣評價銀川方言：國家在大力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並不意味著要有意加速方言的消亡，恰恰相反，方言作為漢語自然發展的一種形式，在各方言區還有著長久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生存空間。
方言與家、根、鄉親血肉相連。
在方言區，普通話與方言各有自己的運用場合，各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們之間協調發展不是不可能，關鍵是要把握好各自的場合，以及運用或限制運用的“度”。
文章作者系寧夏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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