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國家倡導構建親清型政商關係到底有多重要，從清代一起政商合流的醜劇中就可以感受到了。
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城裡死了一個匠戶，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開發商。雖然他不是什麼官場風雲人物，喪儀卻極為風光，轟動了整個京城。達官貴人接踵而至。看看參加葬禮的陣容就知道有多威風了：內閣學士許王獻親自主喪；大學士徐本、趙國麟領漢九卿至靈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陳浩裡外奔走，陪弔數天，連權勢炙手可熱的三朝元老、大學士張廷玉也差人前來送帖......漢尚書、侍郎等九卿中除極少數頭腦敏銳的官員託故未來。就等於是九卿會喪。
本來，清代儀禮規定等級極其森嚴，在喪儀上更是具體。如此隆重的九卿會喪，帝、後駕崩才得使用。除帝、後外，王、公亡逝亦可會喪，但規模小得多，僅由皇帝遣官至墳祭。公以下各官，無旨一律不得會喪，庶民百姓更不得會喪。
然而，為什麼竟有眾多朝臣不顧禮法前來為一個“開發商”送葬呢?原來，這個“開發商”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屬下一個鑿石匠。雖出身微賤，目不識丁，卻有一手絕技，成為興辦皇室工程的總代理，掙下了萬貫家財。偏偏這俞君弼膝下無子，生前認了幾個“義孫義婿”，他這一死，“義孫義婿”爭奪不休。其中有個義女婿許秉義人很狡黠，他一心想獨霸幾萬金家財，便與內閣學士許王獻聯宗，他們一商議，決定“遍邀九卿往吊，欲借聲勢彈壓俞姓族人”。這些官吏可不是白來的，凡參加會喪大臣每人謝儀五百至二千兩銀不等，並承諾奪得財產後另有重謝。這在當時官員們工資收入不高的情況下，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況有內閣學士相邀，九卿又何樂而不往?於是便演出了這場九卿會喪的醜劇。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紙裡是包不住火，醜聞很快傳到了乾隆的耳朵裡。把個血氣方剛的乾隆氣死了。如此多人違制，也不能都開除了。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師九門提督、兵部尚書鄂善前往調查處理。
哪知，順天府尹張鳴鈞聞知此時，在沒有上奏請旨的情況下，先下手為強，私差人前往俞宅辦案，沒收了二萬兩銀子。而禮部侍郎吳家駒參加會喪後，聽到風聲不好，又恰逢丁憂，便將分給他的炭金席捲，溜之大吉，回鄉奔喪去了。而其餘參與的官員們也不敢再討要銀兩，都在忙著追毀原帖，扮作清康。
這一切，鄂善很快審明，請旨拿出了處理意見：將張鳴鈞的交部察議，義女婿許秉義論律懲處，內閣學士許王獻、禮部侍郎吳家駒、詹事陳浩革職拿問。之後，乾隆又特下諭戒飭九卿：“身為大臣，而向出身微賤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十二月再次重申：京官“除親友及同朝者仍照常慶弔外，其有交結富室大戶，希圖肥潤等事，照不謹例革職。”顯然，乾隆給官員們界定的很清楚，不得再與富商大戶有非法勾結。
乾隆對鄂善迅速處結此案也很是滿意，認為他“幹練、廉潔”，特賜“紫禁城騎馬”。自雍正朝以來，這個榮譽只有六十五歲以上的權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榮，可見乾隆的重視之至。到此，這件醜聞似乎該結束了。
不料兩個月後，御史仲永檀突然上疏奏彈劾鄂善，說俞君弼嗣孫俞長庚曾託請鄂善，“送銀一萬兩，囑其照拂。”開始，乾隆不相信，因為他知道鄂善是自己倚重的大臣，不會辜負自己。認為仲永檀是在利用言官的地位誣陷大臣，不能任其所為。特命和親王等查明所涉人等，還鄂善以清白，懲治仲永檀等的誣陷之罪。
誰知經過一調查，鄂善的家人及知情者，都一一招認了。乾隆聞奏大怒，又親自提鄂善當面詢問，鄂善卻拒不承認。乾隆心生一計，引他進密室，好言勸慰說：“汝若實無此事則可，若有，不妨於朕前實奏，朕另有處置，而諭此數大臣從輕審問，將此事歸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認從其家人手中得銀一千兩。剛一招供，乾隆卻把臉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負恩至此，國法斷不可忽！”本來漢九卿受賄會喪富商，乾隆早已氣憤至極，現在自己親信的滿臣又受賄，更使他怒不可遏。貪汙一千兩銀事雖小，乾隆怒的是苦心培養的心腹，卻對他有隱私，“鄂善之重罪在於欺罔大不敬！”
見乾隆翻臉，鄂善心知不妙，在諸臣再審訊時，他推翻前供：“我聽諭旨雲：如果有受賄實情，可在朕前據實奏出，朕另有辦處，以全大臣之體。”“恐皇上辦理為難，是以一時應承，我實無贓私入己。”然為時已晚。乾隆聽說鄂善翻供，就更下了決心，命將鄂善拿交刑部，不久帶至家中令其自盡。
對於眾多文武朝臣，為得一個“開發商”的銀子，不顧朝儀以身試法的醜聞，乾隆顧及面子，予以了遮掩，給出的結果是：“仲永檀折內所奏大學士等到俞姓送帖弔奠一事，今查詢明白，全屬子虛”，不必追究。
至此，乾隆年間這起九卿會喪富商的醜劇總算平息了，可是所留下的教訓是深刻的，發人深省。
作者：劉永加，魚羊秘史簽約作者。文史學者，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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