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學本身就是溝通工具，
但如果說它過於奇特、過於講究差異，
那麼它的一部分溝通功能就消解了。
我認為寫作者的生活應該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閱讀以往的經典文學作品；第二，安靜地寫作，通過一點一點的書寫，建構一個自己的世界與空間；第三，光在書桌前寫作還不夠，杜甫老先生曾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說寫作者也應當背上行囊，一個人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到生活的最深處，走走、看看、想想，這是一個寫作者的本分。
今天，讓我給大家講文學，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過去，比如八十年代，講文學是比較簡單的，全社會對於“文學是什麼”、“文學有什麼作用”這些命題並沒有太多歧義，大家有一種共識。但今天，消費主義盛行，與此同時，伴隨的是多元文化。所謂多元文化，便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對文學、文化設定自己的標準。而且，不同的人、機構出於不同的目的也會推崇、“擴張”不同的文學標準。
比如，微博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有人宣稱，這個時代是段子的時代。段子手通過微博發段子，而微博只能造一百四十個字。再比如，有些人力圖出版帶有更多圖畫的書，因為現在沒有人有耐心認真讀那麼多字，並認為讀圖時代已經到來。其實讀圖從猿猴時代便已開始，因為當時還沒有文字，到現在，已經過了幾百萬年了。
與此同時，閱讀的目的似乎也在發生變化。以往，談及文學之功用，大概都會說到“豐富情感世界”、“加深對世界與生命的認知”、“提高審美能力”等。可現在，有些人會說，我不需要這些東西，不過是混混時間而已。因而談文學，就變成了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所以說，當下是一個缺乏共識的時代，那麼談到文學，便缺乏會心的討論。
有人曾問布魯姆贊同哪些文學，他說，要說清楚贊同什麼文學很難，倒不如先說說反對什麼文學，於是一口氣說了四條。
第一條，反對新批評。他當然可以反對新批評，因為批評方式與立場不同。
但接下來一條，他居然敢說反對女權主義。女權主義，我想現在一般人是不敢反對的，因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正確，就像你不能有種族歧視一樣，同樣你也不能質疑女權主義。
第三條，反對絕對的文化多樣化。有人說，文化多樣化要怎麼反對？他說，我就是要反對。實際上，當下很多成功的作家與作品都是基於文化多樣化才產生的。比如，這些年在世界文壇上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家與作品，很多都不是來自於我們過去所習慣、所理解的歐美、傳統與主流，像萊博爾、土耳其的帕慕克、還有石黑一雄等人。這些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多元化是巨大的推動力。但布魯姆這樣一個權威的批評家仍然提出要反對絕對的文化多樣化。
第四條，反對一切哈利波特文學。為什麼？因為這些都是二流、三流的小說，而讀這些小說意味著將會損失讀一流作品的時間和可能。更何況當下娛樂日益豐富，佔用了越來越多的時間，那麼也就是說閱讀時間相對過去越來越少的同時，還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讀那種所謂流行的作品。實際上，對於這些作品的出版者、寫作者而言，它們有著很大的商業價值，但能夠提供給讀者的價值卻是需要質疑的。
舉布魯姆的例子，其實就在於說明我們對文化、文學的理解可以如此的不一樣。所以說，在這樣一個眾生喧譁的時代，每個人只要說出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一些膽子比較大的、銳利的話，反而可能聞世。基於這樣的原因，今天我才敢來這兒說這麼長一段辯護詞，從而為自己的膽怯辯護。
我從2005年開始寫《機村史詩》。寫完《塵埃落定》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自己在做出版商，主編了四五種雜誌。《塵埃落定》於1994年寫完，隨後有七八年的時間我基本上沒有寫過什麼，中間只寫過一本中篇小說，叫《遙遠的溫泉》。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作家代表團去日本訪問，住在溫泉酒店裡，那時我便想開始寫小說。
《機村史詩》當時被命名為《空山》，這個命名實際上存在著問題。因為中國文化的文字歷史太長久，所以用到一些字詞的時候需要反覆斟酌。即在前人無數次使用一些字詞，且非常成功之時，也就意味著這些字詞已經被負載了一層意義且被接受下來。
因而當我運用“空山”二字時，別人可能會說，“哦，王維啊，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當時我並沒有體味到“空山”這一詞所具有的附加象徵意義。不過是覺得自然界的力量強大，在自然界的永恆之存在當中，人的悲歡離合——也許痛苦、也許歡喜，不過是一種短暫的存在，是一剎那、一彈指。但王維是大官、是功成名就的詩人，在長安城裡辦公累了，毅然回到他的輞川別業，然後“獨坐幽篁裡”，這表明它是一首通禪悟道的閒詩。
顯然，我與他所要表達的情緒是不同的。所以說，使用漢語要小心，使用歷史悠久、產生傳統文化積澱的文字更要小心，因為很有可能遇上前人已經附加上象徵意義的語詞。如果使用不夠謹慎，讀者可能會對作品產生誤解。因而，我和曹社長商量，才有了現在這個名字。
那麼在我寫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想要追求的是什麼，時刻注意的是什麼，或者說我想避免產生的寫作問題是什麼？
首先，這部小說寫的是邊疆地帶、偏遠農村，而且是少數民族。它似乎離我們非常遙遠。那麼“遙遠”便有可能產生兩個結果：一是徹底地漠不關心。太遠了，因而跟我們沒有關係。二是，關心，但是完全把他們當成他者或異族，只看作是生活的反面。如若這樣理解，就會產生番邦等等的誤會。那麼寫作的時候，如何避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是我非常注意的。實際上，寫作就應當要考慮到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尤其是作品在和讀者接觸的時候會產生什麼樣的摩擦和“火花”。
其次，領會的偏差可能會影響寫作。其實，很多關於邊遠鄉村的各種題材的作品，其寫作者嚴重地脫離實際。為什麼？因為很多寫作者害怕讀者不能領會自身寫作的意圖或擔憂寫出來的真實的東西不夠戲劇性，衝突不夠強烈，便通過想象添加些虛假的成分，甚至揣摩讀者喜歡什麼，從而以期對想象中的讀者群構成吸引。所以就使本身可以寫的很好的東西變得很奇怪，變得風情化、風俗化、虛假，這些作品表面可能很熱鬧，但內裡是蒼白、空洞的，或者說只關注一些戲劇性的事件而忽視了對人本身的深入分析與解剖。這也是我寫作時時刻刻警惕著的。
小說創作應當有豐富的層次，不僅包括小說技術層面，也要有更深層的考量。如談及描寫人物，怎麼寫外在形象、怎麼表現心理描寫、如何抒情或思考？是應當考慮的，但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剛才說的那兩個問題，那麼不管在細枝末節的技術上掌握得多麼好，作品的意義是不大的。因為這樣只能停留在昆德拉所說的遊戲層面，沒有上升到道德、歷史評判層面。
中國人討論文學，往往會涉及“題材”，我卻最怕聽到這幾個字。小說哪是題材啊？小說是語言、是意思、是思想。題材分類並不能分出小說的優劣高低，軍事題材和愛情題材怎麼比？我一開始寫少數民族，也並未想這屬於何種題材。當然，當代文學的確要寫出其特殊性，但特殊性是自然存在的。比如，寫人生活在某個村子裡，在某種地域環境中，他吃什麼、穿什麼、想什麼問題、走過哪些地方，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他過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民族特性和地域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強調，是不言自明的。
但現在我們過於強調地域特性，反而未能思考和深入到內在的、文化的、心靈的層面。吃的、穿的東西不一樣，這是地域、文化、民族的差別，但最為基本的問題是生老病死，是生存，這些是共通的。如果我們能夠提到這樣一個層面來書寫人的命運，那麼那些特殊的東西其實也都具有了普遍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簡·愛》。那些住在城堡的西方美女把自己腰弄得那麼細、胸弄得那麼挺、裙子撐得那麼大，而有些人住在草房子裡、困窘拮据。這些都是差異，但她們最終面臨的人生最大的困境卻是一樣的——愛情。所以說我們的基本問題——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在終極意義上是一樣的，儘管有著不同地域、文化、職業，甚至不同語言文字。
那麼文學創作也就具備這種普遍性與共同性的前提。就像現在我們會閱讀很多國外作品，這些作品傳達的是另外世界的生活經驗和人的生命體驗。讀俄國小說，講的是俄國；讀法國小說，講的是法國；讀西班牙小說，講的是西班牙……當然，這些作品表達的思想、情感以及表達方式，肯定與中國有所不同。
比如說，聶魯達寫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其中的愛情詩和中國人寫的是不一樣的。唐詩裡面為什麼總是會寫男人之間的友誼？他們是同性戀嗎？有的外國人真的會這樣想。但是這些差異並不會影響經典文學在世界範圍的流行。所以說，文學需要特殊性，但特殊性裡也要注意普遍性。可以講求個別性、差異性，但不要過度。
我不能說自己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我一直有這樣一個意識。文化、文學本身就是溝通工具，但如果說它過於奇特、過於講究差異，那麼它的一部分溝通功能就消解了。所以要看一個文本是否成功，那是否能夠引起大部分讀者的共振便是一個重要的考察面向。
實際上，文學作品，不僅僅涉及人和人的關係，因為既然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就還處於跟自然的關係中。而這一點，在我們的文學傳統中，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如果要說傳統中有，那麼古典詩歌和古代散文中就有很多名篇。但也可以說沒有，看看小說傳統便知。
像《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聊齋志異》，所有這些作品，除了《西遊記》沒有那麼明顯外，其他作品都濃重地體現出中國的文化特點——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琢磨、互相算計。但是另外的那個世界呢？消失了、不見了。後來，發展到武俠小說，很多人讚歎俠義精神。可一個社會若只剩下歌頌俠義精神，那這個社會就很危險了。
這不是我說的，是老子說的。《道德經》中推崇“道”，道是一種自在、雄渾的天然狀態。野馬也，塵埃也，是生機勃勃的、安靜自在的。但是老子說，“道”是好，但我們守不了道，既然守不了道，那麼就講到“德”，“德”是一種溫和的規勸、教育。德有很多“禁忌”：規定這個不要做，那個不要做——別人包裡的錢不是你的；看到漂亮的姑娘走過去但已經有男朋友，你就別想了。諸如此類。
老子是個悲觀主義者，說“德”也守不住。那要怎麼辦呢？用強制手段——法。看到不該看的東西，把你眼睛摳下來；碰到不該碰的，把你的手剁了。可老子又說了：“法失而求之義。”即法都堅持不住之時該如何。國家在、國家有威權，且行政機構運行有效，法律才能真正地施行，才有管理效果。
若國家不能保證法律運行，只好演《三國演義》了。劉備、張飛、關羽從桃園出去，何去何從？這個世界太黑暗了，隨時有人想取我的性命，隨時有人想謀我錢財，隨時有人想淫我妻女。國家指望不上，法指望不上，指望什麼呢？——義。但是它的意義卻是極其侷限的。
《水滸傳》中，我們歌頌李逵對宋江的忠心耿耿。江州要殺宋江了，李逵去劫法場，他是怎麼劫的？一雙板斧掄著開路，殺進法場。背上宋江哥哥，又是兩把板斧開路，一直殺到碼頭，上了船。他救自己的哥哥，是義。但是，那些旁觀殺人的百姓又沒害你的宋江哥哥，最多想看你宋江哥哥怎麼吃一刀，你一路就殺這麼多人，這是幹什麼？這便是義，只對兄弟兩肋插刀，對別人卻無所不用其極，沒有普遍的仁義。這是中國小說所缺失的。而今天，很多人還把武俠小說當做一種特別高級的東西，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武俠小說內含著封建腐朽的思想。
而在當下，處於現代社會中，如果還寫什麼義，那便仍然是封建時代。若不是寫國家、現代社會，只能叫做寫“江湖”。而“江湖”是不辦大學的，辦了大學就是為了讓江湖社會變成法治社會、變成現代社會。所以在寫這第二本書的時候，我就想一定要寫出“現代”。但當下的現代化太物質、表面化了——跟上巴黎、米蘭時裝週發佈的流行色，換一部新款蘋果手機……現代化並非如此單薄、表層。變成充滿現代性的人，才是真正的現代化。
因而不管是怎樣小的題材，我也力圖寫出更為深層的現代意識與現代觀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愛心。中國人長期的傳統觀念就是小範圍的愛，只愛幾個人，對絕大多數人是不愛的，已經失去了廣泛地愛世界的觀念。既然我們不愛世界，世界也嫌棄我們：不給我們乾淨的空氣、乾淨的水、乾淨的土地……所以亟待提倡的現代的愛不是少數幾個人的愛，而是身邊有株樹，我們不能不愛；身邊有顆小草，我們不能不愛；身邊有隻鳥，我們不能不愛……因而我也在小說中展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
《機村史詩》中，有八十年代的另外一個角色——森林。這是我家鄉的真實情況，大量的森林在不斷消逝，直到1997年長江發大水，國家層面才認識到：森林不能亂砍，或不能砍掉太多。所以從1997年才開始保護長江中上游的天然環境，才開始重新恢復這些資源。
而小說的書寫背景就是這一片地區及其遭遇：先是遭到大量的亂砍濫伐，包括國家的企業、私人公司、個體戶，幾十年裡刀斧相加，毀掉了森林，也毀掉了生存環境。還好到1997年以後開始覺醒，又是當年這些拿著斧頭砍伐掉森林的人、又是這些當年制定砍伐森林的政策執行人，贖罪一樣，來重新恢復這些森林。有政府、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公司機構，甚至，現在很多民間公益組織招募志願者，參與其中，致力於在窮鄉僻壤恢復自然生態。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當下亟需得到重視的，尤其對中國而言。但是中國當下的小說，寫得好的小說、寫得不好的小說，“自然”還是缺乏的。
我個人認為這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說寫作的過程中，會著意重視這些方面，也希望這樣的一點點努力，會讓這個正確的觀念慢慢滲透、影響讀者的信念。所以有時候有人會說，阿來的小說有“神氣”。我認為，只要很好地熟悉大自然，不僅僅把大自然當成一片風景，而是當成一個與人相伴同生的生命體，那麼便能感知到“神氣”了。
通常而言，一提及神，就會想到宗教，但實際上，在歐洲的古典哲學歷史上，有“自然體系”的說法。說到“神氣”，還有過一個故事。量子論提出之前，物理世界是充滿規律的——一個細胞打開，一個原子打開，發現小的圍著大的轉；宇宙也是這麼安排的，行星圍著恆星轉、衛星圍著行星轉、月亮圍著地球轉、地球圍著太陽轉，太陽圍著宇宙銀河系的中心轉、整個銀河系又圍著宇宙更大的轉。
但量子論提出後，發現量子很調皮，只管轉圈，所以世界上所有東西都靠它的轉圈來維持一個恆定。過去的所有東西都測得準、算得清，但量子論測不準、算不清，因為根本不知道它的下一步會走到哪。由此愛因斯坦就叫了一聲：“上帝啊！”因為他原來認為只要有了廣義、狹義相對論，就能把物理世界的一切說清楚了，但這足以讓他的相對論理論出現缺陷。這個消息傳到梵蒂岡、傳到羅馬，便有了“你看，愛因斯坦這麼厲害的科學家都信上帝了”這樣的說法。愛因斯坦不得不出來說：“親愛的教皇，我說的不是你們貢在神壇上的上帝，我說的是斯賓洛莎說的那個充滿自然神氣的那個上帝。”
人本身和偉大的自然界有很大關係。人類的生命構造、情感、意志、精神，甚至肉體當中，最美好的那些方面都充滿神氣。這神氣是什麼？它是形而上特質的、崇高的、莊嚴的。我嘗試努力在我的小說中寫出這樣的特質。寫不寫得出？我想多少寫出了一些，但要言達到理想中的境界，我想還差一點。那有什麼辦法？創作本身就是一個遺憾的過程，只有在下一步中才能有所改變。
阿來，藏族，1959年生於四川阿壩藏區馬爾康縣。做過鄉村教師、文化局幹部、雜誌編輯、主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著有《阿來文集》（四卷），詩集《梭磨河》，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格拉長大》《遙遠的溫泉》，散文隨筆集《就這樣日益豐盈》《看見》《草木的理想國》以及非虛構作品《大地的階梯》等。
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茅盾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獎項。現為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為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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