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間，吳儀給鍾南山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我很喜歡她。在最困難的時候，她敢負責任。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幹好。”
知識分子都講“士為知己者死”，
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
所以我覺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幹好。
———鍾南山
文中時間均為刊出時間2008年。
兩會上，鍾南山走到哪裡都會被媒體圍追堵截。但當本報記者提出想讓他談一談吳儀的時候，他馬上點了點頭，跟記者約定了時間。
談起吳儀，鍾南山說：“我很喜歡她。”並表示，他有話想對吳儀講：“我想跟她說，我對得起你。”
“我非常喜歡她。”她非常尊重我們專家的意見，很謙虛地問我：“鍾院士，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跟吳儀熟悉起來，是在非典期間她開始接管衛生工作之後。
2003年春天全國兩會之後，那個時候北京出現了比較多的SARS病人，死亡率也很高。我就頻繁地飛到北京來幫助做一些工作。
這期間，我和吳儀的接觸有好幾次，其中她親自約見了我兩次。第一次是讓我詳細地介紹對SARS的看法和當時的情況，另一次是她希望治療SARS有經驗的廣東能夠派人來支援一下北京。
在SARS期間和她的幾次接觸中，我就非常喜歡她。
當時我對她非常強烈的感覺就是：她非常尊重我們專家的意見。一些官員總覺得自己是對的，當時非典的情況更是有些人想糊弄過去，但她卻是很謙虛地問我：“鍾院士，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她是非常誠懇的，非常虛心的態度。
我當時認為就應該把北京的力量整合，我說北京的醫療力量這麼強大，為什麼會搞成當時那個樣子？就是各搞各的，沒有協調好，比如說，一些病人需要集中，病人的搶救需要一些比較厲害的專家組成專家小組去參加、指導搶救，這都是需要整合的。於是吳儀在統一調配醫生、專家骨幹方面就尊重了我們的意見；在做決定時她給我的感覺是非常果斷。
當時包括把病人集中到小湯山、調配一些醫療隊到全國進行支援的決定，她認為對的，她就馬上去做。
另外，她提出“廣州的經驗多，你們能不能留一批人在這裡？”我的副所長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一直呆了兩三個月。
那個時候，衛生系統一片混亂，政府官員的講話老百姓是不聽的，政府處於失信狀態。但最困難的時候她站出來了。當時北京的疫情，我相信她是瞭解的，雖然她是副總理，但她是在全力推動消息的透明，推動全國的協作，推動境內外的合作，她是鼓勵這樣做的。
吳儀一個是讓我來向她彙報情況，商量怎麼應付當時的情況，還有就是她希望我來對公眾講一些話，因為當時一些發佈會都沒有人肯相信了，而我在電視臺講，群眾就會聽。
她讓我在全國的電視臺做了幾次節目。我用幻燈片來告訴公眾，全國SARS的情況如何，應該怎麼樣來防止感染，知識分子都講“士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覺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幹好。結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
在最困難的時候，吳儀兼任了衛生部長，她能把其他部門調動、整合起來，這一點我就覺得她敢負責任。她有這個優勢，這非常重要，這跟過去很不一樣。
“我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吳儀提出要把政府裡很多技術性、規範性等一些職能轉到醫學會等社會團體。
2004年底，我參加了一個歸僑的表彰會議，在會上見到她，她向我招手，叫我過去，她對我說：“你能不能夠來擔任中華醫學會的會長？”我當時一下愣了，因為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因為此前，中華醫學會的會長都是衛生部長來兼任的。
我跟她說，我年紀也大了，可以找一些比較年輕的來擔任這個職位；而且我人沒在北京，也未必方便。但吳儀跟我說，我認為你可以，你考慮一下吧。
後來，我以為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後來我又接到了兩次時任衛生部部長高強的電話。他說，我們在上海、天津等地徵求了一些醫學專家的意見，大家都認為你是能勝任中華醫學會會長這個職位的，吳儀副總理的意思是社會團體應該回歸學術化，讓它們搞學術、搞交流。所以，還是希望你能夠當這個會長。
吳儀的指導思想我認為是很對的，這些團體的政治性不要那麼強。所以，高強說了以後我就認真考慮了，除了高強的信任以外，在很大程度是因為我感受到了吳儀對我的信任。這幾年我一直都想找個機會親自告訴她，我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2005年中華醫學會第23屆大會上，吳儀來了。作為一個副總理來參加醫學界的會議說明了她對醫務人員的關懷和對醫務工作的認可，特別是在醫患關係緊張的情況下，這是很難得的。吳儀在當時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看法，要把政府裡很多技術性、規範性等一些職能轉到醫學會等社會團體。這個提法我們非常贊成，並且把她的話當作我們努力的方向。這次溫總理也在報告中提出來了，要發揮各種學會的作用。我們都非常高興，因為很多職能其實都應該是醫學會來做，而不是給政府來做。
吳儀對醫學會工作的推進極大，根據她的指導思想，醫學院第一是服務，第二是民主，以前醫學會像官衙門，這個在她的指導下變化很大。
向抗非專家鞠躬致敬
當時坐在前排的吳儀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們彎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我對吳儀感受很深的還有一個她的講話，在2006年9月份，在有關醫療改革的一個學習會上她講到，“搞好社區醫療和鄉鎮醫療是解決看病貴和看病難的瓶頸”，這句話我覺得極為深刻，一下她就切中要害了。在滿足了社區醫療和鄉鎮醫療的設備和條件後，看病難、看病貴就能解決了。在一兩個月之後，高強也講了這個問題。而吳儀在他講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了。
最近一次見到吳儀是去年9月14日，在北京國安劇場舉行全國衛生系統文藝匯演。當節目演到廣東省中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音詩畫《永久的思念》時，我們十位在非典時期工作比較突出的專家被請上臺。當時坐在前排的吳儀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們彎下腰，深深鞠了一躬。當時坐在她周圍的高強等其他官員也跟著紛紛起立，朝我們鞠躬。那個情景，我非常感動，一直到現在都難以忘懷。
我當中華醫學會會長已經快3年了。如果有機會見到吳儀，我只想對她說一句話：“我，對得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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