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革命生涯的指路人邊江
作者 王敏
回首往事，歷歷在目。那是1945年“八一五”東北光復之時，17歲的我正在營口市女高讀書。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影響，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那天，營口拉響警笛，街上的日本人都突然站立不動，低頭落淚；學校也毫無預兆地停課。我揹著書包跑回家中時，父親高興地將我拉到跟前，把過去從來不敢吐露的事實告訴了我。我聽後高興地拍著手跳起來，說：“原來我是中國人！”
抗戰勝利後，市內到處都洋溢著喜氣洋洋的景象。我市原地下共產黨員張霖、邊江、卜昭敏、陶冶、汪明等老同志都公開出面在女高大禮堂（即現在的一高院內）組織宣傳學習班，後改稱為“軍政學院”。當時有學員近500人，多數是教師和學生。由於我父親與張霖同在花英臺小學任教，和張霖、邊江等人很熟識，就立即安排我去參加學習。當時參加學習的女高學生很多，邊江同志便親自關心、指導我們的學習生活。通過學習，使我很快地接受了革命史的教育，從心底裡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堅定了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此後，我和班上的另外幾名同學，便與邊江同志生活、工作在一起。
那時，市婦聯在原海關大樓（現國際酒店）辦公，工作的重心是：解放營口紡織廠、菸廠女童工和雙廟區童養媳。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吃飯無定時定處，睡覺也沒有床，邊江和我們同吃、同住,共同睡在地板上。期間，邊江同志一直充當著“慈母”和“嚴父”兩種角色。我們當時年齡都比較小，邊江母親般照顧我們的飲食起居；而指導我們學習工作方面卻極為嚴格，每天晚飯後會佈置第二天的學習內容和工作任務，教授我們如何發言並總結自己的工作。在她的耐心教導下，我的工作能力得到逐步提高，很快就可以獨當一面了。她還把我列入發展黨員對象，經常找我單獨談話，給我講共產黨的宗旨及共產黨員的光榮使命。經過黨組織的多方考驗，由邊江同志做入黨介紹人，我於1946年2月光榮地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1946年1月8日，國民黨第五十二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攻進營口近郊花英臺村附近。中共營口市黨政機關第一次撤出市區，轉移到大石橋東部山區和海城縣析木城一帶。在撤退中，邊江同志帶領我們最後撤出，到大石橋後又不辭辛苦地為我們逐個安排食宿。營口第二次解放後，她又奉命帶領我們返回營口市府大樓開展勸降工作，那時往返是沒有車的，多是步行或坐大馬車，一路上很是辛苦，但她卻毫無架子，始終與我們一同克服各種困難。1946年3月21日，國民黨新六軍（缺二〇七師）、第九十四軍第五師、第七十一軍第八十八師等部，分幾路向鞍山、海城、營口進攻。面對敵我力量的懸殊對比，中共營口市委提出暫時放棄城市、保存力量、爭取最後勝利的決策，再次撤出營口。其後，我們到岫巖海城一帶做衛隊後方工作，邊江同我們一起遇山爬山、遇河下水，一天吃不上一頓飯，可每當百姓派飯時，她都讓我們先吃。邊江同志的這種不怕苦、不怕累，時時刻刻以身作則的精神，更加堅定了我不畏困難、堅持到底的革命信念。
如今，邊江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幾十年了，但她那種忠於黨、忠於革命、關愛同志的精神和不畏艱辛、一心為革命的形象，將永遠牢記在我的心中！
本文選自《營口春秋》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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